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和他的《浅薄》
-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 关键字:尼古拉斯,《浅薄》,IT系统,技术
- 发布时间:2011-03-16 14:36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最好的IT系统与最好的公司之间没有正相关，有时还呈现出负相关。“当有公司用电脑玩出新花样时，别的公司很快就会购置同样的IT设备依样画葫芦。从战略上讲，信息技术已成为无生命力的东西。它只是做生意的一项成本而已。”
当时全世界的企业每年购买IT产品和服务的钱超过1万亿美元，而尼古拉斯竞然说IT不再重要。身为《哈佛商业评论》的执行主编提出这样的观点，着实让那些领袖级的IT厂商愤怒。微软CEO鲍尔默称，尼古拉斯纯粹是“胡说八道”，惠普当时的CEO菲奥莉纳也断言他“肯定错了”。这场由一个人向所有人发起的战争很快成为大众媒体热炒的话题，当时的《新闻周刊》给尼古拉斯贴上了一个十分显眼的标签——“IT业的头号公敌”。
其实尼古拉斯只是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男孩，说出了他看到的事实，表达了一种被盲目的乐观情绪和厂商有意制造的商业意识形态遮蔽了的常识。厂商们的激烈反应正说明他击中了要害，道出了他们其实已经悄悄意识到但不愿承认的真相。事实上，被IT厂商话语裹挟的众多企业已经渐渐意识到“IT优势”是靠不住的，它们对IT的投资逐渐回归理性。
一场让IT厂商大获其益的“IT大跃进”在《IT不再重要》发表后几年悄悄结束了。这当然不能说是尼古拉斯的功劳（或罪过）。IT之衰，并非因为他的唱衰，他只是预报了这个衰的结局。但从此之后，他“唱衰IT”的个人品牌形象就形成了。《IT不再重要》（2004年作者把这篇文章扩充为一本书出版）发表后，他又发现了IT业新的坏消息。通过对现实的进一步观察和对商业史的研究，他发现，IT业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蜕变，这种蜕变在100多年前的电力工业中已经发生过了。
当电力作为一种革命性的能源，最初是由单个的小型电厂提供的。就像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企业要想实现信息化必须购置IT设备一样，那个时候的生产企业要想实现电气化，就必须花钱购买发电设备，自建电厂。
企业纷纷购买发电设备让设备提供商财源滚滚，但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发展，让这种繁荣走向终结。大功率的蒸汽轮发电机和交流电配送技术，导致了以中央发电站为基础的电网的出现。
电网的规模效应，让每度电的成本大大降低。众多企业再也不必自建发电厂，转而向电网购买电流稳定而且价格低廉的电。价格越低，用户越多，用户越多，价格更便宜。遍及整个社会的电气化时代真正来临了。
尼古拉斯看到，一场变局——电网革小电站的命——已经在IT业悄悄发生。各自为政的企业计算系统（连同个人计算系统）即将被公用计算机终端的模式取代。电网出现以后，企业和个人购买的唯一的“发电设备”就是插座，由互联网提供的公用计算出现以后，企业只需具备各式终端。
尼古拉斯把这种公用计算称为“云计算”。就像下在自留地里的雨水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云，生活在“云”之下的企业和个人，无需用巨大的硬盘来存储各种各样的程序和数据。我们要使用的程序和数据就像我们每天用的水和电一样由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提供，我们要做的只是打开开关。
云计算对于企业和个人主要是利好（当然也有坏消息），但对软硬件提供商来说则主要是坏消息。首当其冲的是像微软这样靠无数的用户单独购买IT产品来获得巨额利润的企业。“短暂而喧闹的电脑应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到来了。盖茨和其他伟大的软件程序员曾为个人电脑时代编写了源代码，但他们风光一时的岁月已经结束了。”
“云计算”并不是未来发生的事。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地使用云计算了。谷歌就是典型的提供云计算的企业。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谷歌的程序和数据，但这些程序和数据不在我们自己的电脑硬盘里，而是在Google像巨型中央电站一样庞大的数据处理工厂里。当然，谷歌并不能代表“云”——尽管它正试图想让自己成为“云”的化身。一个电网包含众多的电站，这些电站发的电在电网中融为一体，用户在用电时并不知道自己用的电是哪个电站发的。“云”，指的是作为一台全球共用的超级电脑的互联网，而不是指哪家互联网企业。从理论上讲，每个用户都是这台超级电脑的提供商（生产者），也是这台电脑的用户（消费者），互联网企业需要做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向作为产销合一者（Prosumer）的用户开放的平台，实现利益共享，而不是公共计算的“云”私有化。任何谋求垄断利益和价值私有化的企业最终都会被“云”所抛弃。
