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一湾乡愁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历史的受害者，也都是时代的亲历者。没有人有过错，在奔流向前的时代大潮和历史变局之中，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无从选择，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

　　2014马年大年初一，老家湖南桃江仍是一如往日的艳阳高照，幼时记忆中每逢过年时节便是大雪漫天的景象如今是很难见到了。按照老家的传统，这天是亲朋好友挨家挨户登门拜年的日子。我们家尤其特别，奶奶已经90高龄，这似乎已是当地少见的高寿，故而一整天登门拜年的人们络绎不绝。

　　2013年底，我去了一趟台湾，踏进我家门的人便多了一个话题，纷纷不忘问起海峡对岸的风物人情。台湾，对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远方。因为，我的爷爷就在那里。

　　中午吃完饭，90高龄的奶奶、伯父、父亲、兄嫂和姐姐等人围坐在一起，我打开电脑，向他们展示我此前台湾之行的照片。这中间仅有两张和爷爷有关，一张嵌在骨灰盒上，不过一寸大小；另一张贴在置放骨灰盒的小匣内，照片中的爷爷梳着偏分，系着领带，应是标准的证件照。

　　这便是如今留存在我们全家人眼中关于爷爷相貌的全部记忆。骨灰盒上的照片极为年轻，应是爷爷青年从戎时的相貌，棱角中隐约能看到我父亲的影子。这是我们全家人除了奶奶之外所从未见过的爷爷年轻时的形象，包括我父亲在内。

　　那一年，爷爷沿着资江河水离开老家时，我父亲仅是襁褓之中不过3个月大的婴儿。此后至今的60多年里，每到年终团聚时，爷爷仅仅作为一个称呼存在着。

　　我的老家在湖南资水北岸一个叫着“三堂街”的地方。解放前，这里因为水运便捷，又地处桃江、汉寿两县交界之处，商铺林立，据说曾是资水北岸重镇。年轻时的爷爷纺得一手好纱，从汉寿娶回奶奶之后，开始将这一身手艺教给奶奶。

　　此后数十年的岁月里，我们全家人均受益于此。我至今仍记得在我几岁左右的时候，家里一直都留着一台纺车；我也仍记得到我前些年上大学的时候，还穿过奶奶亲手做的棉鞋、纳的鞋垫。这便也是我对年轻时的爷爷全部的印象。

　　更多关于爷爷的故事我只能从奶奶等人那里去探寻到一二，甚至我父亲也大致不比我知道得更多。仅有的一次机会是，在我5岁的时候，从戎已去台湾近40年的爷爷回乡探亲过一次，通过他的介绍，有关爷爷身世更多的细节也便得到了一些补充。

　　爷爷生于1919年，大约是在26岁左右年纪的时候从邻县娶回了小他4岁的奶奶。奶奶先是生了我伯父，两年后的1948年中秋节后不久，又生下了我父亲。

　　这时，国共两军正在湖南胶着严重。我的老家尽管免受兵灾之苦，但离战争并不很远。就在我父亲出生后不到3个月，爷爷大约是从同伴那里得知了湖南军用芷江机场有用工需求的消息，也大约是因为生计所迫，或者是怀着对山外世界的憧憬，爷爷平生第一次决定沿着资水走出家乡去，和人结伴一起去了芷江机场。

　　这一去竟是近40年，后来我们才知道爷爷去了芷江后，又被历史裹挟一路到了台湾，直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禁”，爷爷成了第一批返回大陆探亲的赴台人员之一。

　　据我母亲转述爷爷当年返乡探亲时的介绍，他到芷江机场后大约是跟着国民党部队学习修理飞机，但呆了不到两个月，“过完阳历年元旦没几天”，爷爷就被统一组织先是空运到南京，随后就渡海到了台湾。

　　这已是翻天覆地的1949年。这年8月，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全省和平解放。爷爷这一去，眨眼间便是两个时代，从此家郭万里、天各一方。

　　大约是在1950年、1951年左右，爷爷曾从台湾给我曾祖父母写信回来，家里才知道他已身在海峡对岸。其时，两岸政治风云际会，大陆开展“三反”“五反”，台湾也在全岛严酷肃清“共匪”，陡然落在我家身上的“海外关系”成了此后数十年沉重的政治包袱。

　　爷爷兄弟5人，他排行第二。老大早年便就因为国民党抓兵拉夫的缘故被抓去当了壮丁，始终杳无音讯；老三性格柔弱，不事稼穑，终生未娶，去年以90岁高龄在睡梦中辞世；老四是一名小学教师，至于老五年轻时曾在矿厂当工人，“三年困难时期”因脑膜炎殒命在外。

　　故而，当爷爷也因从戎而流落海外时，维系全家的重担便全系于奶奶一身。那一年，奶奶年仅25岁。年长的曾祖父母需要她供养，襁褓之中的一双儿子需要她照看，全家里外事项需要她运筹处置。

　　好在老家民风纯善，即便在政治风云最为激荡之时，那些残酷的批斗也没在我家上演。在全国高举“三面红旗”之后，奶奶被安排去大队食堂做炊事员，我伯父和父亲长成后先是因“海外关系”被禁止上初中，后来上了中学却或因此、或被下放而一再中断。

　　奶奶直到今日仍会念叨的一个故事是，当年伯父考上初中后，需要缴纳42块钱学费，这无异于是一笔巨款。曾祖父拿出了全部的积蓄4块，剩下的由奶奶向大队会计、向乡邻好友一一告讨，才最终凑齐了学费。这些曾借给奶奶学费的人，也便成了奶奶念叨了一辈子的“好人”，年复一年春节全家团聚的时候，祥林嫂般一一地向我们讲起他们的名字。

