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把拳头收回来 是为了打出去时更有力

　　Q&A

　　Q：《女报时尚》

　　A：郑晓龙

　　Q：在对您的评价中，最有名的是冯小刚在他的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的描写：“晓龙是能文能武的人，出生在军人家庭，也当过兵，骨子里觉得自己是二郎神转世。”说您的梦想是做巴顿将军那样的人。最后为什么选择做导演？

　　A：这其实是时代的问题。我小时候理想是要到部队当兵，成为一个职业军人，哪怕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像切·格瓦拉这样的人。当兵是我第一次到社会上接触社会人，决心要好好地做事。但我父亲当时被看成“三反分子”，我在那里经常被欺负。那会儿解决温饱成为特别重要的问题，说句实在话，我要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话，十几岁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理想可言的。内心特别彷徨，没有出路，不知道结果。如果继续待下去，可能就会被打死了。人不能在这种情况坐以待毙，我没有老实地忍受现状，选择跑回了北京。

　　Q：但即使在那段艰难的条件下，您也一直在积累，为您之后做导演埋下了伏笔。

　　A：我当兵是从1972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吧。那时大放内部电影，看完之后，我会和别人讲电影，讲镜头怎么移动，看见了什么，电影一个小时，我能给别人讲两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我后来会干这行，那会儿只觉得没有太多文艺作品，就如饥似渴把这些生吞活剥了吃进去。年轻时这种有意无意的学习，特别容易进到骨子里去，然后就流在血液里了。

　　Q：您是恢复高考之后考入的中文系，在那段时间，你是怎么学习的？

　　A：我爸爸是总后的宣传部长，家里好多各种各样的书，“文革”时，人虽然打倒了，但是还偷偷摸摸藏了好多。在那段期间我不能上学，就在家里偷看这些书，看比如说《红楼梦》，看了似懂非懂，就背下来，当时的想法是可以跟人吹牛，后来想想，这种大量的阅读有很大的用处。我之前受邀去北大中文系讲课时就说过，搞影视的人，多看书比看影视强。因为书是培养你的思维的，通过这些文字，你再想象完成艺术享受。电影是直接的，没有这个想象过程，但你的想象力，就是在这一次一次地想象当中建立起来的。

　　Q：这种思想的基础比技术性的学习更重要？

　　A：我没上过电影学院，也没上过戏剧学院，像镜头这些技术性的东西，我觉得是容易的。我拍《北京人在纽约》，前三天我还不知道轴线是怎么回事，三天以后我就能指出别人轴线哪里错了。不管哪一行，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基础的东西。

　　Q：到北视艺术中心后，拍摄的条件很艰苦，据说拍《渴望》时导演每集片酬只有250元，演员才80元。到《北京人在纽约》时全程在国外拍摄，但资金也不多。您是怎么从困境求突破的？

　　A：当时别人拍的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大制作，我们只能拍《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便衣警察》这些和现实沾边的低成本电视剧，生存非常难。但没有条件就要创造条件。《渴望》是中国第一部室内剧，其实是我们想出来的改变电视剧拍摄的招。拍室内剧，现场切换，同期录音，这种首创其实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可以省去一半资金。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我拉着装满碟的小车在唐人街挨门推销，希望用卖《渴望》的钱来为剧筹资，但收效甚微，后来收到一笔广告赞助，并且我提议以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当时压力还是很大的，时值我父亲病危，我去看他时，他拔掉了鼻子里的氧气管说了三句话：“把戏拍好，把钱还上，注意身体。”但也不能因为压力而不去做。

　　Q：在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情况下，您更多负责行政工作，把很多名剧的导演机会都让了出去。直到2010年选择从北视中心辞职，才又拍了一系列大热的作品。而之前是您手下的冯小刚、赵宝刚在很早就从体制中出来，扬名立万，会觉得自己辞职的选择太晚了么？

　　A：他们想改变命运，都在非常努力地做事，并不是媒体说的那样，我把这几个人捞上来，要图什么回报。英雄不问出处，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们很聪明，很懂得抓住机会，但也都非常努力。

　　我之前有种过度的理想主义。当时当中心主任时，我就要求中心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谁都不能到外面拍片。谁都知道拍片子有名有利，可做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也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好赖当个伯乐，可我自己也是一匹能跑的马。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整个过程我都身在其中，各种利弊其实都明白。后来是因为中心的改革改不下去，所以我才失望了，更不想坐在办公室里搞行政那一套。这个行业说白了，还需要好多年的思想解放，不然肯定还是绕不出现在的困局。会有些后悔，但任何时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都不算晚。

