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回忆少女时代:坚硬得像块石头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

  小时候,我对钱完全没有概念,需要换拍子、换鞋子的时候,就和爸妈开口要。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队里发了奖金也全交给爸妈处理。真正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着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那一年我15岁。

  省队和教练

  进省队的日子没我开始想象的那么快活。

  从我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带我的教练就是余丽桥,她一直带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她是湖北队教练,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她一直在带。这9年时间里,我与她一起相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多。

  余教练是位相当敬业的好教练,但是脾气火爆、风格强硬。她以对球员要求高、纪律严而闻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说了两三次以后你还改正不了,她就会很急地冲着你说“教猪都教会了,你怎么这么笨还没学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小孩肯定会有逆反心理。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会想,你教猪都能教会,那你就教一个给我看看啊。女孩受委屈时多少会哭一哭,余教练最看不得别人哭,“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刚开始被这样说,心里相当难受和委屈,甚至会影响练习的情绪。后来她再说这些话时,已经伤害不了我了。我已经麻木了,习惯了。

  我的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做都不对。那时我和李婷都是余教练带,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时候我们还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给我们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们谁有一个正拍的球失误了,她就会大发雷霆,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如果我们连续失误,她会不耐烦地一把把我们推下去,劈头盖脸地一通“滚滚滚”!

  我在跟余教练的9年当中,几乎没有得到过表扬,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傻傻的,可能当时的影响太深了。

  后来有人说我“内心强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都会内心强大,不是吗?

  这不是说余教练人不好,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教练、非常刚正的人。她是1957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独自抚养刚刚两岁的孩子。现在想来,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孩子,还得肩负沉重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带我们出去打比赛,就得让孩子的舅舅过来带孩子。从集训队到专业队,那么多队员里选一个。我的家庭环境几乎是队里最差的,还是选了我。有的时候,她还要自己出钱带我们打比赛。这些都说明她的人品是刚正、无私的。

  只是余教练脾气太火爆,印象里她从来没有轻言细语地说过话。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她说一遍我没改,她立马就爆炸了。我们一起训练的队员,从来没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觉天气很好或者很高兴”这种感觉,每天一起床就想“马上又要训练了,又要挨骂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教练会突然罚你跑步。所有队员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不知道惩罚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知道它一定会来的。

  成年后我知道这不是教练个人的问题。中国自古有“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教练对弟子们都是非常严厉的。在如此压抑的环境里长大的弟子们后来退役当了教练,会不自觉甚至变本加厉地压制自己的弟子。这多少有点“多年媳妇儿熬成婆”的意味。

  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别的教育方式。这一代教练是这么压他们的,等他们大了当教练后就也那样压下面的新队员,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压制下去,所有队员都是在超强压的训练方式下成长的。这非常不人性,但……很见效。在“出成绩”的诱惑下,一切高压手段都是被默许的。

  洛杉矶机场的小黑屋

  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

  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

  在1997年,办签证还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也费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比赛上。全运会一结束我就要远渡重洋,妈妈放心不下我,独自来到上海看我,我们母女俩见缝插针地见了一面。妈妈送我到机场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舍不得我小小年纪就要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生活,连个伴都没有;另一面也是思念离世不久的父亲,但又不能明说,只能以眼泪来抒发心中的郁结。

  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班机,我要在洛杉矶转机一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I-20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之前忘记给我这张表,入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那个时候我一句英文不会讲,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他们不信,说这不可能。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呆多长时间,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校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细细检查。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赞助的运动服。这番交涉的结果,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自己去联系我要去的网校。

  我不知道他们把我锁在小黑屋里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将要乘坐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房间里没有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还掉了几滴眼泪。之前打青少年赛也出过几次国,但那都是在有领队和翻译陪同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大约在小黑屋里呆了20分钟,海关的人把我放出来了,他们联系到了网校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

  这时,我原定要搭乘的班机已经飞走了。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胆子,我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不懂英语,我就专找亚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诉我下一班飞往得克萨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6点,他可以帮我申请把机票改到那一班。

  当时是下午4点,我要在机场等待14个小时。我自己一个人推了一辆行李车,车里是满满的行李,坐在候机大厅巨大的玻璃窗前面看着外面广阔的天空。天将黑的时候,我看到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起飞。我认出那是回国的飞机,那一刻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就在那架飞机上,它能带着我飞回中国,飞回家。

  但是我不能。我就那么坐着,看外面的天空一点点从蓝变黑,眼泪无声地掉下来。等待期间,我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想给网校打电话,但最终因为语言不通而放弃了。后半夜,机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就这样在机场坐了一夜,连去洗手间也要推着行李车。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

