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那场地震？

　　新北川，禹龙小区。谢女士正在沙发上看电视。这90平米的新房产权属于她，三室一厅，视野开阔，窗前还有大片绿地。

　　四年前，她在老北川租房住，“屋里连天然气都没有”。

　　改变源自四年前的那场地震。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北川发生8级强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震中心为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波及范围包括震中50km范围内的县城和200km范围内的大中城市。谢女士一家幸存。

　　但她依然不愿意回忆当时的场景，因为有太多朋友遇难。至于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灾区人民，更是在逃避回忆。虽然他们的生活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当原本的农村变成了城市，当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变成了旅游城市，许多人仍然难以承受这种变化。

　　漂亮的新房

　　从四川成都出发，途经汉旺、清平、新北川、映秀、都江堰等地震重灾区，到处可以看到修建一新的房子。

　　进入绵竹境内，驶在宽敞与平整的苏州大道、昆山路、南通路上，不时可以看到焕然一新的房子，新房的外墙上画着全国闻名的绵竹年画。绵竹是由江苏援建，因此，江苏的烙印深深刻在了绵竹。当地人甚至认为会说普通话的人都是从江苏来的。到了绵竹县城境内，“感恩祖国，绵竹奋进”标语悬挂在两边的树上。

　　到重灾区汉旺的路上，能看到“共产党好”的标语，汉旺新城都是新修的漂亮房子，绿化非常好，显得相对现代化。

　　从汉旺经过颠簸的山路（旁边全新的柏油马路还在整修中），就到了地震之后又遭受大型泥石流的清平乡。这里同样是错落有致、整修一新的房子。路上有清洁工人在打扫。

　　进入新北川，迎面而来的是一条特点鲜明的步行街，两边各种酒店、餐饮、商店等设施一应俱全。然后是大片的绿地和散居于各处颜色略有差异的小区。

　　映秀，是5·12大地震的震中所在地。这里的房子都建成了别墅式，两层或者三层居多。房子的周边是绿地，马路边常有各种雕塑。走过居民区，是现代化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还有新建的配有塑胶跑道的学校。

　　在禹里，村子里几乎都是新房子。这里曾被堰塞湖浸泡。

　　崭新的一切，与地震遗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汉旺地震遗址中，街道仍然平整地分布着，但是街边的高楼破坏严重，楼上还有窗帘随风飘荡，诉说着这里曾有人居住，但是却已经空无一人。广场上的钟楼还悬挂着永远空格在14时28分的时钟。

　　老北川几乎整个县城都倒塌着，老区的楼房多被河水回绕，原本的隧道成了排水口，那是堰塞湖的出水口之一。映秀一个中学的大楼倒塌着，综合楼的屋顶整个倒在地上，旁边的四层楼则少了一层，因为一层陷在地下。

　　活着

　　谢女士最近在为儿子中考的事情烦心：要不要考北川中学？

　　“以前，很多在北川的父母希望孩子走出去，到安县、绵阳读书，可现在，绵阳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考北川中学，所以考北川中学的竞争更加激烈。”

　　地震已经过去四年，生活还要继续。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和谢女士那样顺利地适应新的生活，特别是那些早已经习惯了农村生活的村民们。

　　在映秀旅游服务中心上班的李小姐给《投资者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当时，我们养了猪，过年的时候杀一头猪，制成腊肉，就可以吃一年，而现在都得靠买，价格要十多元钱一斤。除了肉，其他的什么都要买，蔬菜价格也很高，做饭用的天然气，日常用的电，都要花钱。生活肯定没有以前好。” 李小姐每月工资只有一千元。

　　李小姐还能在旅游服务中心上班，而对于更多的村民来说，并没有那么多的岗位。“造了新房子，但是欠了很多债。现在土地没了，没法种地了，什么东西都要买，我们年纪大了，又找不到什么活做，只能打零工。”5月10日，清平乡一位居民告诉《投资者报》记者，房子那么漂亮仅仅是面子，对老百姓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地没有了，也没有社保，未来的日子并没有着落。

