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媚外与排外间徘徊

　　德国人因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清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处置失当，引狼入室，引发列强新一轮强租港口的热潮：德国人租借胶州，俄国人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英国人租借威海卫，法国人租借广州湾。过去我们以为这是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仔细想想，租借不是永久割让；列强竞相租借，说明中国政治趋于稳定，投资环境越来越好。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先前比较严重的中外冲突渐渐消解。

　　媚外

　　大环境改善了，中外相处容易了，友善了，民教冲突也随之减少了。这一点在山东地区表现最明显。

　　山东是胶州湾事件的触发地，巨野教案发生在那里。所谓“胶州湾”，就是现在的青岛及其港湾，也是山东地盘。至于英国人租借的威海卫，也属于山东。俄国人租借的旅顺口、大连湾，虽说不属于山东，但毕竟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山东一时间成为全国瞩目的开发中心。

　　随着甲午战后全国维新局面的形成，胶州湾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向前走的大趋势，中国在与世界的融合中越走越远，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山东的小环境也在改变。比较温和的张汝梅取代比较强硬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德国人在山东的投资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教会与山东行政当局之间的关系较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热络，传教士真诚感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入一个难得黄金期，是中外合作愉快的“小阳春”。在那短暂几年，教会在山东创办的教堂、学堂、医院以及一些慈善事业都获得空前迅猛发展。

　　山东行政当局为教会提供的优惠政策超出传教士的想象，巨野教案带给中国的麻烦此时反而成为中外和解的一个契机。经过这场教案的强烈刺激，各级官府都加强了对排外行为的管控，有意识地引导民众与传教士建立亲善关系，不再暗示教会是危害国家的敌对力量，不再将加入教会视为对传统的背叛。

　　在地方行政当局引导下，山东民众加入教会形成了一个小高潮，许多中国人很自然地走进教堂，做做礼拜，听神父布道，在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宗教的正面影响，自然而然加入教会，成为教民。

　　外国传教士面对如此欣欣向荣的局面乐不可支，有些传教士甚至为得到一些过度照顾而不好意思。但对大量加入基督教的新教民，严肃认真的传教士却深感忧虑，以为这样无限度大规模吸纳，已经超过了教会的能力，教会根本没有那么多管理人员，假如这些新加入的教民不能得到很好的训练，不能改变原来的恶习，那么教会可能会因为过快扩张而引发新的问题。

　　新问题确实发生了。一些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教民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中甚至有些教养、素质稍低的人，开始翻旧账，开始寻找机会报复过去那些亏待过自己、羞辱过自己的非基督徒。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快速发展的新教徒将给教会带来巨大麻烦。清醒的教会领袖，比如圣言会副主教福若瑟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898年6月17日写信告诉大主教安治泰说，如果教会对这些新加入的教民缺乏有效约束和管教，如果继续纵容这些不遵守规矩的教民，那么不仅损害教会的威望，而且可能会在中国老百姓中激起新的仇恨，造成一种难以控制的局面。

　　排外

　　教民急剧扩张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到了1898年春，原本趋于消停的教案又悄然出现，新教民的张狂、傲慢及反攻倒算令那些老实巴交的中国人开始愤怒。山东地方各级官府和教会两方面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苦无良策，只能被动等待。

　　据曹县知县董杰报告，曹县一带一些新加入基督教的教民确实频繁滥用特权，依仗着自己受保护的身份，敛取钱财并欺压乡邻，激起众怒。董杰提醒教会加强对这些新教民的管束，以为如果这些新教民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势必极度刺激中国民众，教民与中国一般民众很可能会全面冲突。

　　对于中国方面的警告，福若瑟给予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个案处理，最大限度平息老百姓愤怒，决不会利用传教特权姑息这些教民。根据这个思路，教会向各地传教士发布通告，三令五申严禁教民惹是生非，发誓将以最大决心清理门户，驱逐那些心地不良、不守规矩的教民。中国各级官府、一般民众对教会的这些做法也表赞同。不愉快的民教冲突在相关各方谨慎处理下得到妥善解决，山东良好的政治局面并没有因为新教民大量涌现而破局。

　　然而到了1898年秋，由于中国政治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政治逆转理所当然引发对外政策的小幅调整，务实主义因外交困境而让位于激进主义。甚至为了转移政治注意力，主持朝政的保守主义者有意识撩拨民族主义情绪，有意识默许反教会的排外言行。

　　北京的政治转向很快影响到了地方。1899年4月，对教会、传教士态度温和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因受贿被举报被查处，强硬的毓贤接任。毓贤接任后从表面上看并没有改变既定政策，但由于个人原因，毓贤还是启用了一些先前因反对教会而被革职的官员。毓贤的态度是一个指标，现在又这样启用排外官员更是示范，山东各级官员由此像墙头草一样顺势倒向毓贤的强硬立场。迎合上司，是专制主义体制下一门不学就会的生存技能。

　　屋漏偏逢连阴雨。山东巡抚衙门换人的时候，外国资本也在这里遇到了一些问题。

　　在山东，德国在1895年之后就获得了近乎“独家开发”的特权。1897年胶州湾事件后，这个特权更加巩固。然而，由于美国人始终不认同对中国的分片开发模式，美国资本在中国南北各地都有布局，也一直寻找进入山东的机会。现在，机会终于露出一丝曙光了，中德之间出现一些可以利用的裂痕了。

　　根据中德先前达成的共识，德国在山东的开发享有许多特权，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都属于德国独占。对于这些特权，中国的民族资本并不乐意，他们抢在中德协议正式生效前，抢在德国特权生效前，尽可能多地开采矿产，跑马圈地，静等补偿。

　　美国资本的觊觎，中国民族资本的抢滩，新教民的傲慢和张狂，朝廷及山东巡抚衙门日趋保守的排外主义情绪，使德国人感到不安。德国在胶州的殖民者也不太清楚怎样处理这些相互交织的复杂事务。对于美国，他们当然会进行谈判，进行周旋。但对于中国资本抢滩，对于受到官府鼓励或默许的排外主义，德国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脾气和耐心了，他们选择了武力，选择了镇压，但凡哪儿出现排外主义事件，德国在胶州湾驻扎的海军陆战队一定会很快赶到现场，强力维稳。

　　局部冲突确实被强力镇压下去了，但毫无疑问，这种行动为更大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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