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私会为公举

　　义和拳起山东这个说法是对的，只是由此并不能证明山东人脾气火爆喜欢闹事。甲午战后，德国赢得了对山东大规模投资的权利，山东在德国资本大规模流入后，确实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开发高潮。大开发带来了大开挖，大开挖确实损害了一些民众的利益。这些四方流浪无家可归的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结社，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组织，他们只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可怜人。假如山东地方官府对他们不管不问，又或者真的关心他们的疾苦与诉求，义和拳、大刀会等后来的情形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然而，山东此时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地方官府也乐于将这些民间结社变成自己手中的一个筹码，或者一个工具。

　　“还辽”后遗症

　　甲午战后担任山东巡抚的是李秉衡。李秉衡对义和拳、大刀会这些民间结社的看法大致是正确的，他认为这些结社成员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热衷于练功习武，热衷于抱团，这都是弱势的表现。因而对于这些结社，李秉衡显得比较宽容，既不纵容支持，也不过分打压，而是区别对待，分清主从。对于那些聚众闹事的“带头大哥”，李秉衡用铁腕打击，对于一般跟着起哄的民众，只要认错，驱散了之。所以在甲午之后几年时间，山东地面大致安静，并没有闹出多大乱子。

　　山东局势发生根本改变，是在1897年底。其起因是巨野教案，其后果是德国占据胶州湾。

　　马关议和时，德国是中国的铁哥们儿，在道义上、舆论上给予中国许多支持，特别是当日本索要无度，执意侵占辽东半岛时，德国联合俄国、法国向日本提出抗议，甚至不惜一战，要求日本将已在马关议和文件中规定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国干涉还辽”。

　　德国、俄国和法国对中国的帮助确实不小，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又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将已经划给日本的辽东半岛“赎”了回来，保全了中国大陆领土完整性。但是，这次赎回辽东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除了几千万两银子，还有三国要求中国“报答”无度。其中最性急的是德国，德国的鲁莽改变了中国历史行程。

　　马关议和之后，中德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双方贸易额飞速发展和提升。德国将中国看作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新兴地区，因而随着贸易量急速增加，德国确实需要一个沿海码头，以方便德国往来船只、船员到中国登陆休整、维修。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理由。

　　中国从来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家，对于德国人在马关议和中的帮助，从来没有忘记。同时，对于德国人纯粹商业的要求，中国政府也没有断然拒绝。按照惯例，在中国沿海找个不毛之地供外国人开发，并且规定开发使用年限，也没有太多的法律障碍。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默许态度。

　　然而，中国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或者说德国人太严谨。马关议和还没有完全结束，德国人就迫不及待了；而后两年，德国人一催再催，要求中国政府兑现承诺，让德国海军尽快在中国沿海修筑一个基地。

　　中国的官僚主义终于拖得德国人不耐烦了。德国人一再向中国公使求教，希望中国公使能够给支个招。中国公使大约喝多了，含糊告诉德国人，如果你们认准了哪个地方，不妨先动手占住，先斩后奏，这样效果比较好。

　　中国公使的暗示启发了德国人。1897年11月1日万圣节，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害。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到来了，德皇没有为两名传教士不幸丧命异国他乡而悲伤，反而命令德国远东舰队即可出发，剑指胶州湾。

　　丢失胶州湾

　　1897年11月13日下午四点，平静的胶州湾海面，也就是现在青岛外海，突然出现了五艘德国军舰。这五艘军舰分别是“威廉王妃”号、“鸬鹚”号、“皇帝”号、“伊伦娜”号及“阿克纳”号。它们均属于德国远东舰队，常年驻扎在上海吴淞口。它们在胶州湾海面一出现，就被中国驻防军发现。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外交冲突就这样发生了。

　　中方守军发现德国军舰后立即逐级上报，此时驻防军最高司令官为总兵章高元。章高元为刘铭传的老部下，淮军老将，英勇善战，然而这一次却是太大意了，据说他在得到德国军舰突袭胶州湾消息时，正在与几个部下打牌。

　　正在兴头上的章高元没有怠慢，立即命人前往德国军舰打探。

　　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迪特里希（Otto von Diederichs 1843-1918）也在这个时候委派副官Amon上尉率两名军官及一名翻译登岸拜会章高元。他们向章高元解释此行目的并无恶意，只是例行演习，借地休整，他们不会逗留很久，很快就会离开胶州湾。

　　胶州湾是中国北部一个优良海湾，过去若干年，每逢冬季，常有俄国军舰开过来暂泊过冬。德国既然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德国军舰暂时借地演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对于德国人的解释，章高元信以为真，出于两国两军友谊，章高元准备尽地主之谊，设宴款待迪特里希海军少将。然而，德国人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这个不太合乎礼仪的反常婉拒并没有引起章高元的注意。

　　章高元的大意使德国舰队有了从容部署的时间。入夜，“皇帝”号、“威廉王妃”号调整了位置，将大炮对准了章高元的总兵衙门以及清军兵营和炮台。“鸬鹚”号乘机驶入胶州湾，将大炮对准清军军火库、军械库，准备在必要时从背后迂回包抄。

