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的伟大成就与小小缺憾

　　虽然不喜欢对外界发声，但谷歌是一家知行高度合一的公司。这家由两个斯坦福计算机系学生所创办的公司与其他很多公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一直极其忠实地在践行创始人的思想和观念，两位创始人也尽量不妥协地将他们所信奉的理念运用于他们的经营与管理之中，这些理念包括极度的理性主义、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和质朴的自由市场信念等。对于这样一家极其忠实践行创始人思想和观念的公司，深入了解它的经营哲学和思维方式是知晓其下一步行动的重要依据，有时甚至是唯一依据。

　　谷歌哲学

　　自成名以来，谷歌的成功往往被归纳于硅谷神话的一个典型版本，简而言之，就是几个天才极客在一起鼓捣出了一种技术上极其领先的发明或产品，并通过风险投资的煽风点火进行成功的商业推广，在其他模仿者跟进之前得以迅速占据主流市场。

　　这种看法不仅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也抹煞了谷歌与很多硅谷公司的差异。与惠普、苹果和微软等具有黑客文化的硅谷公司不一样的是，谷歌搜索引擎脱胎于一个学院气息十分浓厚的科研项目：科技论文的数据库索引管理。拉里. 佩吉将科研界常用的以被引用次数和重要性来衡量论文品质的思路应用于对网页的搜索，并与擅长于数据挖掘技术的谢尔盖. 布林一起开发出PageRank 技术，从而推出了Google 搜索引擎的原型。

　　但与其将谷歌的商业成功归功于出色的技术产品，不如说他们如何运用这种技术更为关键。谷歌研究者理查德. 勃兰特在《谷歌小子》（InsideLarry and Sergey‘s Brain ）一书的导言里中肯地评价道：“谷歌搜索引擎的最初设计与其竞争对手的技术含量不相上下，关键在于他们利用技术的方式，以及拒绝滥用技术的方式。”

　　如果我们回到谷歌尚只拥有7 名雇员的1999 年，雅虎、微软、Ask Jeeves、Alta Vista和Lycos 等公司都早已进军搜索引擎领域，尽管谷歌拥有独特的PageRank，但在搜索领域，对于用户来说，搜索结果的优劣其实很难清楚地一一分辨，也难以用量化的指标来进行比较，这意味着一家提供搜索的公司改善服务质量的动机并不那么强，而且往往还面临着人工干预搜索结果的诱惑。当时业界的主流看法是，搜索已是一种难有商业作为的应用，即使是专门开发搜索引擎的公司，要么甘于作为门户网站的后台技术提供商，要么模仿雅虎的门户策略，将大量内容堆砌在自己的网站首页。

　　而新生的谷歌却与众不同，他们认为搜索价值远大，坚持极尽简约的页面和快速高效的体验，并且坚持完全根据计算机算法来排列搜索结果，抵御一切人工干预，包括广告。尽管人们都同意这个搜索引擎很好用，但他们也担心它能否存活下来。就连两位创始人对于搜索如何带来商业回报也没有十足把握，他们只是执拗地坚持不让这些生计问题来影响用户体验。

　　不过，跟人们想象中不一样的是，佩吉和布林绝不是反商业主义者，相反，他们俩对经商都兴趣浓厚。少年时代的佩吉十分推崇发明家尼古拉. 特斯拉，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未能将自己的发明充分商业化，特斯拉所取得的成就和认可远远低于他的竞争对手爱迪生，因此，能否通过商业组织在大众中普及跟提出独创性的发明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

　　不过，他们拿不准搜索引擎服务是否能够由商业组织来提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佩吉都认为搜索引擎应该是一种由非营利性机构来提供的公共服务，布林则在他的学术论文中论证任何广告赞助都会使搜索引擎的结果偏离公正，谷歌著名的不作恶原则，最初的本意就是指不商业化，它来自于谷歌早期员工埃米. 帕特尔对销售人员不要因为商业利益而干预搜索结果的告诫。

　　最终的结果证明佩吉和布林的坚持是对的，到了2001 年，竞争对手大都败下阵来，有的溃败于由于商业广告而严重扭曲的搜索结果，有的则是被繁杂的门户战略所遮盖。有人如此评价，谷歌的幸运在于其他人都搞砸了，但这种幸运首先源自于谷歌真正去践行他们所相信的技术哲学和商业理念。

　　回过头来看，正是这种哲学和理念让他们做出并且坚持了堪称高明的商业策略，让搜索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互联网应用——尽管我们现在都知道搜索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个体验足够好的搜索引擎，搜索决不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应用。