尼古拉斯将自己关于云计算的观察和预言写成《大电闸——重新连接世界，从爱迪生到谷歌》（中文版以《IT不再重要：互联网大转换的制高点——云计算》的书名出版，很易造成误会），引发了IT业界和公众强烈关注，“云计算”随之成为媒体热词。
尼古拉斯以对技术和商业的趋势深刻、独特的洞察力赢得声誉和地位（他是大英百科全书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但他并非技术出身（他在大学的专业是英语文学）。这对他来说与其说是缺憾不如说是优势。旁观者的身份和立场让他始终拥有一种身在局内的人所缺少的清醒。他能敏感地发现强势技术、强势企业常常具有的那种“孩子气十足的热切愿望”和因强势而狂妄所导致的狭隘。他对新趋势有一种情不自禁的赞美之情，他始终保留着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反省、批判的立场和对于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正如我们在他如何从电网发现云计算的趋势时看到的，一种“新新事物”如果被置于历史轨迹中，它的新奇的色彩就不再那么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更容易看清其本来面目，并且预知其未来走向。历史视野和人文关怀，使尼古拉斯获得了众多技术观察家不具备的洞见。这在《浅薄——互联网正在对我们做什么》一书表现得尤为明显。
《浅薄》一书脱胎于作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谷歌正在让我们变蠢？》的文章。在宣布“再见，盖茨先生”之后，谷歌这家有取微软而代之的企业，成为尼古拉斯重点关注的企业，也可以说成为他的新的靶子。
谷歌具有让不少IT巨头胆寒的竞争优势和增长潜力，但其潜藏的危机与它的竞争优势同样巨大。这是生物学上的一个普遍规律：一个物种（比如恐龙）的竞争优势越强，它的进化指向性就越确定，它无视的可能性和忽略的假设就越多。它对于既有成长路径的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其抵御不确定性变化的能力也就存在着结构性缺失。任何选择都包含着舍弃或忽视，无论哪方面的能力都意味着这种能力持续地“正强化”，也意味着其他能力的“负强化”。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你的假设错了”往往不是“万一”。长久的生存（可持续）需要的是能力多样性和进化指向多样性，而竞争优势形成的过程又是一个去多样性、去模糊性的过程。一种独特的算法（技术）和商业模式可以让一个公司异军突起（像谷歌这样的IT企业更是如此），但独特的算法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失灵的可能性也越大。“我们沿着这些河流顺流而下的速度越快，以后返航的难度就越大。”换言之，越顺的路，越可能是不归路。
在尼古拉斯看来，谷歌公司“也许也会变成昙花一现的短命公司”。“因为互联网公司的业务都是非物质性的，由一串串看不见的软件代码建立起来，因而它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互联网公司的业务起死回生，需要的所有条件就是一个有新鲜想法的目光敏锐的程序员。一个更精准的搜索引擎，抑或一个更好的网络广告投送方式，都可能让谷歌一败涂地。”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算法和商业模式很不一样的Facebook的成长史以及它对于谷歌已经形成的实际威胁，就知道尼古拉斯所言不虚了。
但尼古拉斯对谷歌的批评主要还不在商业上。他关注的是谷歌超出商业的某种“永恒”的、可以称作“谷歌主义”的东西。“无论谷歌在数字信息流领域的主导地位还能维持多久，它所确立的智力伦理都将作为互联网这种媒体形态的通用伦理。”《浅薄》一书，可以看作是对谷歌的智力伦理的深度分析。
《浅薄》一书写得不那么深奥，但准确理解它也不容易。“浅薄”这个价值取向色彩过于明显的词，很容易让我们把这本书理解为一种简单的道德批判，而这正是尼古拉斯要避免的。他力图让“浅薄”成为一种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为了理解“浅薄”到底何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词入手。
一“计算机化”
