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话

　　与意大利Fabio Pammolli的对话记录欧洲生物制药行业的摸索、苦难和偶尔的成功已经成为了数十位顾问、政策倡导者、投资分析师和学者的一份全职工作。其中最知名的学者之一就是现年48岁的意大利经济学家Fabio Pammolli，他被欧洲委员会选为行业现状系列评论（从国家、地区和全球的角度）的第一位作者/召集人。《药企经理人》近期与Pammolli进行了一次对话，他继而成立了IMT高等研究所（其跨专业研究法和多元化的全球师资力量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以期阐述他对欧洲制药行业的药品创新现状的认识——以及政府如何根据他的建议对行业战略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的需要。—William Looney，主编

　　PE：你是欧洲委员会委托的三项重大研究项目的接受人和首席作者，这些项目的目的是评估欧洲生物制药行业的竞争力。这项工作得出的主要建议是什么？在作出必要的政策变革以帮助本地行业在全球药品市场中取得成功的过程中，项目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展？

　　Pammolli：从2000年开始，我的研究团队就负责实施当时对于欧洲委员会来说非常新颖的一次实验。实验的目的就是批判性的研究当时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正在实施的所有政府政策干预措施，并且确定这些措施对于欧洲制药行业保持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创新药品研发和销售领域的长期领导地位的能力的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新专利药品都发源于欧洲，但是行业创新的这个关键指标的绩效开始让位于美国。欧洲委员会非常关注这种地位的缓慢变化，以至于甘愿冒着受到成员国批评的风险，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闯入各国的行业政策特权领域。在DG-Enterprise的主持下，我们进行了三次分析，分别针对制药行业（2000和2006年）、生物技术产品（2002年）和医疗器械与诊断（2005年）。

　　每一份分析报告都得出了相同的最终结论：市场化竞争应该是政府的行业互动政策的一个关键的统一原则，包括原创药品和仿制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的建议已经生根发芽。与我们编写分析报告的时期相比，如今专利过期后的竞争强度比那个时候强得多。如今，在大多数欧盟国家中，仿制药被迫参与价格竞争，而不是跟随监管机构设定的固定最低价格。同样，“创新净空”的概念（仿制药竞争产生的成本节约用于支付更高价格的专利药品）在整个欧洲都被认为是一种有用的政策工具。但是，这个净空概念一直以来执行的方式并没有让行业相信行业的长期财务承诺在获得注册后会得到完全的回报。

　　我们提出的在公共研究体系内提升规模经济以及任务导向型计划以促进研发投资的建议更是没有得到行业的支持。这些分析报告认为，欧洲缺乏地区范围内的创新生态体系，无法使得跨国公司在各个市场之间无缝实现产品研发和商业化推广。在我们近期在《科学》杂志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14年后，尽管欧洲委员会资助了多项研发框架计划，但是我们没有统一的欧洲研究领域。目前的状况仍然是各国研究体系组成的四分五裂的网络以及各自为政的药品创新推进模式。我仍然认为，这种方式使得欧洲制药行业无法将药品研发的潜力最大化。

　　PE：这个视角难道不是有点学术化吗？成功的创新并不是自动符合机构努力的规模，这种观点对吗？

　　Pammolli：我们一直以来研究的对象比这一点广泛的多。从一开始，我们就致力于强调最基本的东西：整个欧洲的创意流动性。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要让创意转变为能够治疗和治愈疾病的药品，你必须允许发明人和研究者获取和共享他们头脑中的想法，或者他们的实验室文件中的想法，或者埋没在从事基础研究的公共机构的被遗忘的实验中的想法。为此，你必须引入跨越边界的流动性，不论是地理边界、文化边界、制度边界还是职能边界。这是一个优势互补的问题。不同技能和观点结合在一起时产生的协同作用。我们的观点是，欧洲并没有从一个统一的欧洲中获得足够的利益。以前是，现在仍然是如此。

