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望中的思绪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思绪,香港,内地
- 发布时间:2012-02-27 14:2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在中国香港如此开宗明义地表明身份时，其实背后并没有所谓的优越感，更多是一份被拒之门外的尴尬选择。
我生于1968年，即香港左派暴动后一年，而中国正值翻天覆地的文革时期，处于几近封国状态。当时我年纪尚小，对内地没多大印象，因此而生的苦恼或疑惑就更谈不上。
我与内地的第一次接触是从一个胶袋开始。就在四人帮刚刚粉碎之后，我初次回乡，深圳。记得我刚踏出罗湖关口的黄泥路上，正想把手上的胶袋扔掉时，路旁的一位看了我很久的中年女人突然笑脸迎上来，问我要手上的胶袋，我给她，她一手拿走，生怕我改变主意，转身就兴奋地急步离去。当时仍是小学生的我，只是感到无比的错愕和不解，满脑子想着为什么我们当垃圾的东西，他们却当宝贝，这个反差从何而来。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件中国历史上的灾难。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接触是在我17岁的时候。当时，内地已经相当开放，不少香港年轻人也会到内地旅行，但有别于今日那种包食宿连零用钱的富贵中港交流团，当时的年轻人都是抱着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爱国情操踏进这片国土，而《我是中国人》是他们的主题曲。当年，黄山和北京是最热门的地点，因为黄山的壮丽河山、北京的文化底蕴让香港年轻人较容易认同，但我却选择一个人坐大巴游走西安和乌鲁木齐，而“悲剧”就发生在甘肃省张掖市。
张掖是个历史名城，乃汉朝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像我这样到张掖旅行的外地人几乎是零。因此，为免招惹麻烦，或是省钱，好让我入住毋需使用外汇劵、只是盛惠5元人民币的廉价招待所，我刻意装扮，买了顶满街都是的蓝色工人帽来掩饰身份，期望隐没在当地人中。可是我一出汽车站，就给一个年约9岁的小妹妹逮着，她急步朝我走来，我意识到：好吧，就给你认出了。可是好戏在后头，她竟对着我哈哈大笑，然后指着我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方言，惹来途人注目，渐渐变成人群，前一圈是笑翻了肚子的小朋友，后一圈是来看热闹的大人们。
面对如斯场面，我第一时间看看裤头拉链，但发现问题不在那儿，然后顺着小妹妹的手指看，竟是我用来伪装的蓝帽子！眼见群情越趋汹涌，我也不知道我的帽子有什么问题，总而言之先把帽子脱掉吧，怎知道那个小妹妹笑得更厉害，简直是人仰马翻。天呀，我也不再找招待所了，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先把那个小鬼头甩掉再说，但她就不放过我。
小妹妹，我只是个低调的外来人，只是扮你们扮不像，但也绝非罪大恶极，要劳烦你让我游街示众。如果你有缘看见这篇文章，我想告诉你：你伤害得我很深、很深，直至25年后的今天我仍无法忘记你的笑声呀。
然后，我出国读书，直到2006年秋天，三十多岁的我才第一次到北京，手里拿着《歌舞升平》的计划书，出席一个两岸三地的纪录片投案会，但只有我一个香港人参加。投案会在一所北京市郊的高校中举行，那时候是深秋，室外褐色的落叶被冷风刮得七零八落，团团乱转。我带了一部前作放映，几位内地导演来看，看后也没说什么，大家只是恭敬地闲话家常，说起内地独立电影圈的事，我也搭不上嘴，只是礼貌地陪听，感觉有点格格不入，幸好太太与我同行，要不然我肯定是个独行侠。
投案会最后一天，大会宣布结果，《歌舞升平》幸运入选，晚饭后我和太太回房收拾行李，准备翌日到故宫一游，心情兴奋。此时，房间电话响起，是杜海滨导演问我要不要喝啤酒，这是我首次获邀的“非官方活动”，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急步走去他告诉我的房间，一开门，看见所有导演都挤在里头谈天，我左闪右避地走进去，难得找到位置坐下，听见他们正在讨论赛果，我就更不好说话，坐在一旁听，也没人问我意见，正当我感到有点尴尬，海滨带着温暖的微笑，向我送来一罐啤酒。尽管房间内开着暖气，但啤酒拿在手心，还是冰冷冰冷的。直至今日，我还是把这个故事挂在嘴边，就是海滨记得还有一个香港导演没啤酒喝。
除海滨外，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黎小锋导演。结果宣布后第二天，大部分人都准备离开，唯独我和小锋往城里跑，所以同坐一辆计程车。车上我俩各怀心事，想着各人回去就要开拍的片，所以没多说话。快要下车时，我本打算付钱，一来我和太太两个人坐，二来也许因为潜意识仍觉得香港赚钱多点，百多元车资理应是我付，可是，小锋立刻掏出钞票塞给司机说：我来付。三个月前，我带《一国双城》去上海电视台作内部放映时，他也来了。之后，我们又同坐一辆车，我问他还记得几年前在北京他请我坐车的事吗，他若无其事地说：有吗？我忘了。
由胶袋到的士，无疑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突飞猛进，香港和内地的生活水平逐渐拉近。《音乐人生》后，我的最新纪录片《一国双城》首次在中国内地取材，其中大部分的场景均是在福建泉州拍摄。影片主角是一个很多香港人不喜欢的内地新移民，我跟主角回到她的故乡、祖屋甚至她出生的床铺，一起走上寻根的路。除了今年3月在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上映外，我们更准备在内地的多个城市举办放映座谈会，非常期待与内地观众交流，了解他们对这部涉及中港题材的纪录片的反应，不知会否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还是时势易转，香港的人与事对内地观众来说已再无“亮点”，反而大家能以平常心互相对望。
