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告别“低薪时代”么
- 来源:人力资源
- 关键字:告别,低薪时代
- 发布时间:2011-03-07 13:09
——专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文/寇斌
我们的钱袋子何时会鼓起来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建议》中提出，努力提高“两个比重”。请问，目前我国这“两个比重”各占多少？
苏海南答（以下简称答）：这两个比重有几种计算方法。根据资金流量表进行计算，2002年至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依次为60.5%、59.7%、57.7%、59.6%、59%、 57.5 %，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整体也呈持续下降趋势，1992年时是54.6%，2000年下降到51.0%，2007年进一步下降为48.3%。还有专家用另一种算法算出的比重比这还低。如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比重只有50.6%，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只有39.7%。不论哪个算法，这两个比重总趋势是持续下降的。
导致这两个比重持续下降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思想认识的偏差。我国以前过于强调经济快速发展，比较侧重于“国富”，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对“民富”和“国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把握得不是太准确。二是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的偏差。我们现行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低端，无法实现内需、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在偏重于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必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更多地向国家、企业倾斜，以便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必然对居民收入的增长强调得不够；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经济条件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增长非常缓慢等，都影响这两个比重的下降。三是经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比如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不均衡，尤其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不均衡，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进而影响了居民收入比重的提高。四是我国收入分配体系本身问题较多。财政税收体系比较倾向于在分配中向国家和企业倾斜，对居民倾斜不多；在初次分配中，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劳资平等协商、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等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二次分配中，财政对社会保障、民生建设的投入不足，对居民的回馈不够等，这些都是造成了两个比重不高而且持续下降的主因。
“十二五”期间，如果这“两个比重”在现有基础上能分别提高4-5个百分点，就是比较好的成绩。国际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超过70%；由于居民的收入构成不一样，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在各国也不尽相同。我们不必与外国比，就跟自己历史发展状况比。从历史情况看，我国的居民收入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曾达到66%以上，所以，今后该比重至少应先恢复到这个程度，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之后，则可争取再提高一点。从发展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该逐步提高到55%左右。当然，要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仍需要一个过程。
问：《建议》中是“努力提高”两个比重，而《十七大报告》中是“逐步提高”，二者有何区别？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和调整。现在之所以用“努力提高”，说明到目前为止，这“两个比重”下降问题较召开“十七大”时更显突出，“十二五”期间提高两个比重的任务更显紧迫。
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有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着眼和立足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以此来考虑和部署实施收入分配改革。虽然“收入分配”有关举措在“十二五”规划中的着墨不是很多，但这些举措散见于整个规划建议的多个部分，如：在“发展目标”、“扩大内需”、“农村建设”、“财税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等部分中都有提及。因此，《建议》中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部署着眼点更高，层次更高范围更广，把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在一起，与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化改革结合在一起；同时，把收入分配自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改革，将农民的增收和贫困人口的减少、居民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财税体制的改革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部署，这是《建议》中一个新的突破。
我希望“十二五”能够取得重大突破，但考虑到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引发问题的原因又十分复杂，因此，解决起来难度也很大。从《建议》关于收入分配的原则要求如“普遍较快增加”、“两同步”等看，很有新意，有突破。但就《建议》中“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一条看，其中提到的有关收入分配的一些措施基本上是原来都提过的，这次主要是重申。因此，希望各方面多做一些呼吁，把这些措施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更多突出一些新的改革的内容和精神，在初次分配中，进一步明确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关系，调整企业与职工的分配关系等措施。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民生建设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再抓一些收入分配的重点要点工作，将以上这些措施纳入到“十二五”规划之中，更有力地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低薪时代”会不会很快结束
问：从世界范围来看，您认为中国工资处在怎样的水平？
答：若与越南相比，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要高出很多，比印度也高一些；若与韩国、日本相比，则低很多。但这种比较不太具有可比性。因为国家情况不同，生产力水平、物价水平等不同，行业结构、人员结构也不同。要进行工资的国际比较，就应当与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比。而真正稍微与我们有可比性的国家，也就是印度。其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不够发达，这些有相似性；但其产业结构又与中国不一样，印度第三产业比较多，IT业比较发达，人员结构也不尽相同。所以，除非是在国家状况相近，发展阶段也相似，行业、职业结构也相同或相似，这样去比较工资，才有现实意义。但总体分析，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偏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职工、农民工、劳务派遣人员等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宏观领域工资的增长速度也一直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正因为如此，制约了我国内需的扩大，进而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需要逐步合理提高我国职工工资水平。
我曾说过，中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已接近预警区，现在我依然这样看。这个所谓预警区，指的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达到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状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的收入差距，特别是行业收入差距、群体收入差距，明显偏大了，这已经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和不满，应该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问：对于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景，您怎样看？
答：我的看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有充分的耐心，因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是在30多年时间里积累起来的，有很多深层次原因，包括经济社会体制弊端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的影响，还有收入分配制度自身的缺陷，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同时我们也要有信心，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蛋糕”比较大，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也有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有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政方针的指导。因此，只要下定决心，统筹规划，系统设计，抓住重点，让改革逐步推进，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就会逐步实现。