  小小的联合国:得克萨斯网球学校

  当第二天清晨我登上班机,磕磕绊绊地来到了得克萨斯时,网校的教练已经等候我多时了。

  我在网校的前两个星期,一句英文都听不懂。之前比我早去网校的中国男生已经出去打比赛了,唯一能够沟通的台湾球员又和我住得很远—为了让学员们早日熟悉英文环境,网校安排住处时将我们隔开了。

  我同屋的美国女生大我两岁,这个美国姑娘和我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孩子不同,非常外向且健谈,不管我能不能听懂,她每天都要噼里啪啦对我说一大通英文,实在交流不了,我俩就打手语,比比画画地告诉对方:该吃饭了!该去训练了!该睡觉了!她对我的英文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在网校,我们的学习和训练时间是对半分的。早上,黄色的大校车送我们去离网校10分钟车程的学校上课。到了中午再接我们回来,大家一起去网校的食堂吃饭。下午1点半开始训练或是打友谊赛,有时还有体能教练带我们练体能。晚上6点半左右开晚饭,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网校附近一定有个飞机场,我总能在训练时看到飞机掠过头顶。我不由得又开始幻想,如果那正是回国的飞机,而我就在飞机上面,那该多好!

  网校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孩子,在这里可能会遇到八九岁就已经打得有模有样的小朋友,也有可能看到20岁出头的职业选手在赛季结束后来训练几个星期。我们上午学的课程主要是语言和数学,中国来的孩子们应付此地的数学课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攻克语言关和打友谊赛上。

  后来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先进的训练手段,让李娜的球技有了明显的提高”,说老实话,训练计划什么的,哪儿都差不多。网校的优势在于打比赛的机会比较多,可以让队员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

  我在网校打了10个月,排名浮动在第三、第四名的位置上。当时在网校最有名的是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匈牙利女生,她起点很高,那时就已经打到了世界青少年赛前三四名的位置,网校很重视她,专门请了一位资格很老的教练单独带她。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参加职业赛事时,我还不时在赛场上遇见她。每次相逢大家都会微微一笑,打个招呼——我们在网校共同生活了10个月,还不时一起坐车出去比赛,虽然谈不上是多好的朋友,但在多年后看到少年时的熟面孔,还是有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亲切感。

  我最后一次在赛场上见到这个匈牙利女孩是在2007年,这几年基本见不到了—网校的朋友似乎都退役了,当年和我一起进入耐克训练营的大陆男生比我大一岁,现在也退役了。当年台湾选送的男孩子球技非常厉害,在青少年赛中排名很高,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现在大概也已经不打球了。

  语言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队员间交流的障碍,加上我天性喜静,和网校的同学们并不是非常熟。平时大家都忙着比赛和学习,还不至于太冷落寂寞,等到圣诞节的时候,校友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偌大的校园蓦然空空荡荡,只剩我们三个中国人。

  时节又是寒冬,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那种孤单的感觉实在难以言表。尽管校外的街道上飘着悦耳的圣诞歌曲声,但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坚硬得像块石头

  实在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信。多年后,我妈说她把我的比赛视频都存在移动硬盘里,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插在电脑上,想看哪场球就看哪场球,我打哪场比赛时说了什么,穿着什么衣服,她都知道。但在当时,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写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活动。

  爸爸去世后,我把工资卡给了妈妈,希望早日还清家里欠的债,能让妈妈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有时打比赛,主办方会发点奖金,这就算是我的零花钱。

  出国后,妈妈担心我手头拮据,在每一封来信里她都要问我还有没有钱,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很好,不缺钱。

  真是讽刺的现实,我们俩都穷得要死,但都在拼命向对方保证:我很好,我有钱。

  现在想来,那些信件大概流露出不少稚嫩的自负,很多信都写得像决心书似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妈妈,我今天和谁谁打球了,打的情况如何如何,我会继续努力什么什么的。妈妈给我的回信除了鼓励之外,更多的则是对我生活状况的探问。她惦记我,又不敢说太多家长里短的话让我分心。

  网校运动员的比赛经费是固定的,比赛打完,经费也就用光了,耐克不能给我们额外的补助。我在网校提高得比较快,成绩也不错,教练希望我能尽可能多地参加比赛,我给妈妈打电话,她赶紧去找余教练商量办法。余教练立刻陪着妈妈去找体工大队,告诉他们我的成绩很不错,游说大队给我投资,软磨硬泡才争取来宝贵的1000美元。

  据说少年时期的遭遇最容易影响一个人,因为那是他/她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核心时期。小时候的我简单快乐,需要什么张口告诉爸爸妈妈就好,父亲去世后,我的世界都像是变了颜色。每次我回忆起少女时代的往事,感觉都像是灰色的,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么轻松、那么美丽、那么罗曼蒂克的感觉。那时的我倔犟、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

  清寒艰苦的少女记忆或许将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走一生吧,不管之后多么富有、多么轻松,那个努力攒钱还债的女孩子始终盘踞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她影响我的程度,也许比我以为的还要深一些。

  文 |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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