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波折 中国问道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复苏波折
- 发布时间:2010-07-26 09:58
7月16日到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进行调研时关于应对目前经济形势的讲话就给出了这一思想的现代话语版：高打墙——“要充分估计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增强忧患意识”；广积粮——“既要扩大内需，又必须稳定外需”；缓称王——“经济增速的确在下滑，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主动性的宏观调控。现在所做的一切，包括主动性的调控，都是为了明年甚至后年可能出现的困境做准备。”
不可否认，这些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是：在平息了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的争论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为发达国家出现“二次探底”而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开始思虑。那么如果西方经济再“探底”，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调整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未来需要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经济将以一个相对过去较弱的增长速度运行。
在巴曙松看来，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从政府刺激推动的增长转向平稳增长的一个换档期，欧美经济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因此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回到原来出口可以对GDP贡献两个点甚至是三个点的时代了。而经济如果要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减少对大规模投资的倚赖，就需要经济转向消费，但消费带动的市场，本身就是增长比较慢的市场，不像投资有那么大的规模。因此经济就不太可能像投资主导的那样还可以保持很高的增长和波动。
同时，由于中国节能减排的任务非常重，严格的节能减排的压力，也使得经济增长能力不可能是过快、高消耗的。“我们如果不考虑依赖外需，我们中位的增长速度将会从原来9.5%、10%下降到8%左右。”巴曙松坦言。
中国宏观学会副会长王建也认为接下来经济运行的主题应该有所调整，“由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与中国的第二轮产能释放都集中在”十二五“中期，所以未来中国经济的主题不应是大发展，而应是反危机。”
防微杜渐
在正确的预期下，政策制定与实施上需要防范的问题在哪？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警惕多重因素影响所导致的经济下滑，从而引发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主要体现在：国内房地产调控严厉、投资在政府刺激后逐步退出、美国两房退市对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损失，以及对银行和地产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持有两房债券的银行所可能造成的损失、银行对房地产风险的厌恶情绪攀升由此导致的房地产融资紧缩。
“假若重复以前的调控模式，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面临挑战。因此，要想打破未来内忧外困局面，并获得一个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我们认为需要决策当局进行制度释放。”潘向东说。
巴曙松也认为未来政策应对上需要防止叠加和超调，“可能建设部门调控一下房地产，银行部门调控一下信贷，出口部门调整一下出口退税，汇率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这种综合效应叠加起来产生的效应就有可能是超过预期。”他解释道。
另外，他还认为需要预防转型政策方向不清晰的问题，比如说保障性住房每个月进度多少，全年完成多少，未来城市化进展5年是多少，10年怎么样。这些非常清晰的约束，比如说提高居民劳动者收入，大概提高多少，这样有了清晰规划之后，市场才知道往那个方向转型。如果说每个人都讲消化，讲消费，具体的真实的故事在什么地方却是模糊的，市场就会出现混乱。
应对之道
从政府的角度看，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手中具体可打的牌有什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其中最有利的一张就是通过落实“新36条”政策，把在危机后还未充分调动起来的民营企业、小企业激活，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军。
“两年前，我们在金融上开了一个小口，允许民间资本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在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13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上千亿的民间资金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投入到小企业、微型企业以及农户贷款之中。金融开放的潜力可见一斑。”汤敏分析道，
因此，他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对内开放金融、电信、石油、公共设施等垄断行业，激活民资。同时，对于因房地产调整而造成的增长损失，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加大廉租房、保障用房建设和其他民生方面的投入来弥补，其中成败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可行的保障性住房筹资机制。对此，汤敏给出的对策是：加大央企对国家财政、地方国企对地方财政的分红。
而中信建投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则认为，应对着眼点应在收入分配的改革上，因为目前中国过度的刺激已经严重抑止了市场的活力，增长的下降凸现了财富分配的重要性，这种局面的产生从技术层面上看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与人口红利减少的必然结果。从制度层面上看，则是由于分利集团的膨胀对创新的抑制，“因此，收入分化的解决与否决定了中国能否完成工业化，过渡期的增长必须以让利换取增长以及社会稳定。”魏凤春认为。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假如外围出现经济二次探底，中国的应对之策应该从分析二次探底是以何种表现形式来着手，在他看来目前需要密切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未来外需可能放缓，加之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的取消，以及传统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所带来的对进出口的冲击，由此产生经济下滑。“针对这一点，我认为决策者当局应该警惕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有必要稳定人民币汇率机制。”潘向东说。
兴业证券研发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董先安则推荐了一个很具体的政策组合：左手实施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右手刺激基础设施投资与消费，脚踩投资性地产需求。“这个政策组合，既可以促进经济向内需驱动的转型，减轻海外政治压力，在避免地产价格再度膨胀的同时，化解经济过冷所催化的不稳定风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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