　　欧洲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创新议程的两极分化。我们的体系倡导国家计划的扩展——每个成员国都有资格在药品研发的预算支出中获得一部分。这些创新集群中有太多集群都提高了这样的可能性：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集群都不会获得关键的成功因素。在美国，这些创新集群自由发展。因此，美国获得了可以扩展的网络，这个网络由剑桥和费城周围的主要高校和教学医院、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卫生研究所（NIH）集群以及位于加州硅谷的高科技企业构成。欧洲也有一些例子，比如剑桥牛津、巴黎地区、德国的生物科技区国家网络，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将自己的资金以及来自布鲁塞尔的巨额补贴投入到了本地项目中，这些项目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个机会被浪费了。

　　同样，我们强调了欧洲科学教育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并不是很科学。虽然也存在例外的情况，比如欧洲研究委员会的计划不论优秀科学家的所在机构一视同仁的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欧洲的大多数科学家往往是国家的“囚徒”，各行其是，不与同事开展合作。这里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原因是采取了类似卡特尔的专业认证，而这种认证旨在保持学术专业之间的界限。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学术现状与私营部门制药研究的现状恰好相反，而后者的孤岛效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抛弃。它是对学术专业划分的绝对抛弃。

　　欧洲学术界的对立面是麻省剑桥创新集群，在这个集群中，私人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比如Eli Broad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协调抗癌资源，包括依赖物理学和工程学的纳米材料和分子生物学以及化学。在欧洲，这类跨专业合作很难实现。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很多因素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联邦政府及早采用了任务驱动型方法，将资金以及理论和社会相关性的特定目标后的力量结合起来。国家卫生研究所和其他联邦机构用于打破学术常规，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追求卓越——他们动员了可以找到的一切资源。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剑桥的肯德尔广场。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周边，为欧洲的主要跨国药企（比如诺华和赛诺菲）以及初创生物技术公司服务的实验室和办公室的数量在过去三年里翻了一倍。原因就在于这种任务驱动型的政府研究模式以及私营部门为解决这些科学难题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整合能力，而这些科学难题与药品研发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要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差距问题——新的研发投资同样也不会流向新泽西州偏远的郊区。PE：你的分析指出，适当的政府干预在增强私营部门的主动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欧洲落后于美国是否让你感到惊讶，因为在美国，对公共部门的敌视态度比欧洲更加根深蒂固？欧洲不是也有一些明确的新倡议（比如2020年地平线计划）和创新药品倡议有可能弥合政府和行业之间的鸿沟吗？

　　Pammolli：美国的公共科学事业始终都受到坚实的理论研究和实用的问题解决导向的影响。这一趋势已经回到了学术界，学术界将研究任务看作是利润来源。医疗体系本身更加依赖于私人的选择和自由市场融资。基于特定的技术变革目标的公共基础科学支持与学术界以及私营企业的创业主动性的这种结合是使得美国创新生态体系独一无二的原因所在。

　　欧盟发起的新倡议当然获得了充分的资助，并且结合了私营行业的支持，但是融资完成后提供的激励措施往往妨碍最好的新创意以产生长期商业回报的方式落地。这些大项目都盲目的追求大规模，从而始终都忽视小型的初创企业，而小型初创企业在成为美国创新的起点。实际上，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不是一次巧合。在美国，凭借多个合作点，发明人可以获得研究项目的快速反馈。这对小企业是有利的，因为它放大了好的创意、有助于中期修正，最重要的是，促使外界希望通过额外的风险投资扩大研究项目的规模。

　　PE：对研究失败的态度如何呢？欧洲和美国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Pammolli：欧洲人从文化上来说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概念。当国家机构或欧洲委员会将资金投入到项目中时，这一点尤其是如此。这种情况下，失败是不可想象的。它影响了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认知，而美国通过无过错计算（将高风险与高回报等同起来）更好的管理了这种风险。美国有更强烈的探索倾向。在欧洲，人们的内在倾向就是规避风险，这进而导致人们重视的研究领域不一定与技术突破有关。

