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思考的开始

　　“斯大林极少同什么人一对一地进行交流、谈话，他的内心始终倨高傲慢。

　　在现实中拥有无限膨胀的权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同自己相比较，相抗衡，不能同任何人真正地辩论，向任何人证明，向任何人表白……他尽量避免与群众直接接触。他不去工厂、集体农庄、各共和国前线，在金字塔脚下千百万人带着对神的敬畏聆听他偶尔传来的声音。甚至发展到后来，他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卧室，包括警卫。不论人多人少，只要有人在场，他就觉得受不了。他将自己层层掩埋，容不得别人窥觑半点。”

　　这是沃尔科戈尔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对于斯大林的一段描述。它细致入微地描绘出了斯大林这位前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虽身居高位却异常孤独的一面。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nd）曾说，“政治造就独孤者”，在权力的山峰上，一个人攀升得越高，孤独感可能就越强。但为什么斯大林喜欢孤独？台湾美学教授蒋勋在其新著《孤独六讲》中提到，一个人可以通过孤独达到一种思维的清明，让思考得以延展。而清晰的思维对于领导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十分关键。如果周围总是闹哄哄的，就无法达到思维的清明。

　　虽然如此，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讲究合群、主张简化思维的过程的中国人来说，要善于与孤独相处，并由此产生思辨却并不容易。思维是指，我们都有一个大脑，经由大脑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论、推理，最后下判断。现实中，我们通常只关注作为名词的思维，忘记了“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状态和行为。这与我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相关。蒋勋认为，儒家的主张，如孔子的哲学，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结论，是可以奉为教条的格言，人们听了后不必作太多的思考，照着做就可以了。在儒家文化中，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都负责思考，思考出最后的结论，告诉人们，人们遵守他的诫命即可。孔子有七十二弟子，实际就是遵守其训诫的人。这让人们养成了简化思维的过程，认为思维是一种名词、结果，而非动作、探讨可能的习惯。

　　我们习惯了很多问题都要有结论。可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思辨的过程。思辨的过程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在作周密思考前，不会立刻下结论，他会从各种角度探讨，再从推论的过程中，整理出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不对？有思辨力的人应该想想看，从正面想、从反面想，最后即使他同意孔子说的是对的，也是先有过一个思辨的过程，是有思维能力的体现。

　　思维最大的敌人正是结论。如果一种结论来得太快，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与儒家的主张不同，希腊哲学却把推理和思辨的过程视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飨宴篇》里就针对一个主题——“Eros”（译为“爱”或“爱乐斯”，即“柏拉图式的爱”），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医生、戏剧家、诗人，他们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然而是否会有结论，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

　　从极端的两边向中间靠近，就是黑格尔说的“正反合”，正与反是两极，你提出一个最右边的看法，我提出一个最左边的看法，最后两者相合。正反合是一种辩证法，从希腊的逻辑学慢慢演化出来，是我们的习惯中非常缺乏的一种训练，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耐心让一个人不立刻下结论。

　　同时，西方存在主义还非常喜欢谈“荒谬”这个词。这是因为当一个人处于荒谬的情境中，也正是思辨的时机。因为荒谬本身代表着不合理，所以你可以开始思考为什么产生荒谬感，如何处置这个荒谬感。

　　思辨于焉开始了。但在儒家的文化中，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把荒谬情境的思维过程省略掉了。这实际上是阻碍了一个人通过主动的思维，寻找各种可能性，更好地澄清问题的道路。

　　在蒋勋看来，一个人保持思辨的能力，是一种难得的境界。而这就需要创造出一种氛围，孤独是最必要的。正如水在最静止的状态下才能反映外面的形象，孤独也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才是清明。社会需要有一个从群众中走出去的孤独者，他才会比较有思考性，因为他走出去，可以回看群众的状态；如果他在群众当中，便没办法自觉。所以，孤独是思考的开始。对于领导者而言，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蒋勋论及的六种孤独（情欲孤独、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思维孤独和伦理孤独）中，他认为，思维孤独是最难的，是最大的一种孤独。因此，作为一个孤独者，他的心灵是最寂寞、最孤独的。他必须先能够忍受，他所发出来的语言，可能是别人听不懂的、无法接受的，甚至是别人立刻要去指责的。

　　作为一个孤独者，他能不能坚持着自己的思维性？这是很大的考验。尤其是，当我们身处于崇尚“合”的文化的中国社会，在思辨之前，让自己先身处绝对的孤独中，可能会更加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正如蒋勋所说，我们盼望的是一个不那么多话的领导，可以在刹那间透露一点孤独的思维，就像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静静地拿起一朵花，弟子们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