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移民活动与汉语的地理扩散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
关键字:明代,移民,汉语,地理
发布时间:2015-04-17 12:09

　　摘要：明代是中国方言分布格局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统治阶级为加强统治而进行的移民活动贯穿始终，汉语汉字随着移民活动在域内、域外都获得扩散。本文从明代移民活动出发，讨论了明代汉语地理扩散的流向、结果及类型。

　　关键词：明代；移民；汉语；地理扩散

　　“人口的流动与扩散是形成语言地理扩散与分布的一种方式和制导原因。”[1]明代是汉语方言格局发展及汉语向域外扩散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与明代始终不断的移民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明代移民活动概况

　　（一）移民的目的及移民构成

　　根据明代统治者的言论，他们移民的主要目的，一是“用夏变夷”，即试图以汉族融合少数民族，以巩固边防、防止周边各种势力侵扰；二是“惠远民”，即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送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不难发现，其根本目的还是巩固和加强统治。

　　明代移民主要有八类人：军户，流民，农户，手工业者，商人，官吏及其眷属，罪犯及贬谪之人，教师。其中，军户和屯田民户是两个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军户集中在西南地区和辽东地区，是明初为防止蒙古势力南下和西南诸夷的滋扰明政府在边疆地区的驻军及其家属。如云南地区，军户数量虽难于确定，但有可能达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2]再如湘南地区，宜章的53个氏族中51族是因军屯而来；辽东汉人中，有20％是明代发遣充军的“军户”。[3]屯田农户则是明政府调入各地进行屯田、发展生产的民户。洪武初年，明太祖就下令迁徙了大批民户到全国各地屯田；后来，辽东、云南、四川、西宁等处建立了卫所并不断扩大规模，为发展生产，明代统治者又有计划地从全国各地迁去许多汉族民户，主要任务就是屯田。成祖迁都北京后，更是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除官方屯田移民（即民屯）外，还有商人招致屯垦的民户（即商屯）。明代屯田民户的数量应不少于军户。明代其他移民的数量远不及前两类移民。

　　（二）移民流向和来源

　　明代移民主要有三个流向：（1）北京地区；（2）边疆地区；（3）海外。其主要走向是由内地到北京及边外。

　　1.北京地区移民

　　明太祖在洪武四年三月和六月两次共迁四万九千户至北平屯田，后又多次移民至北京，每次数万户。主要是为了将元代遗留的少数民族排挤甚至驱逐出去，加强防务。成祖迁都北京后，向北京移民的规模更大，其目的更多地是要发展当地经济，为政治中心服务。除屯田民户外，还有大批官吏及眷属、守卫军、工匠迁入北京，明初50多年，全国各地移居北京的人口有几十万，大大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政治经济中心随着首都的迁移而由南京转至北京。[3]

　　明代流入北京地区的移民来源地因时期不同而有所差异。洪武时期的移民来自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永乐时期的屯田民户中山西移民最多，官吏、工匠等则由南京、安徽一带而来。其中，山西是向北京移民时的首选，南北方移民均有。

　　2.边疆地区移民

　　明代初年，官方组织的移民大规模迁入东南、西南、东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中西南地区是重中之重。西南地区自古就有不少汉人居住，多集中在集市和市镇地区。明初始，为扼守川、滇咽喉要道，融合少数民族，明政府以军事移民、民屯、商屯、贬谪、迁徙等方式将大批汉族人口迁入川、滇、黔地区，分布在地理交通要道和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汉族入川、滇、黔的历史高潮，具有规模宏大、定点驻屯、建立军户、军皆世籍、不能随便流动的特点。[2]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江淮、湖广等地。如滇东以军屯为主，江南籍和江西籍居多，官员主要为江南籍、江西籍、贵州籍和两广籍；[2]明初30年移至云南近40万人，大部分是江淮子弟。四川移民湖广人居多，明初以湖北人为主，其中主要是原籍江西的江淮区麻城人；也有一些湖南人，但其中也有部分为江西移民的再迁移；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再次惨重损失，再度引发了湖广（特别是湖北）填四川。[4]大规模移民活动改变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结构，到明后期，不少地区汉族人口大大超过了当地民族人口，尤其是城镇和屯田地区，已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2]

　　3.琉球及其他地区

　　明代还有向海外迁徙的汉人。为“惠远人”赐有特长之人给一些国家的移民活动并非强制，规模不大。琉球就是受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洪武二十九年，因中山王积极朝贡，“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明史·外国四》）据张学礼《使录》，“万历三十四年，续赐毛阮二姓。皆住于久米村。”（《福建通志·外岛》注）可见向琉球国“赐闽人”不止一次。这些移民还肩负着“教化三十六岛”的重要任务，随着他们的迁入，琉球不但有了汉式教育，还有了福建的宗教信仰及雕刻、建筑、音乐等艺术形式。“从科学技术到语言文字，从文学艺术到学术思想，从宗教信仰到典章制度，琉球都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5]除了官迁移民，还有少数逃亡或被俘者移居海外。