　　PE：你的宏观经济分析也表明，欧洲对私营部门的创新投资存在重大的抑制因素——一种日益不具有竞争性和可持续性的固定成本结构。

　　Pammolli：欧洲地区正处于螺旋下降的状态。几十年来，大多数欧洲国家一直在依赖一个错误的前提，将全面养老和医疗保险计划作为一项免费福利加以宣传，而实际上它被设计为一项缴款——这种缴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税收和高昂的社会收费。曾几何时，负担是可以管理的，因为存在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愿意通过工资为这个体系提供资金的年轻人口。如今，这两个条件都逆转了：劳动力人口在急剧下降，实际增长也停滞不前。为了给所谓的“量入为出”福利提供资金而向劳动力征收的税款现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于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反应是脱离劳动力市场，或者在其他国家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当然，这产生了严重的溢出效应。

　　大企业可以管理好间接费用，但是初创企业却不能。他们面临过高的社会收费，而且也无法以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资水平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才。如果欧洲不能通过让养老和医疗费用更大程度反映私营部门支付这些费用的能力来解决这个矛盾，就会导致两种结果：劳动力负担将使得欧洲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失去竞争力，同时社会计划融资的高成本会给制药行业的需求面造成更大的压力，导致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削减药品价格。无论哪种方式，欧洲的投资都将以失败告终。

　　PE：你是说社会计划的“量入为出”融资体系（在欧洲已经执行了45年的时间）是创新者面临的颠覆性风险？这种融资体系会增强投资风险，因为在特定时间工作的人不知道未来是否会有人数足够的工薪人群来为他们的养老金买单？

　　Pammolli：不确定性不仅仅是财政上的不可持续，它还抑制了工作机会的供应——它割裂了社会契约。青壮年劳动力获得工作的可能性降低了，雇主不希望承担高昂的税收负担。在生命科学领域，它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可以通过支付高得多的工资吸引研究者。欧洲的科研人才保持是一个问题，这就是欧洲的所有大型制药企业都将主要研发业务转移到美国的原因之一。

　　PE：全欧洲的选民似乎都厌倦了欧盟所象征的一体化和团结。欧洲项目支持水平的下降如何影响欧洲生命科学领域的竞争力？

　　Pammolli：欧洲议会2014年5月选举的结果对于创新和竞争力计划或者对整个科学界并不是利好的消息。提升知识库的潜力以及提高生命科学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潜力取决于开放市场组织前提的一体化，而不是返回到民族主义的议程上，各个成员国以政府为主导寻求自己的干预主义战略。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并非是选民的冷漠：布鲁塞尔往往不能很好地处理28个成员国之间存在的所有多元性。

　　欧元货币的采用甚至降低了灵活性。你需要接受成员国之间能力和潜力方面的差异，为专业化提供条件甚至是接受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坚持主张通过官僚体制开展合作。开展这种竞争的途径之一就是确保各国政府愿意通过商业激励措施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工作机会。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欧洲的体制是以流程为驱动，而且不具有代表性。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没有展现出积极的价值观，比如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或者违背国家专业学术机构的医院促进科学家之间的流动性。

　　PE：这种矛盾如何影响制药行业的商业气候？

　　Pammolli：政府的命令最终相互矛盾。你拥有一个理想化的单一药品市场，并且将其作为扩大药品获取渠道的途径加以促进，给予生产商规模经济性使得大额研发投资能够获得投资回报，与此同时，在专利过期后从普通药品竞争中获得成本节约。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创建宗旨是建立一个制度机制来实现上述所有目标。