问：您认为中国工人的“低薪时代”会很快结束吗？
答：不会。目前只是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改革的一个开端，真正实现目标，还有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不能期盼一夜之间就进入“高薪时代”，因为这既不可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论”之说。一为“大事不好”论，认为目前出现的提高工资的现象，标志着“低薪时代”的终结，“高薪时代”的到来，我国低人工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丧失殆尽，随之一些企业将关闭破产，失业人数将有所增加，一部分外资将撤出中国，势必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此等等。我认为这种看法对问题的认识不够客观全面，也过于悲观。二为“平安无事”论，认为我国工资应该连续大幅度提高，马上进入“高薪时代”，这样做没有一点负面影响。我觉得这种看法也有局限性，脱离了我国的实际。因此，此“两论”都有偏差，都不是正确的看法。
对于目前出现部分地区提高工资的现象，我认为应该客观看待，既不过分担忧，也不要完全不当回事。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工人的工资由目前的低水平，向偏低，再向偏中、中等水平过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具体体现，只有这样，才能与我国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阶段相适应，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体现公平正义。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好提高工资的速度，不能太快太猛，不能脱离企业的承受能力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只能是在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稳步快走，并重点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和机制，切实保证分配起点、分配过程的公平，最后达成分配结果的公平。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目前有一种把收入分配改革完全等同于提高工资的看法在扩展，少数人对提高工资期望值偏高，脱离了实际，个别地方劳资双方因此发生非理性的冲突，影响到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反而不利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们要避免“两论”偏差认识，理性和正确地看待提高工资的问题。对于其中出现的偏差，则应给予正确引导，并适时适度加以纠正。
总而言之，我们的低薪状况正在开始逐步发生改变，我们的国家正逐步向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行列迈进，这将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分配制度的深化改革，中等收入群体将逐步扩大，更多的人民群众将得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问：在“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放在重要位置，有的学者认为“收入差距由拉大到缩小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您怎么看？
答：对此我们还不应该马上就下结论。当前主观意愿和政治决策，已经把遏制并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否能够迅速实现，还有待付出艰辛的努力。
我认为，全面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需要10年乃至20年的努力。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步骤，我认为应分“三步走”：“十二五”期间要遏制住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重中之重是“提低控高”。首先是“提低”，因为我国低收入群体人数很多，跟我国当前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国情脱离太远，跟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宗旨相背离。同时，要调控过高收入，因为现在部分人不公平、不合理的过高收入和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民心平顺、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使收入分配这种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化为社会问题。所以，要下决心和大力气加以解决。
“十三五”时期要把“提低控高”和“扩中”相结合，这是建立在“十二五”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通过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兴国战略，加强全体劳动者素质
培育和提升，来结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村人口的进一步减少，中等素质水平劳动者的逐步增多，还有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就可以真正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整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全面实现小康。刚才提到的“收入差距由拉大到缩小的转折点”希望在“十三五”期间能够到来。
2020年以后，我们将全面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健全新型收入分配机制，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全民发钱不可取
问：有人建议工资增长应与GDP和消费价格指数（以下简称CPI）等经济数据相挂钩，您怎么看？
答：我不赞成工资增长和当地的CPI直接挂钩的机制，CPI直接挂钩的话就会形成一个螺旋的循环，而且CPI是上下波动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不能直接与CPI挂钩，国际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把工资和CPI直接挂钩的。
工资推动物价上涨是基于这样一个机理：工资过度过快上涨，生产的商品供不应求。2010年，有些地方出现了所谓“加薪潮”，其实那不是潮，只是几朵大的浪花而已，这个浪花还带有相当大的还账性质，没有超出现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并且，现在我国总的情况是产能过剩，所以不会出现工资上涨助推通胀压力的情况。需要强调的是，现在一些基本生活品纷纷涨价，如果不提高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再不加工资，低收入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很困难。因此，可考虑将各项低保待遇标准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与CPI挂钩，同时采取根据需要发放物价补贴、控制物价上涨等措施，以切实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但工资不宜与CPI挂钩。
问：为了增加居民收入、遏止贫富差距，有人提出像金融危机时期新加坡“全民发钱”，像美国“全民退税”那样还富于民，类似这些做法在我国是否可行？
答：“全民发钱”肯定不是正确的选择，发钱退税只能作为一个理念。“发钱”只限于贫困人口。如果富人穷人都“发钱”，不但不能控制过高收入人群，正常的经济分配秩序也会被打乱，并且还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反而浪费了资金。“退税”的方式是可以考虑的，如：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的可以豁免一部分税；对密集型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减免税负。
还有人曾建议开征遗产税。对开征遗产税遏制贫富差距这个方向我是赞成的，但是否马上实施，还得进一步研究，因为，目前出现了一批富人纷纷往外国移民的现象，现在开征遗产税，可能效果不会太理想，反而会促使他们更快地移居国外。要让致富的路径更加依法、公平透明，让财产的获得减少原罪，在这基础上待时机成熟可考虑开征遗产税。
问：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您认为工资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答：决定性因素有多方面，包括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政策的变化、老百姓的期盼等都影响和决定着工资的变化。我认为，相关政策、劳动生产率或者是GDP的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三者最为重要。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还是要靠政府，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所以在起步时，要靠政府来制定和实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来正确引导、推动，营造工资增长的条件和氛围。但是从长远看，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还要靠市场机制来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劳资平等协商来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现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还有分配秩序混乱，这些问题已经不单单影响了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而且可能由一个经济问题逐渐转换为社会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49.7%，我国收入差距也已经在全球排在了前几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样的问题长期存在，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我们也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通过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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