　　Q：你曾说过，“小富即安”也是一个不错的成功标准？

　　A：对。现在大家在讲成功，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成功的标准降下来一点。一件好事，得到大家赞赏，是不是叫成功？一个人活得有尊严，而不是很猥琐，那也是一种成功；还有一种，认真地享受天伦之乐，和妻儿老小恬淡快乐地生活，那也叫成功。凭什么非得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成功呢。假如你对生活就是这种憧憬，对别人没有伤害，而是自己的快乐，我觉得为什么不行。

　　Q：您拍片子耗时都很长，无论拍还是看都需要耐心，在这样一个快速消费的时代，为什么会把“慢慢来”作为您的人生态度？

　　A：《金婚》50集，光是剧本就用了三年。《甄嬛传》一开始拍的是90集，从小说到剧本用了四年半。虽然剧本光第一集就写了13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写不下去就停下来，我们再开会，它就变成一个虽然缓慢，但是很有质量的东西。我觉得慢一点会对结果有很多帮助。这也许和我年轻时的经历有关。我们现在速度是超前发展，什么都在快。我们年轻人也在找速度，希望有好的工作，能迅速地财富积累，人生都在加速。但这个速度给人生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焦虑，是紧张。人生是一个整个的过程。在每一个过程，都有每一个过程的精彩，也都有每个过程的无奈，要清楚什么事情要往前跑，什么事情往后磨，这很重要。

　　Q：演艺圈的环境比较功利浮躁，您要求年轻演员慢慢来他们会认同么？

　　A：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个人的心态，在我导的戏中，演员的表现通常来说都是比较齐整的。比较突出的，像孙俪这样，就是个特别用功的演员，我们拍《半月传》时，她还把《甄嬛传》的配音导演廖青找来做台词老师，又专门从复旦大学找来历史教授，给她讲先秦战国时的历史，所以这次拍戏我觉得她又有了很大进步。后来我还和她开玩笑，我说你每拍一次戏都这么用功的话，将来没多久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博学的人。

　　Q：《甄嬛传》引发收视狂潮，远销至日本、韩国、美国。孙俪也获得了艾美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在这个年轻人爱看日韩剧、美剧的时代，您拍的剧可以说是对这种趋势的逆袭。为什么同样题材的剧，您拍的就总会有些不一样？

　　A：我觉得，不一定一个人就永远拍好片，特别是创作，也有可能他希望拍好片，最后拍成烂片。但也有从一开始就知道它是烂片，还要拍的。因为在拍的过程当中，他把钱挣了，根本不在乎。其实谁都喜欢那些有质量的东西，只要是好的东西，大家都会喜欢。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注重细节。说实话，我从没有刻意考虑过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某部作品就是拍给年轻观众的。年轻人不光是在看上一辈的故事，他们也是在看未来的可能。

　　Q：可以说，您的出发点是更关注对现实主义的执著表达和社会影响？

　　A：这个年代，不知道是社会的价值观乱了，还是我们自己的心先乱了。不管是无奈的分离和温暖的团聚，还是人性中善恶邪正的较力，提醒迷失的现代人回归对精神和灵魂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常态的、真实的、向善的，才可以感动一代又一代人。

　　有了现实的认知，作品才有思想含量。80、90后的人看了，也许不是马上，但有一天一定会体会到，做人就是这样子，要忍耐、要有责任感，每种欲望最后都得各归其位，与自己和平相处，与生活握手言欢。

　　Q：你曾说过，“小富即安”也是一个不错的成功标准？

　　A：对。现在大家在讲成功，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成功的标准降下来一点。一件好事，得到大家赞赏，是不是叫成功？一个人活得有尊严，而不是很猥琐，那也是一种成功；还有一种，认真地享受天伦之乐，和妻儿老小恬淡快乐地生活，那也叫成功。凭什么非得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成功呢。假如你对生活就是这种憧憬，对别人没有伤害，而是自己的快乐，我觉得为什么不行。

　　Q：最后，以您的经验，给年轻人分享一句感言吧。

　　A：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我在电视节目里说过，谁能耐得住寂寞，谁未来就能比别人高一块。你把拳头收回来，其实是为了打出去时更有力，这一收一击，看似力学，实则哲学。在我看来，成功不止一种含义，不能变成标准式的以成败论英雄、以金钱做标准。

　　文_林以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