　　二、明代汉语域内的地理扩散

　　语言替代发生的一种模式就是拥有先进生产方式的人口大规模移民。这些新来的移民在人口总数上不一定能超过当地原有的居民，他们也不一定能用武力征服原著民，但是他们先进的生产方式不仅能使其成功地生存下来，并且可以最终从经济、文化和语言上同化原著民。这些新移民的语言便成为该地区的通用语言。[6]某一区域共同体中通用或共同使用的语言、方言或土语就是“区域通用语”，可大可小，是有层级的。[7]

　　（一）官话成为国家通用语

　　由于明代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差异大，相隔不远的人也可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族群之间没有通用语言是难于交流的。而且随着大规模的移民、迁都、官员升迁、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教化和管理等诸多情况的出现，产生了对国家通用语的需求。官话应需而生，称为“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利玛窦中国札记》）官话主要用于公务处理和官场交际、读书人当中及商人当中。[8]

　　（二）北方方言扩大成为最大区域通用语

　　明代北方方言区域扩大，辽东语、西南官话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得以向边疆地区和周边国家扩散，北方方言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区域通用语。

　　1.辽东语成为东北地区通用语

　　明代居住在辽东地区的汉人使用的是“辽东语”。明代辽东语以幽燕语为基础，因辽东紧靠山海关，与冀东接壤，又接近冀东音；但明代向女真腹地迁入了大批汉人，加上马市交易，汉语同女真语接触必然形成新的汉语变体，因此明代辽东语又不同于冀东语。[3]如北京话和东北话中表达过去进行时时态的“……来着”就是满语语法的借用。辽东语是满清入关以前接触最多、也是学习的主要汉语变体。

　　明代也是胶辽官话形成的重要时期，因为明代辽东管理军政的卫所归属辽东都司，管理民政的机构隶属山东布政司，辽东与胶东半岛的联系非常密切，胶东半岛的语言得以进入辽东半岛并延伸至东北大部分地区形成了胶辽官话。

　　2.西南官话成为西南地区通用语

　　明代向西南地区移民的活动使汉语不可避免地随着汉民的涌入而进入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较多、语言种类繁多，当地各民族之间没有通用语言；而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虽然方言背景复杂，但他们可以使用“官话”。加上明政府在这些地区广泛设立了儒学进行汉语文教育，所以官话逐渐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族群之间通用的交际语言。西南官话随着流民和屯垦活动进入四川、贵州和云南，云南方言、四川方言、湘南方言形成或得以发展。

　　现代西南官话大体成形于明代，而且和江淮官话很可能同源。因为长江流域移民具有从东南向西、西北扇形迁移的特点，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使南京地区、西南地区的移民超过土著人口，西南官话区和江淮官话区都属于人口重建式地区，[9]而且据新版《中国方言地图集》，江西省拥有西南官话的方言岛。军籍移民和屯田民户将西南官话带入云南，明中叶始西南官话演变为云南方言，因此今天的云南官话与明代的通语音系存在对应关系。[10]此外，不少滇方言也具江淮官话的特征。明代四川方言以基础西南官话为主干，与湖北话融合，吸收赣语、梁益方言混合而成，这也要归因于明代迁入大量的江淮人士。由于移民的持续和当地土著语言（包括原有的汉族语言、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官话）影响，明代时成渝片四川话与湖北话音系就已经逐渐产生了分化。[4]湘南地区方言受到的官话影响主要来自到湖南做官的官员和驻守湖南的官兵，[9]如郴州方言在明代由客赣方言迅速转变为官话，其他县市的方言也都以县城为中心连成一片的官话区。[8]

　　3.北京话回归北方话区

　　北京地区方言也受移民的影响繁多复杂，发生了变化。受阿尔泰语系影响形成的元大都话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官话是非常重要的交际工具，但与来自中原和江南各地的汉语方言发生接触而演变成为明代北京话。元明两代北京音处于回归北方话区、不断调整渐趋稳定的时期，其影响力与地位也在逐渐提高。[3]北京话入声及消失规律与东北官话、河北方言有一致性，与东北官话的一致性最强；东北官话可能是大量河北移民前往东北后在河北方言基础上形成的，而现代北京话是东北官话与北京方言的结合形成的。[11]

