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的微创新

　　2009 年年底，江苏电视卫视台制片人王刚正在考虑下一个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是什么样子。不久前王刚担纲制作了江苏卫视一档野心勃勃的节目《谁敢来唱歌》，却在与浙江卫视的同类节目的P K 中败下阵来。这段难熬的下岗期却成了王刚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没过多久重振旗鼓的王刚就打造了至今为止江苏卫视最受欢迎的王牌娱乐节目《非诚勿扰》。正是这档节目，将江苏卫视推上了地方卫视收视率的第二把交椅，排名仅次于常青树湖南卫视。

　　在过去几年，与王刚一样，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制作人都在思考“如何能够制作出下一个吸引人的电视节目”。2005 年，依靠全新的形态创新，《超级女声》获得了中国电视界空前的成功，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地方卫视都希望能够找到全新形态的电视节目，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全新、不同于以往的节目在同质化竞争严重的行业内胜出。然而，与《超级女声》不同的是，《非诚勿扰》并不是一档彻底形态创新的节目，这款以英国Fremantle media 公司的Take me out 为原型的节目与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有些类似，甚至晚于后者上线1 个月，但就是这档不是最先开创相亲节目先河的节目，从收视率上来看显然更胜一筹。

　　自开播以来《非诚勿扰》饱受外界的非议与质疑，夸张时其引发的讨论甚至惊动了广电总局，广电总局也因此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的通知》。但无论怎样，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非诚勿扰》都成为了一个社会广为关注的话题，其收视率也成为了2010 年中国电视市场的一个奇迹——推出不足3 个月，《非诚勿扰》的收视率直逼央视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甚至超越了地方卫视冠军湖南卫视的王牌节目《超级女声》的总决赛。

　　旧瓶装新酒

　　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卫星电视的出现打破了地方电视台服务半径的藩篱，竞争的触角伸向了省外，四川台不再是猪饲料广告的天下，湖南台也不全是化肥广告，为争取更多、范围更大的广告客户，各个地方电视台竭尽全力吸引全国范围内的观众。从内容来说，电视台提供的内容主要分为三类：新闻、电视剧以及自制节目。新闻事件的出现太具偶然性；而电视剧则面临着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问题，除了湖南卫视等少数卫视有自制剧外，大部分卫视都购买外部电视剧版权，不同电视台所能提供的内容很难差异化，视频网站的异军突起让电视剧之争更为激烈。因此，自制节目成为各大卫视竞争的焦点，甚至成为一个电视台江湖地位的直接体现。

　　好的综艺电视节目除了能够为电视台带来直接的广告收入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升整个台的影响力，比如，一部热门电视剧在各个电视台同步播出，观众很可能因为某个综艺节目而习惯性选择在这个台观看电视剧。

　　1997 年湖南卫视推出了《快乐大本营》，之后《超级女声》、《天天向上》等一批优秀节目的陆续推出确立了湖南卫视地方卫视长久以来收视率第一的王座。在这个时间轴上，其他卫视的自制节目的建设同样风生水起。大学毕业的王刚正好赶上了各大卫视自制节目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学习播音专业的他被分配到江苏卫视做主持人。然而，工作一年多后他都“没有找到感觉”，不久他退居幕后，担任导演、策划，如今，他的身份是江苏台制片人。

　　《超级女声》的火爆让选秀类节目遍地生花，过度的竞争非但没能生出更多的“超女”，相反，让很多卫视的投入打了水漂。2008 至2009 年，全民卡拉O K 节目兴起，在众多同类节目的竞争中有三档被看好，分别是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湖南卫视的《挑战麦克风》以及王刚策划的《谁敢来唱歌》。然而，获得英国Who daressings 版权的《谁敢来唱歌》并未取得先前的预期，比邻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大获全胜，成为了浙江卫视的标志性栏目，王刚也因此“被下岗”。

　　王刚决定重新策划一档电视节目，真人秀相亲节目进入了他的脑海。“首先选秀类、唱歌类节目已经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新的切入点，而这个切入点要获得广泛的关注。”谈到《非诚勿扰》策划的初衷，王刚这样说道：“首先我们就要从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找起，不难发现剩男剩女是老百姓都比较关心的话题，我们就想，不如以此为题材做一类相亲节目。”

