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借腹生子”的越洋之旅

　　在中国隐藏于伦理、法律和医学阴影下的“借腹生子”之路，却成为大洋彼岸的一门大生意。

　　今年34岁的陈敏（化名）与丈夫不曾想到真的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即使两年前奔波于中美之间，他们也是抱着最大的希望，同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2014年9月，32岁的陈敏与丈夫坐上了前往美国俄勒冈的航班，他们将在俄勒冈生殖医学中心（Oregon Reproductive Medicine，下称ORM）完成取精/卵以及胚胎培育。他们为这次行程预留了近两个月时间，彼时患有先天性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陈敏在婚后4年备孕无果后，决心不惜花费百万人民币，同丈夫在美国进行代孕。

　　由于年轻，陈敏的整个胚胎培育过程很顺利，取卵2周后ORM就首次通知培育出了基因健康的胚胎，接下来就等待确定代孕母亲（下称“代母”），完成胚胎移植以及各种手续。

　　与陈敏一样需要代母的女性并不少，因此寻找到合适代母的时间会延长。目前国外的代母市场已然供不应求，这个在中国被扣上了伦理、法律、医学“帽子”的“借腹生子”路径，却在漂洋过海的过程中被清晰勾勒出来。

　　“不能说的秘密”

　　Paddy是健康咨询公司“越洋医疗”的运营总监，公司专门为中国客户提供跨境医疗服务。作为ORM在中国的授权代表，海外辅助生殖服务是其重点业务，陈敏就是Paddy服务的客户之一，从前期咨询到赴美治疗的过程，都由越洋医疗协助完成。

　　Paddy总结了寻求代孕帮助的三类人群：夫妻中女方由于身体原因难以自然怀孕、同性恋群体以及单身人士。“但在中国，其中任何一类人的代孕始终是一个不能说也不愿说的秘密。”在接受《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采访时，Paddy透露，“不论从性质、受众群体、成本来看，这都是一项在金字塔顶的服务，很难大规模进行广告宣传。”包括越洋医疗在内，大部分拥有同类服务的机构都偏爱以小型咨询会的方式推广业务，依靠口碑获得用户。

　　海外辅助生殖尤其是代孕在国内如此秘而不宣，一方面是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与国内的观念法律环境密切相关。在中国，由于缺乏伦理与法律关系的界定，加上产业链上乱象丛生，代孕一直被认为违反公序良俗。去年末，正在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禁止代孕，相较此前卫生部的行政规章《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管理办法》中禁止代孕的部门规章，直接上升到了法律高度。

　　相比之下，在美国部分代孕合法的州，技术、经验、商业化等都相当成熟。以代母筛选为例，通常会选择21-42周岁之间有过妊娠经历，且健康分娩无任何并发症的女性，还需要通过心理医生评估。

　　Paddy坦言，代母一直是稀缺资源，并不是因为数量少，而是双方很难匹配，“代母在登记的时候，也会备注各种各样的要求，有的拒绝为没有医学原因的准父母代孕，有的明确拒绝为中国准父母代孕。”

　　对此，ORM机构的医学总监Brandon Bankowski觉得，这是由于中外准父母对于代孕的认知差异，“曾经有对法国同性恋人通过我们的机构寻求代孕服务，在胚胎移植前，就与代母一家有很好的交流，整个代孕过程中也关怀代母和胎儿的情况。婴儿出生后，虽然在法律上与代母完全没有关系，但依旧允许代母探望，这对中国的准父母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陈敏在胚胎培育完成的3个月后就被通知在当地寻找到了合适的代母，在代孕专业服务机构的安排与越洋医疗的翻译服务下，与未来代母进行了远程面试，双方印象颇好，随后便进入法律合同的签署流程。即便如此，在Paddy接触或者服务过的所有中国准父母中，因为语言和文化差异，大部分都不会主动与代母沟通，也很少会在中途去探望对方。

　　准入差异

　　在复杂的辅助生殖技术中，狭义的代孕只是第三方辅助生殖过程的一环，根据客户的不同情况，还会涉及捐卵、捐精、卵子冷冻、胚胎冷冻及遗传学检查等方面。

　　“更多客户是看中在ORM实验室中完成试管婴儿。”Paddy觉得，美国注重个性化的诊疗方案、简洁的商业化流程、遗传学基因筛查技术等，让不少人愿意大费周章选择前往美国。

　　在美国，所有试管婴儿手术都会被记录并上报CDC（疾控中心），一般会根据试管婴儿医院的成功率（婴儿活产率）、医院规模、配套实验室及其他设施情况等来综合评定并排名。对于赴美患者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经济与时间。

　　在美国仅单次试管婴儿的收费，折合人民币高达18万元，还不包括各类杂费、生活费、交通费，而在中国则只需支付4万-5万元。若选择代孕，更是有“百万宝贝”之称。

　　另一位赴美生育机构的负责人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总花费大概13万-15万美元，包含需支付给代母的3万美元酬劳，2万多美元代母的医疗与保险费，2万-3万美元中介费用。而在美国的医疗费用，夫妻是3万美元，同性人群是5万多美元，如果需要捐精捐卵，还要额外支付1万-2万美元，再加上法律费用（律师费、信托基金等）约1万美元。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代孕没有固定费用，不同方案与阶段价格不一，也不存在所谓的打包价。早几年，总体成本还能控制在80万元以下，但因为大量中国人赴美，市场供需关系出现了倾斜，美国医改后，代母的人身保险价格也有所上涨。”

