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钱穆受钱锺书的父亲之托，送杨绛从苏州坐火车去北京上清华。当时铁路局规定，三等车乘客不能进入餐车，但有针对三等车的餐饮推车。钱穆和杨绛坐的是三等坐席，到吃饭时，有推车经过，卖“油腻腻、硬生生的米饭或面条”，杨绛吃不惯，所以带了一匣饼干和一些水果，请钱穆吃，“他就躲到不知哪里去了”。钱穆也带了一些点心，是小包的麻片糕之类，当然吃不饱。于是，每逢停车，站上有卖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贩，杨绛便看见钱穆捧着碗吃，难免尴尬，于是“假装没看见”。1933年，钱穆乃是燕京大学的讲师，待遇颇高，完全用不着坐三等席，所以杨绛多年后回忆，还是敬重钱穆的勤俭之德。
而当时中国铁路的火车餐车饮食质量非常高。有一段时期，当时非常著名的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承包了天津段列车的餐饮。餐车配备男女侍应生，据亲历者描述，他们点了“鸡茸鲍鱼汤、炸鱼、猪排、西米布丁、咖啡。大师傅手艺不错，用的西红柿酱、辣酱油等等，都是舶来品。刀叉上还有外国字，每份七角几分”。这顿饭当然不便宜，要知道，当时的中等饭馆里，六角钱就可以吃到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肉汤的套餐了。
天津列车吃得好，广九铁路也不落后。1916年的《广九铁路指南》上，可以看到食品种类非常齐全，不仅有威士忌、白兰地、啤酒、苏打水、柠檬汁等各种饮品，还有“沙甸鱼、三文鱼、靓牛扒、西猪排、羊排骨、烧鸡、火腿、烟肉蛋、各色肉饭”等。
不过，坐头等车的乘客们不一定都是洋派的，吃不惯“大菜”的土豪比比皆是。1933年，当时的铁道部出台了很人性化的条例：“查各路客车对于乘客饮食大都仅备西餐一种，非但价格过昂，贫苦者亦无力享受。而食品用具多属欧化，并非我国一般人民之所素习。”不仅如此，铁道部还特意制作了一份中餐菜单，发给各大铁路局，要求一个月内筹备完毕并实行。于是，餐车上开始配备中餐，乘客们也有了更多选择。
林语堂便见识了一位吃中西结合餐的土豪。1934年，他去杭州游玩，和“一个土豪对座”。开车后10分钟，土豪便开始叫餐，“叫的是我们常人叫的两倍之多”。10点零6分，先来一杯烧酒；5分钟后，再来一盘杂碎大菜，接着是白菜烧牛肉。林语堂大概是饿了，居然连菜里有“十二片之多”的牛肉都数得一清二楚。10分钟后，又来“吐司五片，奶油一碟”。羡慕嫉妒恨的林语堂断定“此人50岁时必死于肝癌”。
正在这时，一位“油脸而黑的中山装少年”翩然而至，一屁股歪在土豪旁边坐下，“登时就有茶房给他一杯咖啡、一盘火腿蛋”。少年毫不客气地一手把林语堂桌上的书报、茶杯推开，顿时“茶也溢了，桌也湿了”。中山装少年什么也不管，挽起袖子吃火腿蛋，什么也没得吃的林语堂“看见他身上徽章，是什么沪杭铁路局的什么员，又吃完便走，乃断定他这碟火腿蛋一定是贿赂”。土豪这边，“牛肉已吃到第九片，怎么忽然不想吃了。于是咳嗽、吐痰、免冠、搔首，颇有饱乐之概”。到10点31分，茶房来问能不能拿走，土豪立刻狼吞虎咽起来，9分钟时间全碟吃完，而后“头向桌上一歪，不到5分钟已经鼾然入寐了”。
文/李舒/摘自《民国太太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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