　　但相亲节目本身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1998年湖南卫视开播的《玫瑰之约》掀起了婚恋节目的热潮，之后引起了全国多家电视台的模仿，然而，彼时的大部分婚恋节目都比较强调自身的功能性，也就是说，这些节目的出发点是真的帮助参与嘉宾寻找人生伴侣。显然，这样的思路早已不符合当下观众对一档电视节目的预期。相比为场上的嘉宾找到一个伴侣，调动场外观众参与其中才是当下电视节目的应有之义。

　　“表面上看《非诚勿扰》是一个婚恋节目，其实它背后触及的都是当下观众比较关注的话题，能够引发观众的讨论。”正版高清视频网站奇艺网内容总监高瑾说道。有着深厚电视行业从业背景的高瑾至今还会被邀参加各种娱乐节目的评选。在她看来，这是《非诚勿扰》能够引起广泛关注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同样，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看来，“一档电视节目对观众的吸引不仅仅局限于节目所涵盖的信息本身，观众愿意通过电视看到一种观念的改变”。

　　无论是高瑾还是苗棣所强调的都是一档好的电视节目应该能够引发观众对节目内容之外的思考，而这一点，正是王刚早已有所注意的：“表面上看《非诚勿扰》跟以前的相亲类的节目提供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无论是操作方法还是内核都不一样。”王刚所说的内核，指的是《非诚勿扰》的定位：这不单单是一个服务性节目，而是一个披着相亲外衣，却能直指社会观察、人文思考的情感综合类节目。

　　细节竞争力

　　对电视节目制作颇有研究的苗棣经常会遇到电视台的各级领导、制片人或编导的追问：“有没有什么新的节目样式？ 有没有什么新的环节技巧？”确实，《超级女声》等一批引发大规模眼球效应的电视节目都是前无古人的创新节目，这难免让人误解其成功之道在于新鲜的形式，事实上电视的表现形式非常有限，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全新的节目类型也要数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成型一个。

　　在苗棣看来，这些提问都体现了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一种“形态焦虑”。电视节目的形态创新要在观念、技术、技巧等方面不断进步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近年来，我国电视界一直在提倡‘内容为王’，但在娱乐节目领域里，所谓的‘内容为王’常常被理解成‘形态为王’。”苗棣认为，“与其处于一种对新形态的渴望与焦虑中，不如在制作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资金和先进技术，扎扎实实地做好节目的每一个细节，从而提高节目的整体质量。”而《非诚勿扰》所做的就是在粗制滥造几乎成风的行业环境下的反击。

　　首先从硬件上来说，《非诚勿扰》无论是在舞台设计、灯光配置、音乐效果等制作方面，还是在摄像的机位安排、现场的切换技巧以及后期的制作合成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平，整体视觉形象和节奏感都把握得很到位。此外，就连女嘉宾的形象、妆容，《非诚勿扰》的打造也可圈可点，在时尚剧都可以成为电影类型片的一个分支后，不难想象，时尚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态度，而这些细节都可以被荧屏下的观众悉心捕捉。所有这一切外部元素细节上的努力，《非诚勿扰》都让观众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其次，从节目的设计与情节的控制上来说，《非诚勿扰》都结合了本土观众的文化心理做出细节上的调整。每一期《非诚勿扰》由24 名女嘉宾与5 名男嘉宾参与，流程是24 名女嘉宾通过三个环节——“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来决定1 名男嘉宾的去留，能够最终闯过这三关的男生进入第四个环节“男生权利”来反转选择。起初，《非诚勿扰》也考虑过男嘉宾选女嘉宾的做法，但是综合中国人的性格与心理，王刚决定放弃，毕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子相对来说更加含蓄，让她们去主动追求男嘉宾可能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但效果以及可持续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在节目设计上，《非诚勿扰》与《我们约会吧》都学习了Take me out 的形式，放弃了传统相亲节目男女嘉宾比例1 对1 的做法，采取了比例严重失调的对阵，其中《非诚勿扰》的女男嘉宾比例为24 比1，《我们约会吧》为18 比1。