少年时代看的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让尼古拉斯对“机器人”产生了独特的理解。“机器人”本来指的是外形像人的机器，它本质上是机器而不是人。与之相对应的，是具有机器特点的人，本质上是人而不是机器。但这部电影里的人由于长期和机器打交道，其内心（内核）越来越像机器，他按固定的程序对外界做出反应，行为精确、严格，同时也冷酷无情。这是一种被程序化、计算机化了的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麦克卢汉指出，一切工具（媒介）都是对人的某种能力的扩张，如车轮是对人的双腿的扩张，电脑是对人脑的扩张。但这种扩张是有巨大的隐性成本的。“我们的工具‘增强’了人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分最终会‘麻木’。当我们用人工方式延展我们自身的某些部分时，我们同时也在让自己远离那个被增强的部分以及这个部分所有的天然技能。”麦氏把工具对人的这种影响形象称之为“无痛截肢”。人的哪个部分被强大的工具所延展，哪个部分就可能被暗中截掉或摘除，然后被偷梁换柱。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不断技术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天然零件”不断被换成人工零件的过程，人的“形式”好像没有改变，但“内容”已经被换得面目全非了。大脑神经学家马圭尔对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发现由于出租车普遍安装了GPS，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找路、认路的能力大大下降。原来储藏在头脑中的知识库和反应能力被GPS逐渐掏空，“他们从牢记城市道路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了，但他们同时也会失去这种训练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智力优势”。一旦GPS出现故障，他就会茫然不知所措——他也就出故障了，这说明GPS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机器人”。
二“外包”
如果把人比作一个企业的话，这个“企业”的业务模式越来越呈现为“外包”的趋向。“外包”带来了轻松和效率，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风险。
“外包”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管理创新之一。它让企业把经营行为和资源配置集中在企业最擅长的领域，从而不断强化自身的竞争力。外包的前提是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核心能力与非核心能力有明确的界线。一个没有核心能力和业务的企业是没有生存的根基的，面临无法克服的巨大风险，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从这个角度看，人对自身的经营出现了严重的战略错误。
人发明各种机器进而把各种业务外包给机器，生产的效率和生活的舒适感有了巨大改善。尽管在“外包”的过程中，人的某些器官和机能已经发生了退化（我们的双腿不再如古代人强健，双手不再如古代人灵巧），但人的核心能力和核心业务并没有受到威胁，因为这些工具都是肢体性、体力性的，而人之为人的本质不在肢体和体力。但一种不同于其他所有机器的机器出现了，而这种机器正是与人的“核心能力”和“核心业务”相关，这就是计算机，人们将它称之为电脑，这种机器从事脑力而不是体力劳动。
非连线的桌面电脑与以前的机器差别并不大（比如早期的PC就像是一台打字机），但当这些机器连接起来，使成为一个笼罩着我们整个生活世界的巨大的网络，人的生活由“无所不在的计算”来支持，计算开始渗透到人的核心能力——本来是由人脑来完成的处理、存储信息并做出相应反应的能力。互联网这台巨型电脑正在成为人的“体外大脑”，我们的记忆、思考、反应都逐渐外包给互联网时，我们似乎被“解放”了，就像出租车司机被“解放”了。谷歌正在研制无人驾驶汽车的技术，到技术成熟的那一天，出租车司机就成为一种消失的职业——可谓彻底地“解放”。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智力的无限外包成为一种挡不住的趋势。从人力车夫到马车夫再到出租车司机，直到出租车司机的消失，是人从体力到脑力的能力无限外包的过程，其结果是人彻底地空心化。彻底“解放”了的人去干什么呢？如此“解放”或者说如此被空心化的人不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人？正如一个业务彻底外包的企业还是企业吗？尼古拉斯由此看到的是文明的终结——“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表现出来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到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记忆外包，文明消亡。”有一句印度谚语是这样说的：“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我们也可以说，外包的时候，千万别把自己也包出去了。