　　但是，需求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默认平行进口的同时，各国对药品的定价和上市方式做出了规定。这些给企业造成的大量的交易成本，往往会在整个欧洲产生下行的价格融合，进而降低了单一市场中代表的规模优势。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价格融合实际上延误了药品的上市，因为推出新药品的企业可能因为跨境参考定价规则的潜在影响而放弃在一些国家中推出新药品，根据跨境参考定价规则，价格最低的国家作为更高收入国家的定价基准。处理这一因素的途径之一就是将定价限定在人均收入的基础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不应该将他们的定价和报销政策设定在最低收入国家的价格基础之上。

　　如果你在依赖单独制度基础设施的体系中再设定一套统一的规则，而在这套规则之外，每个成员国都可以引入自己的多元化激励措施来吸引投资，那么结果就可能不是你所预期的那样。我们知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药品市场的一部分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正在逐渐减小。

　　PE：行业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并且提升其在欧洲的“经营许可”地位？

　　Pammolli：在我看来，首先，行业需要记录欧洲环境的积极元素，首先是监管基础设施的相对先进性、高技能的劳动力以及许多世界级企业都位于欧洲——如果你将瑞士包括在内，世界销售收入位列前十名的药企中有五家都位于欧洲。其次，行业必须要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源库，提出具体的方案来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创造一个真正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并且增强高校研究机构的竞争水平，从而使得德国的教授在意大利担任主席的可能性（如今几乎闻所未闻）成为现实。当前的科学家招聘和保留体系濒临消亡，而且正在给年轻专业人员产生很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年轻人才相当于与雇主签了多年的卖身契。第三，企业别无选择，不得不参与有关欧洲未来社会福利体系的争论，包括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以及长期医疗。

　　现在是时候放弃一种错误的谨慎态度了，因为这种谨慎态度依据的是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企业受到利益的驱动，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对研究、教育或社会保障的公共支持提供意见。我要强调的是，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制药行业都可以做出积极的贡献。

　　PE：你对行业如何寻求这种行动主义议程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Pammolli：我可以举一个来自我自身经验的例子。我在34岁时是意大利的一名助理教授，没有资金支持，我看到了《经济学人》杂志中刊登了默克基金会发布的一则招聘广告，默克基金会为申请者提供无限制的零管理费用的赠款，用于对影响制药行业的政策议题开展研究。我坐下来制定了一项计划书，然后发送给了默克基金会位于新泽西州的总部，但是没抱什么期望。几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我中标了，与我同时中标的还有另外两名知名经济学家，分别来自沃顿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这笔赠款为每年20万美元，最多可以更新到9年。这笔赠款真正改变了我的生活以及我进入的学术圈，保持了我与波士顿大学物理学教授Gene Stanley的新技术开发合作，此次合作的目的是研究经济学领域的大型数据库。默克基金会的赠款计划安排一个国际专家顾问委员会评估我的研究成果。这进而促成了硕果累累的研究协同作用，进而产生了许许多多影响点，虽然我的研究成果在这些影响点中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却深深的结合到了影响人们生活的政策中。这是在政治层面上强化的政策。

　　这个例子表明，行业可以在公共关系或声誉管理之外产生影响。我还要强调是，我获得的赠款给我提供了自由度。我从其他组织那里从未获得过这种自由度，尤其是公共部门，与默克基金会不同，公共部门有时不愿意自己的学术领域受到智力上的挑战。这是一次美好的经历，表明私营部门愿意帮助促进生命科学领域的竞争、打破学术孤岛并且促进跨专业合作，通过认可籍籍无名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科学家和研究者）来提升多元化。这表明，当现状被搁置，大机构受到挑战时，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支持是药企可以做到的最有影响力的事情——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确实少之又少。

