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企必须要聘用年轻人

　　如果人口统计学是命运的驱动因素，那么2014年必然是力挽狂澜的一年。掩埋在人口统计局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中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过去几十年来，18到34岁的青年人如今首次占到美国人口的最大比例（23.5%），增长速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年龄群体。换句话说，美国再一次年轻化——正当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老去，这些所谓的千禧一代现在正占据着主导地位，影响着这个国家的一切事物，包括美国的文化图景和基本商业实践，比如营销、声誉和客户服务。

　　因为医疗归根结底是以人为本的行业，所以医疗行业在适应这种变化方面具有战略利益。人们始终认为，生物制药行业是盈亏取决于人的生命周期末端的行业。对于药品行业只卖药的时代而言，这种观点可能无可厚非，但是现在，药企正在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全面医疗解决方案提供商，帮助患者保持健康与治病救人具有同等的财务重要性，在这个时代里，上述观点已经很不恰当了。辉瑞公司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该公司近期决定将其公众老龄化倡导运动的范围加以扩展，将更加包容性的跨代视角纳入进来。

　　效果是微妙的，但是众多例子表明这种“年轻化”趋势如何影响着整个医疗行业。移民是18岁到34岁青年人群的增长预期背后的主导推动力，到2020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总数将达到8600万人，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文化多元性作为一种营销工具的重要性。为西班牙裔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任何人都知道，成功的处方干预必须要关注患者背后的人——“全面医疗解决方案”也涉及到照料者。

　　在技术层面，千禧一代是不存在后来使用者恐惧症的第一代人，这种后来使用者恐惧症曾一度使得个性化实时电子医疗信息使用和共享工具的前景暗淡无光。依赖移动应用、游戏、全球定位系统和其他用户友好型电子装置的计划正在开始为药品营销人员提供包容一切的信息，包括处方填写率的本地变化以及患者的用药遵从性。随着数百万精通技术的消费者的加入，能够将原始数据转变为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的企业必然能够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

　　我们还看到，有关公共卫生政策的大讨论中也出现了青年视角——甚至是在《医药经理人》的文章中也是如此。在我们本月的封面报道中，英国药品评估机构“国家卫生与卓越医疗研究所”（NICE）主席David Haslam博士重申，英国愿意定量配给高成本新药的市场准入，因为该研究所对于健康人和患者都有义务确保英国国民卫生体系将资金用在刀刃上。他说，当资源有限时，“沉默的大多数”在保持医疗体系的偿付能力方面与“压力集团”具有相同的重要地位，他们的迫切需求必须要得到满足。

　　在美国，医疗服务的配给一直以来都受到强烈的谴责——它是医疗政治学中众所周知的第三轨。但是，人口的年轻化趋势表明，医疗配给的大门在未来的几年内不得不打开，至少是打开一条缝。大药企必定会处于这一争论的风口浪尖。

　　既然风险这么大，行业如何成功的满足年轻人群的医疗需求呢？年轻理科毕业生的教育和就业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的一个关键领域。为了保持药品研发流程的高效率，行业依赖源源不断的具有适应性技能的年轻生物科学毕业生。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同，国家卫生研究所和其他团体的研究表明，培训和就业之间存在制度化的错配。公共预算削减已经产生了年龄歧视的文化：从国家卫生研究所获得第一笔职业发展赠款的典型研究人员现在必须要等到40岁之后才能够获得这笔赠款。本月的《医药经理人》对意大利学者Fabio Pammolli进行的一次专访表明，欧洲年轻科学家面临的处境甚至更加糟糕，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差，专业、机构和地理位置之间的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就业问题更加突出，而正是这种流动性促进了基础研究的创新并且对私营部门的药品开发起到了补充作用。

　　大药企和主要学术教育机构之间的研究人员的合作和辅导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专家认为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作为一名非专业人士，我可以一言以蔽之：为了拯救未来，必须要聘用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