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肝病一向有“女怕脸肿,男怕脚肿”的说法,除此之外,她还伴有黄疸、全身乏力、脾肿大等症状。当时医生传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医生认为,患者急需补充优质蛋白。既是优质蛋白,又能消肿利水的,首推鲜活鲫鱼,且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菜市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如同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父亲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
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地去黑市买鲫鱼。买回来后,他马上开始操作,为母亲“退黄”,按每碗鱼汤一百克鱼计算,剖二百克鲜鱼熬约三十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入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疸消退,再服十天,两眼黄疸大退,月余黄疸全消。他们即去医生处报捷,医生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父亲一听,傻了,医生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当时父亲的月收入才三十六块。虽说食堂里的红烧大排才一毛七一块,荷包蛋也才八分,但时值冬令,鲫鱼原本就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岂不是要把家里掏空了。而且医生还不知道,为了抢一条活鱼,父亲多少次揎拳捋袖,和人在鱼摊前撕作一团。
父亲默不作声。医生继续说:“鲫鱼三四两,去肠留鳞,以商陆、赤小豆等分,填满扎定,水半锅,煮糜去鱼,食豆饮汁。忌盐、酱二十天。”“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当然!”医生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李时珍说过,杀取动物用其肉,骨子里是欠仁爱的,肉还不冷,灵性还在,所以现杀不能现吃,应候其肉冷再烹。忌与大蒜、砂糖、芥菜、猪肝、鸡肉同食。”
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阿二去看看吧!”
天已快黑了。路灯下,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此时的西北风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冻得簌簌发抖的身子,但仍然坚定地蹲着。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鱼断气。”
我不解地看着他,没说话。为什么活鱼不买,非要等到它咽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的规矩,鱼一死,就腰斩而沽,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子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翕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似地叫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恹恹地叹了口气:“好吧,拿去吧,算我输拜侬!蹲了两个钟头伊港!”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抽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入鱼腹,剐出鱼肠,那鱼心还在一翕一张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父亲就成了“老蹲”,只要有耐心,就不怕等不到刚断气的鱼。刚死的鱼或处于弥留之际的鱼,尽管半价,价格还是高于久死之鱼。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或许觉得父亲“老举识货”,可以省却与人的反复解释,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格条鱼,快勿来赛哉!”
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父亲,大概第一天蹲守时他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了,发高烧到四十度。
眼见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篑,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医生也听说了父亲的故事,急颁手谕:“不必死抠鲫鱼,其他利水消肿的河鱼也可以,比如鲤鱼、泥鳅(炖豆腐,专治湿热黄疸)、黑鱼、青鱼等,只要如前法炮制,均可。”
“等断气”的范围扩大了。问题是青鱼太贵,且鱼身过大;鲤鱼固然消肿,但系著名的“发物”,忌;泥鳅口感太差;黑鱼,利水效果好,口感也好,无奈一口气总是断不了,你就是等它通宵,兴许它的腮还在一翕一张呢。
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于心不忍,常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也不收钱。长大后读书,每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退去。
那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暖气吹。
文/胡展奋/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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