　　可目前由于国内医生资源的稀缺性，求医问药的过程很难做到个性化。陈敏在赴美求子前曾奔波于国内医院，需要对接多位医生，就诊更多是类似流水线式的操作。而在美国，沟通成本会降低不少。

　　此外，国内外在胚胎培养技术上也存在差异，Paddy认为：“目前国内的实验室很难做到环境的纯净度与稳定度，很可能会影响到胚胎的体外生长发育和移植的着床成功率。”

　　通常来说，如果将完成卵子受精或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步骤的当天定为第0天，那么受精成功过夜后的第1天可以观察到两个原核，第2天、第3天，观察受精卵是否分裂、有碎片或者分裂成几个细胞。一般国内的医疗机构会选择在第3天，即胚胎约拥有8个细胞时，将2-3个胚胎进行移植或者冷冻。

　　而在美国，医疗机构普遍会将胚胎培育到第5天或第6天相对高级、成熟的囊胚阶段，有数百个细胞，有了胎盘结构，更符合自然妊娠时胚胎落入子宫的时间规律，成功概率会高很多。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做试管婴儿需要移植多个胚胎，因为需要用数量来赢得概率。

　　一位在国内从事试管婴儿的医生也向记者证实，胚胎培养的过程可否从3天胚胎不生化，发育成为5天胚胎，除了细胞本身质量，实验室条件也很关键。

　　一般来说，代孕的冷冻胚胎移植会在3-4个月左右，而试管婴儿新鲜胚胎移植则只需要30天左右，时间差异取决于是否进行第三代“试管婴儿”中的全面染色体筛查（CCS）与移植前的基因诊断（PGD）。

　　“以CCS为例，胚胎学家会用激光笔在胚胎上切片，进行细胞剥离，通过分析46根染色体是否有错误，来鉴定移植前胚胎的基因健康状况。额外福利是，用户会被告知胚胎的性别，并有权利选择性移植。”Brandon Bankowski表示，女性的卵子随着年龄增长而衰老，卵子的染色体更容易出现随机性错误，“30岁以下女性有23%的概率出现染色体异常，但是42岁以上女性，比例高达77%，直接造成难以自然受孕。”但CCS技术在国内面临限制，只允许有明确遗传病指征的患者使用，也不能筛查性别。

　　而涉及到捐卵捐精，国内的门槛更高。2001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只能用于确实证明无法自然受孕的夫妇，有需要的夫妇可通过捐献获得卵子和精子，但“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事实上，目前国内难以从正规途径获得卵子。

　　中国生意

　　2012年的《中国育龄女性生育环境抽样调查》显示：不孕不育患者超5000万，占育龄夫妇比例15%，而西南地区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20%。考虑到近年来比例扩大，真实数据可能会高达30%。即使其中只有5%的夫妇拥有雄厚财力选择赴美接受治疗，也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

　　CNN此前有报道称：“赴美寻求代孕服务的中国夫妇不断增加。”“有的公司甚至40%客户是中国人。”不过，Paddy接触的多家海外医疗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态度是又爱又恨，既希望在这个增量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却又排斥中国客户的就医态度与习惯。

　　以越洋医疗合作的ORM为例，这家从事近30年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目前绝大部分的客户依旧是欧美客户，Brandon Bankowski发现，中国客户常会提出苛刻要求，比如“确保成功率”，“所有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的最大前提，就是精子与卵子本身的质量没有问题，即便完成了胚胎培养阶段，移植成功与否也与怀孕者自身的情况息息相关。尽管中国客户觉得花费了这么多成本与精力，但在专业医学角度，我们无法确保成功。即便是CCS染色体筛查，我们也会严谨地告知客户，精准度在95%左右，整个妊娠过程还是需要进行一些低风险的孕检，例如颈项透明层扫描筛查。”

　　不过，海外医疗机构也开始为中国客户量身定制商业规则，以求获得更多中国土豪的青睐。

　　比如在美国的代母选择的环节，甄选过程可以分为两大派别——“加州派”与“俄勒冈派”。俄勒冈模式在习惯一手交钱一手首交货的中国用户面前就有些被动，用户需要先与代孕机构签约，支付定金，然后根据用户提出的个性化要求（比如，没有宠物不抽烟、没有剖腹产史）找寻合适的代母，并事先完成所有的背景调查、心理评估以及病历资料审批等，因此时间会被拉长，有些甚至需要等待6-8个月。而“加州派”的作风更商业化、流水线化，代孕机构会搭建数据库，提前招募代母，客户可以随时挑选，之后再付款、面试做检查等。显然，这种钱货两清的流程更得中国客户的心。

　　本刊记者 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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