　　这一切，远在台湾的爷爷是无从知晓的。仅在解放初努力向家里写过信之后，此后几十年两岸的严峻对垒已经禁绝了任何通信往来的可能。爷爷音讯全无了，全家人也少有提起。

　　直到近40年后，在我5岁那年，爷爷突然回来了。我隐约记得那是正月过后的一个阴雨天，家里此前毫无征兆，突然有几部小汽车开了过来，左右乡邻才传开竟然是我爷爷回乡探亲了。

　　那一年，爷爷已近70岁高龄。他的父母已谢世20多年了，当年意气风发从容入伍的青年如今已是步入黄昏的老人。和爷爷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台湾奶奶”，此后我家才得知爷爷在去台湾十多年后，重又组建了家庭，并先后养育了4个子女。

　　那一年，我奶奶已65岁的年纪，一头雪白的头发，在岁月的无情洗礼中，告别了自己的青年、告别了自己的壮年。这是她坚贞守候在家整整40年后，第一次见到她的丈夫。

　　那一年，我父亲40岁。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真正见到自己的父亲。

　　所谓人间悲剧莫过于此。在奔流向前的时代大潮和历史变局之中，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

　　爷爷在家呆了大约半个月，一家人其乐融融，相处愉快。对全家人来说，逝去的已经逝去，经历的已经走了，能再次和爷爷相见便已是意外之喜。

　　回到台湾后，因为年事已高，抑或是因为身份尴尬，爷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但从此之后，去台湾看看，便成了父亲一直念叨的心愿。

　　2013年12月，我特意去了一趟台湾，也算是先为父亲得偿所愿。

　　这些年因为做记者的缘故，我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份，但台湾却是第一次去。12月9日中午，从北京直接飞抵台北时，同样是一个阴沉的天气。此后逗留在台的十余天中，我几乎天天都碰到了阴雨，一如25年前爷爷回家探亲的那天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

　　爷爷从戎后隶属台湾空军，驻地在台湾西南部的屏东县大鹏湾。这也是爷爷探亲回来后，我们保持通信时爷爷留下的地址。抵台后的第三天傍晚，我从台北坐高铁到了终点站高雄，后又换乘台铁到了屏东，再打车，近午夜时分才抵达大鹏湾。

　　在扑面的湿气和海风之中，我借着路边泛黄的灯光，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军营了。从入住的民宿老板那儿我才知道，军营在约十余年前便已搬迁，如今的大鹏湾已经是屏东县东港镇的一个湿地公园。

　　我根据此前探听的消息，得知爷爷从大鹏湾搬走后住在一个叫永乐村的地方。第二天，一如往日的连绵细雨，我一个人辗转找到村长，向他打听起爷爷及其家人的消息。

　　村长个子精瘦，和我父亲一般的年纪。他搬出一大摞居民的花名册，在桌子上摊开，逐字逐行地搜寻着我想找寻的名字。我找到了爷爷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名字，村长带我循着门牌号终于按响了爷爷家一栋四层楼房的门铃。

　　这便是爷爷在台湾的家。

　　最近这十多年来，爷爷和家里的通信中断，我也先后探听得知爷爷也已去世多年了。但直到叩响爷爷家门铃，看到高雄荣民总医院开具的死亡通知书的时候，我才确知爷爷早在整整十年前便已仙逝了。

　　这便也是过去这十多年来，无论是今年已愈90高龄的奶奶，还是始终心愿不解的父亲，爷爷留给我们全部故事的终点。

　　爷爷迄今未有下葬。台湾为去世的服役军人在各地建有忠烈祠，爷爷去世后其骨灰就存放在高雄忠烈祠。从大鹏湾离开的第二天，我独自一人来到忠烈祠灵骨塔的第二层，攀上梯子，在一排排的骨灰架上接过钥匙打开骨灰匣，终于看到了爷爷的骨灰坛。白色的圆形瓷坛上，嵌着一张爷爷青年时的照片，棱角分明，脸色冷峻。灵骨塔内空无一人，寂静无声。

　　爷爷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生前写给家里的最后几封信有如行云流水，大多神采飞扬。也正是从这几封信中，我们才知道爷爷晚年时曾中风，但很快又康复。晚年每逢身体康健时，作为虔诚天主徒的他，每个礼拜天都会去东港天主堂做礼拜。

　　来到大鹏湾的第二天，我冒着连绵细雨还特意找了过去。东港天主堂坐落在东港镇中心一条小河边上，是一栋陈旧斑驳的建筑。推开黑褐色的木门，抬眼开去两三层楼高的穹顶气势不凡。一侧的墙上贴着往生天国人的名字，爷爷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在天主堂外转了几圈，又沿着新修的崭新公路返回了大鹏湾。这应是爷爷生前经常会走动的路线吧，他或许永远也未曾想到一个远在湖南老家的孙辈会在某一天突然飞来这里，和他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

　　这一切就真如余光中先生《乡愁》最贴切的注脚。我想，晚年的爷爷也应该会想起他的家乡吧，他的乡愁正是那一枚邮票、一张船票。如今，我站在爷爷的骨灰前，我走在爷爷曾一次次走过的街道上，我想象着如爷爷一样眺望着浩如烟渺的大海，那一湾乡愁却早已是化作隔绝海外的这一掊骨灰、一座坟墓了。

　　文 | 周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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