（作者系金马奖影片《音乐人生》导演）
张经纬/文
……
我生于1968年，即香港左派暴动后一年，而中国正值翻天覆地的文革时期，处于几近封国状态。当时我年纪尚小，对内地没多大印象，因此而生的苦恼或疑惑就更谈不上。
我与内地的第一次接触是从一个胶袋开始。就在四人帮刚刚粉碎之后，我初次回乡，深圳。记得我刚踏出罗湖关口的黄泥路上，正想把手上的胶袋扔掉时，路旁的一位看了我很久的中年女人突然笑脸迎上来，问我要手上的胶袋，我给她，她一手拿走，生怕我改变主意，转身就兴奋地急步离去。当时仍是小学生的我，只是感到无比的错愕和不解，满脑子想着为什么我们当垃圾的东西，他们却当宝贝，这个反差从何而来。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件中国历史上的灾难。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接触是在我17岁的时候。当时，内地已经相当开放，不少香港年轻人也会到内地旅行，但有别于今日那种包食宿连零用钱的富贵中港交流团，当时的年轻人都是抱着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爱国情操踏进这片国土，而《我是中国人》是他们的主题曲。当年，黄山和北京是最热门的地点，因为黄山的壮丽河山、北京的文化底蕴让香港年轻人较容易认同，但我却选择一个人坐大巴游走西安和乌鲁木齐，而“悲剧”就发生在甘肃省张掖市。
张掖是个历史名城，乃汉朝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像我这样到张掖旅行的外地人几乎是零。因此，为免招惹麻烦，或是省钱，好让我入住毋需使用外汇劵、只是盛惠5元人民币的廉价招待所，我刻意装扮，买了顶满街都是的蓝色工人帽来掩饰身份，期望隐没在当地人中。可是我一出汽车站，就给一个年约9岁的小妹妹逮着，她急步朝我走来，我意识到：好吧，就给你认出了。可是好戏在后头，她竟对着我哈哈大笑，然后指着我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方言，惹来途人注目，渐渐变成人群，前一圈是笑翻了肚子的小朋友，后一圈是来看热闹的大人们。
面对如斯场面，我第一时间看看裤头拉链，但发现问题不在那儿，然后顺着小妹妹的手指看，竟是我用来伪装的蓝帽子！眼见群情越趋汹涌，我也不知道我的帽子有什么问题，总而言之先把帽子脱掉吧，怎知道那个小妹妹笑得更厉害，简直是人仰马翻。天呀，我也不再找招待所了，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先把那个小鬼头甩掉再说，但她就不放过我。
小妹妹，我只是个低调的外来人，只是扮你们扮不像，但也绝非罪大恶极，要劳烦你让我游街示众。如果你有缘看见这篇文章，我想告诉你：你伤害得我很深、很深，直至25年后的今天我仍无法忘记你的笑声呀。
然后，我出国读书，直到2006年秋天，三十多岁的我才第一次到北京，手里拿着《歌舞升平》的计划书，出席一个两岸三地的纪录片投案会，但只有我一个香港人参加。投案会在一所北京市郊的高校中举行，那时候是深秋，室外褐色的落叶被冷风刮得七零八落，团团乱转。我带了一部前作放映，几位内地导演来看，看后也没说什么，大家只是恭敬地闲话家常，说起内地独立电影圈的事，我也搭不上嘴，只是礼貌地陪听，感觉有点格格不入，幸好太太与我同行，要不然我肯定是个独行侠。
投案会最后一天，大会宣布结果，《歌舞升平》幸运入选，晚饭后我和太太回房收拾行李，准备翌日到故宫一游，心情兴奋。此时，房间电话响起，是杜海滨导演问我要不要喝啤酒，这是我首次获邀的“非官方活动”，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急步走去他告诉我的房间，一开门，看见所有导演都挤在里头谈天，我左闪右避地走进去，难得找到位置坐下，听见他们正在讨论赛果，我就更不好说话，坐在一旁听，也没人问我意见，正当我感到有点尴尬，海滨带着温暖的微笑，向我送来一罐啤酒。尽管房间内开着暖气，但啤酒拿在手心，还是冰冷冰冷的。直至今日，我还是把这个故事挂在嘴边，就是海滨记得还有一个香港导演没啤酒喝。
除海滨外，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黎小锋导演。结果宣布后第二天，大部分人都准备离开，唯独我和小锋往城里跑，所以同坐一辆计程车。车上我俩各怀心事，想着各人回去就要开拍的片，所以没多说话。快要下车时，我本打算付钱，一来我和太太两个人坐，二来也许因为潜意识仍觉得香港赚钱多点，百多元车资理应是我付，可是，小锋立刻掏出钞票塞给司机说：我来付。三个月前，我带《一国双城》去上海电视台作内部放映时，他也来了。之后，我们又同坐一辆车，我问他还记得几年前在北京他请我坐车的事吗，他若无其事地说：有吗？我忘了。
由胶袋到的士，无疑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突飞猛进，香港和内地的生活水平逐渐拉近。《音乐人生》后，我的最新纪录片《一国双城》首次在中国内地取材，其中大部分的场景均是在福建泉州拍摄。影片主角是一个很多香港人不喜欢的内地新移民，我跟主角回到她的故乡、祖屋甚至她出生的床铺，一起走上寻根的路。除了今年3月在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上映外，我们更准备在内地的多个城市举办放映座谈会，非常期待与内地观众交流，了解他们对这部涉及中港题材的纪录片的反应，不知会否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还是时势易转，香港的人与事对内地观众来说已再无“亮点”，反而大家能以平常心互相对望。
（作者系金马奖影片《音乐人生》导演）
张经纬/文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