　　PE：展望未来，你认为2020年欧洲制药行业竞争力的水平如何？

　　Pammolli：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设计养老和医疗体系的融资体系架构，那么定价压力将加速，患者可以获得的新药品的质量和范围将下降——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是却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的研究表明，欧洲现在提供的激励措施正在促使企业将重点放在具有高流失率的治疗领域。这是因为对更加可靠的候选药品的投资（代表着递增进展，而不是彻底的突破）在这些药品进入市场时不会获得充分的回报。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正在发生的情况是，科学变得更加复杂，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更加明确，流失率在上升——然而需求面还没有变化，不能调整企业赖以确定经营重点并且分配研发预算的风险收益计算。实际上，我们在《自然评论》中发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关私营研发经营模式“失效”的论点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因是付款人没有对企业施加各种压力，促使其解决最棘手的疾病。

　　此外，行业没有通过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社会的价值。我担心行业的鼠目寸光，没有充分意识到行业在与政府和公众互动的过程中应该起到的作用。考虑一下行业如今的形象与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时期的形象的对比，那个时候，企业第一次意识到真正全球化的药品市场的存在——必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加以管理的全球化市场，包括定价和准入以及知识产权。矛盾一触即发，企业声誉命悬一线，而且企业必须要做出回应。如今，我们似乎回到了管理层只关心股东价值的年代。股东价值似乎是企业取得成功的证明，但是自满以及将自己展示为另外一个零售行业的做法是存在许多危险的。以产品为中心的组织结构的广泛采用在国家层面上引起了混淆，因为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企业面向政府的代表是部门负责人，而不是传统的“国别经理”。我认为其中存在更多的内部孤岛。我们在意大利就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本地管理层和总部之间协调监管事宜时。

　　PE：你曾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成员。你认为这个传统的痛点是否发生了声誉上的提升？

　　Pammolli：知识产权受到经济发展的推动。随着经济增长加速，我们看到曾经质疑这个概念的更多国家开始接受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开发知识产权，而且在保护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中拥有自我利益。此外，企业也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通过书面文件证明了专利授予伴随的发明披露与药品市场准入水平的提升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关知识产权的观点正在变得更加平衡化。我认为，未来几年里政治对抗会减弱，至少在药品开发、贸易和准入之间的全球相互关系方面会是如此。

　　PE：你在卢卡创立了高等研究所（IMT），并且担任了其中的领导职位，你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这家研究所作为你在欧洲机构层面上探索政策论点的实验室的情况下？

　　Pammolli：对我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探索，因为高等研究所(http：//www.imtlucca.it/)代表着对意大利学界的僵化而且自以为是的态度的挑战。我们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但是已经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在实现“创建欧洲真正的跨学科学习机构之一”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迈出了一大步，我们的实用导向就是让行业政策科学化。我们现在有经济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应用数学家、工程师和化学家，大家都在努力解决棘手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最大成功在于克服了地理区域的限制。在一个外国人现如今仍然占到国家研究人员总数不到1%的国家中，我很骄傲的说——感谢多才的年轻女性Mahee Ferlini的专注，她从零开始设计了我们的开放而且创新的招聘和管理程序——我们已经说服许多年轻的美国学者在意大利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做到！

　　PE：你的下一个研究目标是什么？

　　Pammolli：在独立研究基金会CERM(http：//www.cermlab.it/cerm/，该基金会依赖行业和非行业来源提供的不受限制的赠款)，我们开始了一个新项目，我们将它称之为“开关”项目。开关项目(http：//theswitchproject.eu/who-we-are)旨在分析欧洲监管体系和医疗与制药行业创新的演变。该项目依赖于对多个大型互补数据集合的调查研究，我们在过去的15年里一直在创建并且更新这些数据集合。目标有两个：首先，引入新一代分析工具来了解生物制药领域的技术发展，扩展我们近期撰写的有关研发生产力决定因素和发明活动地点的研究论文。第二，我们希望在欧洲协助开发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来分析不同监管措施的影响，而且是在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环境下开展这种分析。我们认为这将产生一些可以验证的工具，政客和监管机构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决定用于指导行业和医疗政策的适当措施。欧洲的各国政府在未来几年里需要做的事情将决定着这个行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