三“重组”
尼古拉斯不想让自己陷入好恶驱动的印象式批评。他要说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人对自身的经营和管理，人如何避免陷入到无法补救的战略风险中。互联网给了人前所未有的收益——自由、舒适、便利，也让人面对前所未有的高风险——但一切高收益都是伴随着高风险的，除非人像驼鸟一样有意否认它。
这个风险是需要“拿脑袋担保的”。这让人想到浮士德与魔鬼靡非斯陀的交易。靡非斯陀答应做浮士德百依百顺的仆人，负责满足浮士德的一切愿望，前提是浮士德把灵魂交出来，让靡非斯陀来保管。“主仆关系颠倒”定律在这二人之间再次应验——仆人通过绝对顺从实现绝对支配，主人因为随心所欲而被仆人彻底控制。
但尼古拉斯要说的不是一个寓言，而是一个已经被现代生物学、脑科学、神经学所揭示的真相。简单地说，人的大脑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成品，而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一直处在形成中的“半成品”。使用大脑的过程，同时也是“制造”和“再制造”大脑的过程。
生物学家埃里克.坎德尔在一种大型海参身上做了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如果触摸海参的腮，腮会反射性地缩回去，但如果这样反复触摸一个海参，其收缩本能就会消失。坎德尔通过监测海参的神经系统发现，在腮被反复触摸之后，“感觉触摸动作的触觉神经元和负责告知海参反应的运动神经元之间的突触逐渐弱化”，两种神经元的接触度会在短时间内从90%下降到10%。坎德尔的结论是，神经突触具有明显的可重塑性。人的大脑的运行也是由连接成串的神经元以及功能不同的神经元形成的突触来实现的。
“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行为方式——时时刻刻，日复一日，有意识和或无意识地——改变着神经突触之间化学物质的流动，从而改变着我们的大脑。任何重复性的经验都会影响神经突触，连续使用能够扩展或补充神经系统的工具会造成神经系统的改变。”技术的使用让一些神经回路得到强化，而让另一些回路逐步弱化，让特定的心智特点越发显著，而让别的特点趋于消失。”
特定的反复刺激和反应，最后会形成相对固定的神经突触连接形态。借用一个管理术语，大脑运行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重组”的过程。持续不断的重复相同模式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就会让大脑的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规范人的心理和生理活动，人的意志无力改变这种模式。极端的表现是毒瘾（人的意志无法控制的自动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的形成和发作。毒品的功能是大幅度改变人体内神经递质的流动，结果造成大脑回路和大脑功能持久变化，特定神经递质的累积可以触发特定基因的开启和关闭，从而形成对毒品的强烈渴望。人本来是大脑的主人，但长时间单一模式思维和行为能让大脑发生重大重组，大脑的运行受重组后的模式支配，人的大脑也就不由自主了。这就像某些企业在经过一系列重组后，原来的老板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老板了。
四碎片化
尼古拉斯任执行主编期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过一篇文章：《留心那些忙碌的经理人》。文章指出，很多经理人看上去非常忙碌，而且以忙碌作为自己敬业尽职的标志，但如果仔细评估他们的绩效就会发现，他们的忙碌不仅效果甚微，而且效率也相当低下，他们只是为忙而忙。这种无所事事的忙碌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更加普遍。“网络闲逛”，即时通信的闲聊，对垃圾信息的机械式反应，让经理人更加忙碌也更加低效。