　　经过一夜布防，11月14日黎明时分，“鸬鹚”号放下几艘小船，载有一百多名士兵，趁着尚未散去的晨雾，一举占领清军后海营房和不远处的火药库。德国人在中国人睡梦中开始了自己的军事行动。各战舰待 “鸬鹚”号成功得手，即可按预定方案实施登陆。

　　令人尴尬的是，一支德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的时候，正好遇到准备出操的清军，赤手空拳的清军官兵没有弄清德军的目的，更没有人想到德军的突袭，懂德语的官兵很高兴地秀了几句德语，问候这些德国人，他们不知道这些德国兵为何而来，更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灾难。

　　中国人不知道，但德国人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他们按照预定方案，分兵抢占制高点、抢占炮台，包围总兵衙门，围住清军营房，清军已经成为瓮中之鳖，只等被德军各个击破——假如清军反抗的话。

　　当天上午十一时，德军向章高元的总兵衙门送来一纸照会，限令清军在当天下午三点开始从现有防地撤退，时间限定为四十八小时，不得携带重武器，更不得损害原有设施。德国人强调，四十八小时之内办完这些事情大家还是朋友，过时不候，德国军队不希望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不希望由此进入交战状态。

　　章高元接读德军最后通牒后，悔恨交加，心有不甘，一个军人的荣誉怎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毁掉了？章高元确实想到了抵抗：大不了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

　　然而，当章高元从梦境重回现实时，突然发现他的这些部下有枪没有子弹，而军火库又已经被德军控制。清军如欲抵抗，只有赤手空拳面对拥有现代武器和充分准备的德军，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全部壮烈牺牲，假如全部人员都有牺牲精神的话。

　　为众兄弟生命前途计，章高元别无选择。他丢掉一个职业军人的尊严，求见德军海军少将迪特里希，表示清军并没有受到中国军方的命令，没有办法遵照德军的要求和平撤离。

　　迪特里希有备而来，他当然不会接受章高元的说法，他顽强坚持原议，坚持清军必须从当天下午三点钟开始撤出，德军必须在这个时间接管防务。

　　无奈的章高元一方面向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北洋大臣王文韶急电请示，一方面下令清军暂时撤出德军指定地点，最大限度避免冲突、伤亡。

　　十二点半，章高元的总兵旗从总兵衙门的旗杆上徐徐降落。

　　两个小时后，停泊在胶州湾海面的德国军舰鸣放二十一响礼炮，庆贺德国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和平占领了胶州湾，和平实现了德皇交给的使命。他们狂呼德皇万岁，并将德国海军的三色旗徐徐升起。

　　原本属于中国的胶州湾就这样落入德国人手里，理由是十几天前在山东巨野发生的那场教案。其实，德国人对胶州湾觊觎已久，他们这一次行动经过了充分准备，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打乱了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进程，使年青一代知识人突然发现中国又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而且极大限度地煽惑起了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义和拳起山东，在这里也能获得某些隐形密码。

　　改拳为团

　　对于山东地方当局来说，胶州湾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离职，张汝梅继任。张汝梅与胶州湾事件毫无瓜葛，他接任后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还是先前困扰山东地方当局很长时间的民间结社。怎样处理这些结社，张汝梅的思路与前任李秉衡稍有区别。

　　按照李秉衡的想法，这些民间结社并无恶意，只是弱势群体抱团取暖，只要不闹出太大的乱子，就可以听之任之，让其自生自灭，不鼓励不支持也不刻意杀戮摧残。李秉衡的这个主张虽然对民间结社的发展有促进意义，但这毕竟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在甲午战后一个客观后果。

　　张汝梅就不一样了。张汝梅接任后不久，就调整了李秉衡的政策。他在1898年6月30日写给朝廷的报告中，详细谈了自己的思路。张汝梅认为，现在活跃在山东及山东、直隶交界处的所谓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其实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他们差不多都是咸同年间创办的乡团，原本就是半官方性质。只是后来发展演变，不知不觉变成了纯粹民间的东西。张汝梅建议，要想稳住这些体制外民间结社，稳定地方，就应该让这些结社重回半官方轨道，“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他们纳入体制，纳入乡团序列，交由地方官府剀切劝谕，严加管理，使之成为“民办官督”式的半官方自卫组织，他们就不会溢出常规对着官府闹事，一定会成为自卫身家、守望乡土的健康力量。

　　从社会管理视角看，张汝梅的建议当然不失为一个办法。这个建议很快获得朝廷批准。稍后，“改拳勇为民团”在山东成为热潮，许多地方的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各种各样的组织，都被先后改制成了半官方组织。先前乱哄哄的民间结社，在张汝梅的治理下，渐渐有了一点管束，渐渐成为官府对外交涉的一个筹码，或者说是一个很方便实用的工具。

　　张汝梅看到了清军在胶州湾事件中无能为力，或许由此期待这些半官方的群众组织能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关键时刻为国效力，至少不要让山东人在对外交涉中输得太难看。原本强身健体、守卫乡里的民间结社被赋予更多的责任，义和拳不仅起山东，而且在政府倡导下“不到三月遍地红”。■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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