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富人截然不同的财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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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03-07 13:10
中国却千方百计要比别人过得好
文/巴俊宇
在过去的一年，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事件，其中股神沃伦·巴菲特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选择在中国举办了“巴比慈善晚宴”，虽然终已尘埃落定，但留给我们的思考确实很多。
盖茨和巴菲特在美国就发起了死后将一半遗产捐献给慈善事业的善举，得到众美国富翁们的响应，也实在令全世界人刮目相看，对比中国现实，更叫中国人汗颜。可没想到这个盖茨不仅在本土大行善举，居然将善举走出国门，推向世界，还将善行善举首选到中国，这其间的玄机我不得而知，可我最关心的是盖茨他们能说服中国的富人们和美国富翁一样不做守财奴，促进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吗？
相信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那些拥有亿万家产的富豪们，知悉这个星球最有钱的人比尔·盖茨宣布退休并捐出全部财产这条消息，都会有所触动。当然，如果让中国富豪来效仿盖茨，那可能很难。不过，作为一个人，很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跟盖茨的差别是什么？
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我们为“再穷不能穷子女”而艰苦奋斗一辈子；盖茨则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再富不能富子女”的洒脱和宽阔。金钱固然是一种财富，但金钱过多也会是一种负担。盖茨以前曾经多次说过，不会把自己的财富都留给子女，在他看来，留给子女最大的财富，是教他们以生存的能力而非金钱本身。
580亿美元的财富海洋也许不会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很可能让他们“溺死”其中。
盖茨的观点，跟视血缘、家族为生命基石的中国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将财富传之子女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虽然传统文化中也有“儿孙自有儿孙福”的劝导，也有晚清曾国藩似的不为儿孙积攒钱财的智者，当下也有比美国人在慈善和身后财产捐献上做得更彻底、更伟大的素有“中国首善”美誉的陈光标先生。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振奋和欣喜，为陈光标等人的高尚之举感到自豪和庆幸。当然，在叫好的同时，还是要对中国整体状况和深层问题做冷静的思考和判断：陈光标等人只是代表了中国较少先行者的思与行，并不能代表全国富人们的普遍心态和自觉意识。而就更多的包括那些“首富们”在内的中国富人们来说，由于千百年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文化浸润，其富人群体意识很难和盖茨等美国富翁们同步化，即使在某个个体行为上比盖茨表现更激进，也难以说明中国人财富意识的进步性。因为中国人与美国人具有截然不同的财富观，我们有必要从文化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
1.中国富人的“出身”，没有美国富人“出身”“正统”。中美富豪们历史性“出身”的差异性，决定财富意识的进步性水准。
在中国，从老祖宗那里就有“重农抑商”的说法，导致了千百年来漫长的“农业社会”止步不前，最后沦为被欺负的对象。上古时期，为了压制“商”那个地方的俘虏，不给他们生存的土地、空间，由于农业土地资源匮乏，于是“商”那个地方的人只好做小买卖，在“禁锢中畸形膨胀”了一代一代的“商人”，于是“投机取巧”、“囤积居奇”、“唯利是
图”、“无商不奸”之类的词汇也就随之诞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催生“实业家”的“时代”，而孕育“商人”的“土壤”也相当贫瘠，于是在“官本位”背景下畸形膨胀了一代代的商人。这是其历史文化根源的产物。相反，在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圈地运动”、“殖民运动”不管如何野蛮血腥，倒是工业化伴生的资本主义主流意识的产物，所以，他从出生就是毫无躲躲闪闪的表明“根红苗壮”，无不扣上剩余价值的烙印。美国商人在“主流”、“ 正统”背景下，不断走出混沌、紊乱和原始，一路走来走到今天，才形成了美国人今天后工业化社会的财富意识。而中国商人一直在“皇权”体制的“夹缝中”畸形发展，直到今日在禁锢中畸形膨胀的结果，是畸形的暴发户思想意识与行为特征的乖戾。如斗富、炫富、自以为是，甚至胆大包天到无所不为等，而且在刚性权力下尽显“有钱能使磨推鬼”效能。也许正是由于中美富豪“历史出身”不同，决定了二者财富意识的不同。
2.中国富人总是希望通过财富购买自身缺失的价值，而美国富人把创造财富看成实现自身价值，中美富人的价值观不同，决定了二者截然不同的财富观。
由于在长期的“官本位”农业社会发展中，工业社会“利本位”意识迟迟未能成为社会主流，使得中国财富创造的商人，始终不能登上“官本位”殿堂，即使是今天商人，依旧是刚性权力主体的附庸，成为权力“寻租”的婢女，和权力资本聚财的路径。而如何使商人脱离“夹缝”窘迫，进而培育千千万万真正的市场主体，恰恰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首要问题。也许正因为这种“夹缝”状态，一方面使得进入市场的主体未能是真正社会的精英和主流人群，另一方面，社会未能形成培育市场主体“利本位”、“ 主流意识”，同时由于制度改革路径的偏颇不可避免产生“第一桶金”原罪，形成利益集团。人们在反思、争辩甚至抗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泛起盲目的“仇富”、“蔑富”的陈腐狭隘意识。而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造成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康，反而出现了大批的“暴发户”。也许这就是在中国本土为什么多有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少有实业救国的“实业家”的深层文化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我无法在理论上准确地“界定”实业家、商人、暴发户概念及其之间的异同，但我知道，“暴发户”肯定不是实业家。美国的实业家知道什么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而中国的暴发户则是抱定了“有钱能使磨推鬼”的念头。而从中国富人和美国富人的一般性比较与区别来看，