　　在清平乡街面上有一栋大房子的张先生也向记者表示，很多村民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他们还希望能够住到原来的地方去，可以养猪、养鸡，到山上砍柴火烧。“像我们年轻点的还好，会开车，偶尔去拉一车磷矿石，有几百块钱。但是现在驾驶员多了，时间也不确定，有时候几天拉一次，有时候要一个星期拉一次，也赚不了多少钱。政府也在想办法，尽量让当地的村民来拉货，但是还是很有限。”

　　一位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说，政府也在想很多办法，比如至少一家人有一个人有稳定的收入，但是确实就业还是一个问题。

　　在自然灾害面前，亲情显得更为珍贵。北川羌族自治县民族旅行社导游刘瑞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自己就是当年地震后高考延迟的那一届，当时也没有考好，只考了大专。大专毕业后，还是有机会留在外面，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在老家上班，离父母近一些。“你想想，现在父母50多岁，如果我到外地打工，很可能一年只能回一趟家，一年只能见一次父母，这样，如果到80多岁的话，也就是30次，而现在我每天都可以回家，坐公交车就十几分钟。他们并不需要每个月给多少钱给他们，他们需要的是亲情和陪伴。”刘瑞如是说。

　　在禹里，记者也碰到了一位年轻人，从广东打工回到了老家，在酒店里做服务员。在他看来，还是离家近一些好，所以就回家了。

　　一方面是从外地回到了家乡，与家人多相处，而另外一方面，则不得不出去打工。在禹里、汉旺等镇上，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出外打工，因为当地还是没有什么工业，而政府倡导的旅游业显然还没有这么快发展起来。

　　无声的改变

　　四年来，汶川县第一小学杨蓉副校长一直在仔细观察他的学生。“能明显感觉到那些经历过生死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不一样。”

　　在杨蓉看来，孩子们出现了三类变化：一类人觉得更珍惜生命，活着，就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另一类人，活着就可以了。还有一类人，与以前没什么区别。

　　出现变化的不只是孩子们，成人世界也发生了类似的改变。在前往灾区的汽车上，总能看到面露不悦的市民。映秀的一位驾驶员赵先生告诉记者，以前是卖肉的，现在赚的钱多了些，但还是宁愿回到过去。自己的小孩当时没有了，现在又生了一个。在他看来，政府更多的是关注在表面上，但在内心上缺乏关心。还是村里的一个老板了解自己人，过年的时候，给村里人送来了米、肉等物品，他们就非常感动。

　　都江堰青城山的一位女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现在有房子住了，条件好了，有钱就可以买车，老人都没以前那么节约了，不过物价也高了。因此，都江堰的汽车暴增，马路上也拥堵了不少。

　　在水墨古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很多当地人也不用工作，由于开发旅游，当地居民就开了家庭旅馆，有客人来就赚点钱，没有也能过。而另外一些居民，则还是担心由于没有土地了，如何能够赚钱。

　　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杨雪梅曾借调到灾后的汉源县教育局任副局长一年时间。讲授心理学的她向《投资者报》记者分析了灾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认为，总体上看，人们更加懂得去消费，去享受，生活态度发生变化，变得更乐观了。“经历了生死的人们，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开了，仇恨、纠结什么的很快就合理化了。”当然，也有消极、枯竭和懒散的状态出现，“曾经的向上努力的状态，很容易就放下了”。

　　但是，也出现了敏感、恐惧、抑郁到一定程度就自杀的个案。比如婚姻的模式，没有很好的生存下去的支点的话，很容易放弃。在杨雪梅看来，灾后重建包括物质重建和心理重建，在心理重建上还是要重视，“整个社会能不能营造更温暖的氛围，走近灾民，与他们共同走过，这些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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