机会主义者的胜利

　　也许，只需要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就足以完成天壤之间的转换。

　　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之外的偶然，成就了你心底梦寐多时的想法。

　　在别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在你眼中却可以看出它改地换天的价值。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商机，说明你眼光的独到。

　　坚持别人没有发掘的价值，正反映你的高明。

　　商场中的机会，也许并不罕见。只是机会背后的故事，则可以看出一个企业家的处事情怀。

　　编剧干成了男一号

　　口述|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 熊焰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没有人生中一系列的机会，我根本踏不上今天的职业道路。

　　世纪之初，北京市要对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进行改制——它原来是事业单位。主持这件事的是时任北京市科委主任、后来北京市副市长的范伯元。一次闲聊，他说起市科委2002年想做的工作，其中就有这件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作用发挥得不好，特别是团队没有积极性，应该把它改成一个企业。”

　　我当时年少轻狂，什么话都敢接，就跟他瞎侃一通。他突然说：“哎，你学技术出身，又是政府出来的，又懂投资（那时我在北京创立了一个投资公司），你帮我做个方案吧。”就这样，我等于扮演了做改制方案的投行的角色。

　　把改制完成，公司组织好，范伯元主任“乘胜追击”：故事是你讲的，股东是你找的，你不做谁做呀？

　　就这样，编剧成了男一号。这种机会并不是随时出现。

　　其实，更多的感觉是领导给的任务，一不注意掺和到一件本来与我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中。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家公司，有自己的事做。只是因为热心，人家一说，又觉得是挺好一件事，就奋不顾身了。现在回头看，那真是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机遇。

　　当然，在中国，光有好的机遇还不够，还要有好的领导。好领导本身就是一种机遇。我跟领导表态：“既然让我做，我只有一个要求：听我的，充分授权。”

　　因为我是官员下海，所以没有再当官的想法。再者，我认定产权交易所是一个公共服务平台，绝不指望在这儿发财，因此不会整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我一再表示，年度审计、半年一审计都可以，但是别捆住手脚。我保证合规合法，不出事、不惹事。

　　加入北交所一年，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法令：国企要强制进场。第一年，北交所只有20来号人，10亿元的交易额；2013年，我们的交易额将超过一万亿，员工也增加到700人。这些数字不是北交所的能耐，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北京的世界级城市建设、中国要素市场建设需要这个平台，我们的团队正好赶上这轮大潮。

　　我是认赌服输的性格，敢投入、敢赌，即使输了也不是特别在意。既然一开始锁定的期望值没有那么高，也就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心态好了，就有一种小幸福。而且我排遣压力、排遣郁闷的能力很强。别人郁闷一个月的事，我大概一天也就过去了，最多喝顿闷酒。

　　人生，对成败不能太执着，仅从我个人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很多事情其实是取决于机会的。我一直把自己当作职场中的过客来看。

　　有那个大趋势，只要努力，自然会成；没那个机遇，咱不去强求。圈子里比较熟的老乡调侃我：“老熊，你再能折腾，回哈尔滨折腾看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的成功更多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机遇下，我恰恰坐在了船长这个位置上。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机缘巧合的人生

　　口述|摩托罗拉（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蒋浩

　　有一句谚语：能够降临两次的，不叫机会。意思是真正的机会只有一次。但我却不这么看。我的亲身经历表明，机会可以多次出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改变我人生命运轨迹的第一次是我15岁时。

　　那是1979年3月，得益于我的高考成绩优异，教育部给了我一个公派留学的名额，去瑞典皇家工学院学习应用物理。那是“文革”后，国家第一次向海外公派留学生。

　　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来到当时几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思乡之情一度被兴奋的情绪冲淡。一块儿公派留学的同伴年龄大体相当，多为十八九岁，最大不过二十一二，所以融入当地的社会倒也非常快。

　　在瑞典，除去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我的精神世界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逢年过节，我会去当地家庭做客，了解风俗习惯；周末，我会和瑞典的同学去郊外踏青、游玩……当地人对环境的爱护，对人格的尊重，让我受益匪浅。

　　瑞典会引进很多国外的电影和电视剧，以美国和英国的居多。这使我有更多机会去接触西方的价值观和思潮。越小年龄发生改变，就越能适应国际化的环境，能极大地拓展视野。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不过，纵使自己再怎么“西化”，骨子里的爱国情怀始终没有变。我在瑞典皇家工学院度过了10多年的美好时光。按照规定，博士期间，我会协助讲师做一些工作，比如授课、批改作业等。如无意外，我会完成我的理想——留校任教，之后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但天不遂人意。