中国富人更多的总是希望通过财富购买自身缺失的价值，而美国富人更多的是把创造财富本身看成是实现自身价值，这种财富价值观的不同，自然决定了中美富人对财富的态度和感觉，自然决定了死后对财富的处理方式。
3.中美富人财富创造与权力的关系不同，决定了截然不同的财富意识。
美国市场主体原发于市场，财富创造与权力没有利害关系，至少不依赖权力或依靠权力来完成资本积累。相反，财富积聚、资本积累却通过议会制度制约权力，所以美国的财富可以不依附于权力就实现其价值，其中自然包括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价值。中国与之不同，财富积累、资本积聚都是在“官本位”背景下得以完成，所以都离不开权力因素。所以在美国，不消说富豪，连普通百姓也可以去骂骂总统，而中国的百姓也只能发发牢骚，而中国的富豪必须有把“局长们”当爹来恭敬的精神和气度，否则也只有发牢骚的份儿了。中国有句俗语：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有权到有钱，有钱到买权，再由权转化为钱的怪圈，倒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官本位”和“利本位”交织的现实状态。正因为中国富人赚钱的“辛苦”，特别是在权力和市场纠缠状态下对于权和钱更有不同寻常的感受，才会形成了对财富有不同寻常的独钟，甚至成为比生命和生命价值更重要的嗜好，自然，在将钱视为比命还重要的中国富人眼里，慈善事业是个陌生的词汇。
4.美国人只想自己过得好，中国人狂想比别人更好，中国人“贵族梦”和美国人“自我”的生活观，决定了不同的财富意识。
美国在法制社会里，通过法治，使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生活，不管富豪、官员、自由职业者，都在全民普惠的原则下享受平等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不管你是有权还是有钱，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在较完善社会福利和相对人权的背景下，美国人没有像中国人那种强烈的攀比心态，不管有钱没权，还是有权没钱，反正没有衣食之忧，没有生存之虑，没有伪善的道德夸张，而是着眼于个性、自我，千方百计地打理好符合自己愿景的生活状态，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行。
而中国人与之相比，却有很大差别。首先理论上也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非如此，高度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中，也表现在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其次，道德伪善，行为龌龊，言行不一，社会人治大于法治，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实际做的完全不一样，缺乏个性张扬，难以实现自我。再有，社会公平度低由来已久，因皇权统御，皇亲贵胄、贵族大夫、庶民百姓、走卒贩夫，划分三六九等。而今则更因权力、财富，甚至因地域、阶层、类群，客观上形成等级划分，全民普惠原则难以坚持。也正是在这样文化背景下，弥漫一种“新贵族文化”，
人们都在梦想做新贵族，玩高雅，炫富、斗富，不一而足。人们的生命质量已经扭曲为商品价格，快乐指数变态为对财富的痴迷，自我感受指标完全丧失为客观物化指标体系。人们不再追求一种自然、淡定、平和的和谐，而成为敛财的工具，造钱的机器，守财的奴隶。在贪婪、自私的驱使下，有一种潜意识——我一定要比别人有钱，比别人过得更好！
虚荣攀比，尔虞我诈，所以自然把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5.美国人认为财富最终属于社会，中国人梦想社会都属于自己，对于财富社会属性的认识不同，决定了两者决然不同的财富意识。
更有甚者，将这种“新贵意识”，连同被残留的封建世袭与封建家族观念放大，形成了“富二代”的张狂。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又在有意无意地为这些意识提供保护，这也是人们喋喋不休争论个税征收基本导向的制度原因。就财富而言，抛开“第一桶金”的问题，仅就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主体资本积累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认清财富的“社会属性”。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不论个人或法人，都会清楚地认识和履行财富（资本）社会属性的本质和社会责任，企业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董事长之类），其实是所有者一种资产代表的形式，特别是对那些上市公司而言，其财产的社会属性表现得更为鲜明具体。如果从财富所有属性的经济社会深层面探析，其实财富永远属于社会，个人财产其实是社会财富个人占有、支配形式而已。所以，在市场经济发育完善的国家，财产继承税高得惊人，就是财富社会属性的生动体现。在中国，却是在富不过三代的尴尬与无奈中，恶性鼓噪、张狂“富二代”的劣根性。而中国在某些经济学家“保护富人致富穷人”、脱离中国实际大唱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帕累托改进”高调的鼓噪下，中国的财富已然成为权利主体、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的生死“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为富者去谈慈善，本身就是一个童话般的梦想。而富人们的财富意识中，必须强化其社会属性的终极认识，把创造财富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成果形式，将财富回归社会视为神圣的社会责任，这才是一种进步社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
美国人坚信：为富有仁，富而思源，
带着财富去见上帝是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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