“电脑绝不是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简单工具，它是一种能以微妙而又确定方式对你施回影响的机器。”电脑对人最明显的影响，是因为它让你进入到一种无边界、高度互联的世界。前电脑时代的信息匮乏让处理单一任务成为主要的工作方式，而互联网将大量的信息不断推送到你面前，强迫你做出反应，快速切换、多任务齐头并进成为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当线性的、文体式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被非线性、超文本式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取代之后，大脑的运行模式就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人的记忆方式单一化，工作记忆（暂时记忆）成为记忆的主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方式），长期记忆被外包给网络存储和网络搜索，大脑的长期记忆能力开始萎缩。大脑决不仅仅是装载我们记忆的仓库，被我们存储和处理的信息同时也是大脑的“食物”，“食物”一直在滋养和塑造着我们的大脑，“食物”的品质特性一直在影响大脑的品质特性。互联网盛产的垃圾化、碎片化信息正在塑造和喂养出垃圾化、碎片化的大脑。
“媒体提供思考的素材，但也在同时影响着思考的过程。互联网所做的就是把我们的专注和思考能力撕成碎片，扔到一边。以前我们戴着潜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里缓缓地前行。现在，我就像是一个摩托快艇手，贴着水面呼啸而过。”深厚和浅薄，区别就在这里。
碎片化、即时化的信息无需我们主动注意，它会不请自来，而且以最吸引视听的方式出现，主动注意并且细致地处理信息并给出恰当的反应（即中国古人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纷至沓来的信息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交网络下没有藏身之地。慢性注意力涣散症、上网强迫症（如“微博控”）将成为人类病而不知其病的集体性的病症。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依赖于强刺激所出现的短暂、碎片性反应，统称为“互联网浅薄症”。
五必要的“自虐”
尼古拉斯在他的书中反反复复强调纸质印刷书籍的价值。这不是出于怀旧情结。纸质印刷书籍与网页、Kindle、iPad相比，不具备互动性、超链接、可检索、多媒体的特点，实在是简陋不堪。但这种“简陋”恰恰是其价值所在。任何工具均有双重价值——占有（tohave）与对于生存（tobe）的价值。跑车的价值与跑步机的价值、吊车的力量与举重运动员的力量，分属于两种不可相互替代的价值。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你拥有什么与你的企业是什么企业，是两个不可混为一谈的问题。
媒介即信息，纸质书籍所承载的信息与网上同一本书的电子版所承载的信息是大不相同的。它承载的是“清静的环境，充裕的时间，全神贯注地默默记诵，这些都是‘高级阅读’赖以进行的条件”。如果纸质书籍真的消失了，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书，而是纸质书给予我们的修炼以及因这样的修炼而产生的能力。“通读经典时经受的痛苦折磨，领悟经典时获得的欢欣愉悦，最终把经典转化为自身体验，并且在实质上成为经典著作的一流读者。”“一流读者”像蜜蜂一样，他不是无休无止地采集信息，而是将信息酿造为蜂蜜。电脑与人脑的最大区别，是它只能巨量采集和存储同质化的信息，而不能将信息“酿造”为知识和智慧。庄子在2000多年前就提醒人们，“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在网络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创造了电脑的人脑最终被电脑化，“人心”最终被置换为“机心”。风险不可能消失，浅薄将成为普遍的常态，但风险是可以管理和控制的。我们能够用tobe的价值来对冲tohave的价值，艺术、体育、阅读和写作都是人类抵制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无节制蔓延、拒绝把人的核心能力外包给机器而进行的“必要的自虐”。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与互联网保持安全距离，在浅薄无处不在的世界谋求真正的稀缺资源——浅薄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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