　　（三）军队通语“军话”成为地方通用语

　　军话是明代卫、所军制的直接产物。明朝初期在军队里提倡过使用“通语”，即“军话”。有些军户的后代就一直沿用军话，逐渐形成了方言岛。明代形成的军话主要有安徽祁门军话、浙江慈溪观城“燕话”、浙江象山爵溪“所里话”、浙江苍南金乡话、浙江苍南浦城话、福建南平的“土官话”、福建武平中山镇的“军家话”、广东电白“旧时正话”、广东深圳大鹏话。更多的军话保留了明代官话的特点，因此堪称明代前后“通语的活化石”。[12]

　　三、明代汉语汉字向域外的地理扩散

　　明代移民对于外国语言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形成了跨境语言，二是方言成分被这些民族的语言吸收。

　　“跨境语言”主要是指在边境地带存在的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种语言。跨境语言的形成是由于历史上民族迁徒、国界的确定而形成的不同国境的成群成片的语言分布。[13]明代曾发生多次同周边国家的争战，在国界问题上几经变动，因此在很多地区都形成了跨境语言。而又由于明朝政府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在跨境语言的境内区域里，就出现了汉语和民族语言的接触和融合，那里的汉语也必定要随着跨境民族之间的交流而输出到国境以外的地区。汉语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就是汉语汉文化进入缅甸等国家的重要环节。现在的西南官话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的主要语言，具有官方地位，是仅有的3个具有官方地位的汉语分支之一；在老挝、越南等地也有部分华人使用。[4]

　　明代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对琉球语言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不但在当时形成了方言岛，还促使琉球语言吸收了相当多的闽语成分，琉球方言中有些词汇仍与福建方言的发音相同，如龙眼、斗鸡、桔饼、线面、瓮菜等等。[5]明代闽人三十六姓移民以前，琉球使用的文字是宋朝时琉球王舜天根据日本文字创制的四十七字母“依鲁花”。从明代琉球同中国建立往来关系，以及闽人定居唐荣（俗称久米村）开始，琉球才开始在国书中使用中国文字，汉字逐渐成为琉球与中国往来文书的用字。

　　后于明初赐以三十六姓，又许陪臣子弟入国学肄业，中华文字渐流入境。今得中国书，多用钩挑旁记，逐句倒读，实字居上，虚字倒下，逆读文移。中参用中国一二字，上下皆国字，犹存舜天遗制。与华人酬接则全用汉文矣。（《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五《四裔考·东·琉球》）

　　而辽东移民以及辽东语的形成，对汉语向朝鲜的扩散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朝统治时期，经常有朝鲜学者到辽东地区学习汉语，请教学问，因为在获罪被贬谪之人中有不少文臣学士和弃官退隐闲居之士，如邬望、刘进、权印、许福、黄瓒等学问精深之人，及邵奎一类“无所不通”之人。朝鲜学者才得以不必深入中国内地而只到辽东之地就可获得指导，“所费有限而收益显著”。明代辽东话也就随着朝鲜学者的这种学习活动扩散出去。此外，女真部落也同朝鲜有着密切的交往，经常派遣使者到朝鲜访问。因此，受女真语影响的辽东语在不断交往中对朝鲜人的汉语学习产生着影响。加上明政府的规范化活动，明代汉语汉字在域外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明政府与许多国家间的公文都以汉文著写，汉字和汉语书面语在亚洲一定区域内是具有通用性的。

　　四、明代汉语文地理扩散的方式

　　语言扩散与地理分布有三种方式：1.漫溢式或浸润式扩散，是指一定的人口从原始生活区域呈幅射状地向周围区域扩展，人口携带的语言也就在新扩展的地区通行起来；2.线性延伸式扩散，是指在某种社会因素或自然因素的作用下，沿着一定的方向呈线性向前延伸运动，语言或方言人口的流动逐渐形成带状地理分布；3.跳跃式扩散，是指其原始交际地区与新的通行地区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其形成与跳跃式移民有直接关系。[1]

　　明代汉语的地理扩散也有这三种方式：明代北方方言以漫溢或浸润的形式扩散开来，山西方言更是因山西作为最重要的迁移地而漫溢。明代是胶辽官话形成的重要时期，胶东半岛语言逐渐向辽东半岛及长白山区、东北一带延伸，河北方言也逐渐向北方延伸，最终形成了一条带状语言分布，属于线性延伸式扩散。明代的“军话”就是在多个地区使用却不具有地理上的连续性，明代向琉球迁移闽人三十六姓形成了闽语岛，明代逃亡海外的移民在当地使用自己的方言形成了方言岛，这些都是跳跃式的分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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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爱新觉罗瀛生．满语杂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4]百度百科·西南官话，http：//baike.baidu.com/view/35546.htm？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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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赵荣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2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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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陈希．云南官话音系源流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

　　[11]高晓虹．北京话入声字的历史层次[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