　　既然《非诚勿扰》将自身定位为以相亲作为一个切入点，带有很多社会观察、人文思考的情感综合类节目，那么冲突的展现，需要嘉宾之间彼此的交锋，而悬殊的比例以及向女生权益的完全偏移，除造就了形式上的新鲜感外，必然会增加节目进行中的冲突点与差异化。这一点，无论是《我们约会吧》还是《非诚勿扰》都做到了。

　　不同的是，《非诚勿扰》针对中国观众的特性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进。比如，《非诚勿扰》有一个心动女生的概念，这也是其他交友类节目没有的。王刚对这个小细节的改变也颇为得意：“增加这个环节可以为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做一个铺垫，如果男生可以进入到男生权利阶段，那么他会选择自己开始喜欢的心动女生还是最终中意他的女生？这本身就具有戏剧性。”

　　另外一个不同于Take me out 与《我们约会吧》的地方在于，《非诚勿扰》在节目中设置了一个心理专家的角色。对于这个毫无对标的角色，王刚认为男嘉宾的展现需要有个过程：“男人的心理一般人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了解到，节目又必须要在较快的节奏下进行，可能只有专家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并给女嘉宾提出建议。”更为重要的是好的心理专家可以与主持人形成互动，引导嘉宾表现自我的个性，引发更多的讨论。而《我们约会吧》的控制仅能依赖于主持人何炅一人，近来《我们约会吧》新增加了一个主持人沈凌，也许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收与放的艺术

　　在环节设计以及流程大体确定的情况下，节目的好坏则依靠嘉宾的表现力。从事电视节目制作与研究的苗棣经常和电视圈的朋友一起观摩国外优秀的电视节目，常会有人提出，国外那些观众、选手或表演者全都表现出众，故事动人，但中国的观众却没有这个能力。每到此时，苗棣都会解释：“那些精彩的表现其实都是节目制作者精心安排和从大量素材中精选的结果，你如果也花费同样的精力，中国人的表现同样不会差。”

　　在苗棣看来，《非诚勿扰》中嘉宾的出色表现都证明了这一点。首先《非诚勿扰》的所有嘉宾都是节目组精挑细选而出，无论男嘉宾还是女嘉宾，他们的工作、收入、家庭环境、经历都各不相同，代表着不同阶层与类型的人，为此，《非诚勿扰》还成立了专门的征集小组，每天在全国五大城市，用面试等多轮方法来筛选嘉宾。其次，在苗棣看来，“嘉宾的表现力都是花工夫培养出来的，以马诺为例，节目组肯定会鼓励她们表现自己”。这也是早期《非诚勿扰》引发非议的原因，部分观众因此质疑节目组嘉宾作假，“其实这个假并不是为嘉宾写好台词的假。”苗棣说道，“而是节目组对节目收与放的控制。”

　　苗棣所说的收与放的控制其实也就是电视制作中大家讨论较多的“脚本化与自然主义”的平衡。一档电视节目如果太过自然主义，爱怎样就怎样，那么节目就失去了控制。但如果控制得太严格，也就是脚本化，那么节目将失去它的真实性与生动性，难免少了几分惊喜。

　　也许是当下大部分制作人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出于对节目不可控的恐惧，大部分电视节目都或轻或重地向脚本化偏移。奇艺网高瑾认为：“《非诚勿扰》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节目的编导对自身的定位是策划人员而不是编剧，二者的差别在于后者太过控制节目的形态。”通过精心的选材、现场的调控和后期的剪接，《非诚勿扰》既保存了真人秀节目戏剧性的一面，又实现了它纪实性的一面。

　　《非诚勿扰》的成功将江苏卫视的收视率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虽然与湖南卫视还有差距，但江苏卫视表现出的来势汹汹已经让湖南卫视有些许担忧，如今，谁都无法再怀疑，即使没有形态上的创新，依靠无数细节竞争力与微创新的组合，依然可以成功地炮制一档电视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