　　谷歌方式

　　佩吉和布林都是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者，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太过于乐观了。即使在大众文化中机器人统治人类成为流行题材，对人工智能没有太多了解的人们也在表达对机器人威胁的忧虑时，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仍然以一种极度乐观的方式来看待和谈论技术，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将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那个已经成为机器人反过来统治人类象征的机器人哈尔（H a l）一角来比作谷歌的努力方向，布林曾一本正经地告诉一位访问者，“哈尔的能量就是谷歌所努力的目标，而且更好的是它还不会在外太空里染上病毒而杀死人类”。

　　所有那些看起来“ 不靠谱” 的观念和行为，让谷歌的早期风险投资人决定从创始人手中“拯救”这家公司，他们极力要求谷歌雇佣一名C E O 来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包括亚马逊创始人杰夫. 贝佐斯在内的75 名候选人都曾在这个漫长的猎头过程中接受佩吉和布林的面试，最终，他们俩选择了时任Novell 公司CEO 的埃里克. 施密特。

　　看起来，施密特的面试过程并没有显示出太多被认可的征兆。在这次见面中，佩吉和布林历数了施密特在Novell 公司所犯下的每一个错误，几乎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施密特虽然极力争辩，但在半年后，他承认佩吉和布林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的，这次令他备受“摧残”的面试是他经历过的最有启发的一次对话。

　　而这个选择本身也能反映出谷歌创始人的经营哲学，他们并不指望找一个每件事都做对的人，一种算法的好处并不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会提供正确的结果，而在于它可以根据实证的结果来不断证伪和调校，最终达到与现实同步，同样，“弄清一个正确决策的原因比做出一个正确决策更加重要”。在谈及施密特最重要的优势，佩吉表示是“他犯过错，尝过失败的滋味”。

　　作为两个经过严格计算机编程教育的理工科学生，佩吉和布林将自己在学术训练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不折不扣地应用于企业经营和管理之中，并将这种思维方式推广至整个公司的运营。谷歌将是否拥有名校的博士学位视作录用员工的重要依据，丝毫不担心被人视作过于学院气。谷歌还会将一些此前仅在理论上被证明可行的学术成果毫不犹豫推向市场。提出假设，然后建立模型，大量进行数据分析，并根据结果来修正假设并进入下一个循环——这种典型的工程师思维被谷歌运用于日常的商业决策之中，而且谷歌比其他公司更加笃信由此得出的结果，并坚定地将它践行于现实世界。

　　谷歌甚至将数据挖掘作为一种管理技术应用于公司的员工管理。佩吉和布林希望建立一种完全依赖数据来管理员工业绩的模式，每一个经营和管理决策都需要建立在充分的数据支持之上，因此，它比任何一家公司都依赖于对员工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比如以员工考绩、升迁及薪资等为基础数据来评估员工对于工作职位的满意度和离职的可能性。

　　甚至在谷歌公司传奇般丰厚员工福利待遇的背后，其实也包含一种理性的计算，谷歌工程人员招聘负责人阿兰. 尤斯塔斯（A l a nE u s t a l e）曾解释道，如果工作地点没有食物和休息场所，那么员工需要为此多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一旦决定提供食物，那么在提供精美的食物与仅够果腹之间的成本差值并不大，远远低于由此而被激发的员工投入的价值。

　　这种近乎基于绝对理性的思维方式让佩吉、布林和施密特组成的三人决策层在随后的公司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和决策能力，让那些曾看淡谷歌商业前景的人们大跌眼镜，也让原本强势的风险投资在谷歌公司最大程度上克制了他们对经营和管理的干预。

　　在成功上市之后，谷歌开始回归到与其他硅谷成功公司更加类似的竞争路线：从产品领先，到成本领先，最终到人力资本领先。人们也许忽视了应对海量搜索所需要的高昂成本和谷歌降低计算成本的能力，当初雅虎拒绝将搜索作为独立业务来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按照门户的竞争法则，搜索所带来的流量成本收益比不够高。但他们没有像谷歌那样用来降低计算和存储成本来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谷歌的运算中心跟它的算法一样同属这家公司的最高核心机密。

　　最终，佩吉和布林建立起了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公司：雇用最聪明的工程师，让他们在最放松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投入工作。说到底，这是几乎所有硅谷公司最终共同的经营模式，只是看谁实现得更为彻底。

　　在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谷歌借机汇聚的人力资本已经令人生畏，一位风险投资家表示，谷歌正在吸吮其他公司生态系统里的氧气，最好的工程师都在向这家公司集中，而谷歌此时优先关注的事项，是将那些尚不能被软件处理的信息数字化，并根据这一逻辑向各个领域伸展：视频、浏览器、操作系统、移动互联..

　　看起来，这家公司无所不能而且难以匹敌，但就在此时，哈佛大学的大学新生马克. 扎克伯格踩着他那双著名的阿迪达斯拖鞋，建立了一个名叫the Facebook 的社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