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上的新冰山

　　投资者报(记者)解读经济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维度：历史、逻辑和数据。历史是相似的，因此以历史为鉴，可见人心；逻辑是一致的，给予逻辑的支点，能够产生撬动地球的力量；数据如果是真实的，也许挖掘数据，能够解开“无形之手”的奥秘。

　　《货币崛起》就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货币的成果。 书中对货币给予了一个隐含的答案：货币是基于国家能力的信用竞争选择。金银天然是货币，因为金银昂贵，无用，易于分割而难以复制，这对早期竞相追逐货币的政府和个人是严厉而现实的制约。

　　但世易时移，在凯恩斯那里，黄金变成了“一截短短的、野蛮的金属崇拜的尾巴”。真正的欧元之父罗伯特?特里芬则尖锐地讽刺说：“人们走遍天涯海角寻找和开采黄金，竟然是为了把它们埋入更为壁垒森严的地窖！”如果某种货币当下最流行，就暗示着该货币背后的国家实力在全球信用竞争中胜出，但这种竞争优势不是天然和永久的。如果市场经济的一个维度是信用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货币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作者讨论股市部分的内容时，多少讨论到了华尔街，这个充满光环和失落、贪婪以及丑闻的场所。对于华尔街的争议，近百年来从未曾停歇，到底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街”引领了“华尔街”，还是相反？犹太人的投资银行和新教精神的投资银行有什么异同？

　　美国是个充斥着英雄史观的国度，华尔街尤其如此，华尔街的英雄们除非已经死去，否则，要么成为神龛中的偶像，要么沦落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次贷危机之后，独立投行制度暂时消失了，但从历史维度，我宁愿相信：商业银行的幸存，也许在于其能吸收公众存款不断补充流动性；投资银行的不幸，在于在承销和经纪业务之外做了太多的自营业务。因此，也许次贷危机并不表示华尔街的失败或者银行业的胜出，甚至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投资银行会再度卷土重来。

　　弗格森还介绍了房地产问题，有趣的是，次贷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也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家庭的财政危机。从联邦政府的层面看，从里根开始延续至今的减税思潮，弱化了联邦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削弱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导致财政赤字堆积如山。

　　“供给学派”这个餐桌上的经济学也许害苦了美国联邦政府。从美国家庭的层面看，过去30年，美国家庭成员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并不显著，倒是双亲工作家庭不断增加；股市和房地产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掩盖了美国家庭的财政困难。次贷危机暴露了华尔街的困厄，在其背后，实质上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家庭的财政困难。由此看来，美国信用消费的黄金时期已经逝去，节俭时代悄然降临了。

　　弗格森乐观地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全球货币崛起的时代有很重要的地位，G7（七国集团）代表性不足，已经过时了，G20（20国集团）说多做少还不是主角，作为G2的“中美国”可能登堂入室。这样的陈述当然令人激动，但现实中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亟待解决，从金融和经济规模上看，中国赶上日本还有待时日，更遑论美国！

　　书中一个清晰的结论是，回到金本位或者商品本位是困难的，类似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可能也很渺茫，未来的货币崛起，是一场大国实力竞争在全球或者区域的表层浮现。货币的地位是海面上的冰山，而国家能力则坚硬地在海面之下沉默着。

　　我们在见证一个纷扰的时代，货币是其中的强音；我们也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复兴，这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