　　在结果确定之前，我的导师跟我谈了一次话。在肯定我工作和学习之余，他非常坚定地认为，企业会是我展现人生价值的更大舞台。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的话开启了我人生的第二次机会。

　　机缘巧合下，我进了爱立信工作，果不其然，在企业里的我如鱼得水，仅工作一年，就成为一个小组的领导，带了6个瑞典人。我那时27岁，组员有一半年纪比我大。

　　坦白地说，我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在一个很好的企业，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足够了。年底，经理跟我谈职业规划的时候，我告诉他在自己退休的时候，能像他一样，成为公司的中层领导，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令我意外的是，经理竟然非常认真地把我的职业发展一直规划到退休。他说，“凭我对你的了解，你到退休的时候，应该能做到爱立信亚太区的总裁。”

　　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这次谈话，让我对未来有了更大胆的想法。我的经理对此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给我指点出了更为清晰的职业道路。之后几年的工作中，他把一切有利于我职业发展的机会都毫无保留地让给我。

　　我人生的这三次机会，很难挑选出哪一个更重要。因为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完整勾画出现在的我。如果晚两年上大学，我也许就不会得到留学机会；如果我不听从教授的意见，今天的我或许还是一个迷茫的人；如果没遇到我的经理，也许我真会在原来的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采访|本刊记者 崔玲）

　　破釜沉舟的冲动

　　口述|银海万向控股集团董事长 胡文堂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重要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许多做事有成的人，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比你会做，而是因为他比你敢做。

　　多数人会在变老的过程中一次次与实现梦想的机会擦肩而过，直至忘记最初的梦想。“不敢”也许是很多人错失良机的原因，而我则属于“敢”的那一类。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因此从小就萌生出改变家庭命运的愿望。伴随着齐秦《外面的世界》风靡大陆，我决定离家闯荡，到外面的世界寻找机会。母亲四处奔走，从几家亲友处借到200元“巨款”交给我，支持我出去闯世界。那是1992年，我16岁。

　　母亲的信任给了我人生第一次“经商”的机会，而我也成功地把握好了这次机会。从摆地摊到做贸易，我用了十几年时间把200元滚动为过千万元的资产。换做别人，从一个穷小子晋身为千万富翁该很知足了，而我却觉得自己需要上台阶，从一个改变家庭命运的生意人提升到有能力帮助更多人的企业家。

　　2003年，我正在上海做贸易，一个朋友跟我说，能源会是未来的大发展方向，应该投资矿业。当时，我自己也有认识：世界上绝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不是涉足能源就是立足科技，科技需要不断创新，而能源却是永不能再生的。

　　在朋友的引导下，我来到了一个铁矿山考察。考察过程中，我发现问题多多。比如，当地有几千人在同时开矿，矿山已被占据了三分之二。大部分矿主都是本地人，而我不但在当地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在这行业还是个门外汉。

　　彼时，我在上海的生意很稳定，收入可观。是坚持本行安享生活？还是舍弃原有的生意，把多年的积蓄作为先期投入，去赌一个无法预测结果的冒险？或许很多人会选择前者，但我没有多想，坚信这绝对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我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行业。

　　我以为已经预估到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可现实比想象残酷多了。入了行才知道水有多深，进入矿业，我一没人脉，二不懂专业，办理各种繁杂的手续就大费周折。好容易有了开采资格，很快又受到当地黑恶势力的阻碍，从小没与人吵过架的我，也被人威胁。

　　钱投了，人来了，工程进度却没有进展，我一时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一度，我甚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两天两夜，苦思冥想该怎么办？是走还是留？最后，我咬牙选择留下。那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能如此的坚持和自信。

　　决定留下后，我的诚意打动了当地政府，依靠法律，我维护了自己应有的权利。后来，凭借企业实力与个人诚信，我在政府的帮助下，整合了当地的铁矿行业，其中曾经势力最强的矿主成了我的小股东。因为市场做大后，他反而可以得到过去十几倍的利益。

　　渐渐地，依靠这块跳板，我先后成功进入煤炭、银矿等领域，事业跨入更高峰。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穷小子，胆识让我的生活充满希望，但商业的道路越往后走，还是越稳为好。曾经那些年少轻狂的场景偶尔在脑海中闪现，仍然令我触目惊心。不过现在尽管激情一如往昔，面对机会，我却多了几分谨慎，不会再有破釜沉舟的冲动。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策划|天下工作室

　　文|本刊记者 赵福帅 崔玲 修思禹

　　编辑|本刊记者 张军

　　图|本刊记者 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