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确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

　　核心提示：改革红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靠深化改革，比如从源头上解决政府过度参与经济的问题，比如产业创新需要完善制度来支撑。

　　“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持续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这是美国《foreign Affairs》（中文译名《外交政策》）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里面的内容。该杂志是世界国际事务及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杂志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学者姚洋。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生于1964年的姚洋今年虚岁50，已到达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姚洋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这位被学生称为偶像派的经济学家看起来远远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他的脸上透露出谦和、平易甚至还有些羞涩，只有在谈论他的经济研究时才表现出坚定和锋芒。

　　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一样，姚洋也是一位专栏作家。不过，他更多的是用英文在海外主流媒体撰写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文章，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在姚洋看来，这种写作包含着使命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即使外国人不戴有色眼镜，但他们写东西总是隔了一层”。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姚洋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现在，姚洋更愿意尝试以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前不久，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姚洋向《支点》记者畅谈了中国经济的远景，道出他的乐观与担忧。

　　民企申办银行是一个试金石

　　研判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是姚洋和他的团队研究的议题。今年以来，“钱荒”、政府债务、影子银行等经济领域集中爆发的问题，让人看到了预警或者风险征兆。

　　姚洋告诉《支点》记者，“通过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我认为中国经济至少在未来十年内有望保持8%左右的年均增速。”这个判断来自他的研究和探索：中国现阶段人均GDP水平与日本1962年、韩国1982年的水平相当。日韩两国在达到中国当前人均GDP水平后的十年间双双实现了9%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一个反例是巴西，该国1978年即已达到中国现有人均GDP水平，但在其后的二十几年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不过巴西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例子具有特殊性，因其经济萧条是由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而中国的国际收支情况良好--很多人甚至认为是过好了--发生拉美式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预警征兆无法忽视，但姚洋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保持乐观，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基本面非常好，基础设施一流、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科技投入日益加重；产业从沿海向内陆的转移可带来较长时间的增长；新一届政府公布了改革措施，如城镇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将进一步释放生产力。

　　姚洋指出，即使没有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比较高，但是改革将提高增长的质量。最迫切的改革是减少审批、开放市场。审批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累，而且失去生活的尊严。“我们的前置审批好像是为了防范一个坏鸡蛋进入市场而把所有100个鸡蛋都仔细地检查一遍，这样做真的不值得，等到鸡蛋检查完，市场都已经关门了。”

　　“现在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依靠制度确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政府应该逐步减少对经济领域的掌控，做该做的事情，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有必要让政府来做吗？目前，苏宁正在申请开设银行，这是一个试金石。”姚洋说。

　　担忧教育不平等和产业创新乏力

　　作为知识分子和学者，姚洋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看好未来中国经济的同时，他最担忧两个问题--教育不平等和产业创新乏力。

　　“中国有1.6亿新工人，其中80%的教育水平只是初中文化。在西部某个地区，技校第一年辍学率竟然高达40%。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姚洋担心，这样下去的话，10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面积的城市贫困。

　　这的确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状。姚洋在西部省份调研发现，很多人不愿意读高中、读技校甚至上大学，因为上大学的回报率很低，尤其是工作头两年的回报率极低，初中生打工都能拿2000多元，和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收入差不多。

　　“虽然大学本科生工作五年之后，工资水平肯定会超过初中生和高中生，但基于上学贵和回报低，要让农民自身增加送孩子读大学的意愿，这是比较难的。”姚洋分析并建议，目前我国教育只是在供给面下功夫，没有关照需求面。可以通过补贴来解决这种困境，给送孩子读技校读大学的农民发补贴，给刚进入工厂的年轻技工发补贴，给开办技校的民营企业发补贴。通过补贴把技能培训抓起来，国家一年拿出300个亿，把钱花到实处，坚持10年，会有很好的效果。因为未来20年，这些新生代工人依旧是劳动力大军的主力。只有把钱投在“人”的身上，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姚洋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产业创新乏力，“现在谁都明白产业创新重要，但是没有完善的制度作为支撑，创新又能走多远？”

　　姚洋举出多个现象予以分析：一些国企拿着国家大笔的钱说是搞研发，几年下来也没能掌握核心技术，政府与少数企业的结盟将使高新技术试验的失败概率变得更大，技术革新得让市场去做 ；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必须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高校教授的专利是属于这个学校还是属于个人也弄不清楚。

　　姚洋说，中国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伴随着体制和机制改革。下一个目标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带动经济增长。经验表明，持续的科技进步必须由市场主体来推动。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引领世界技术进步潮流，与其完备和灵活的市场体系密切相关。“创新是要靠制度的，越是高端越需要制度。现在哪有捷径可走？”

　　“我们在书写历史”

　　传统经济学人在国富与民富之间总是不停地探究、思索和创新。而姚洋的工作地点--北京大学朗润园，则以务实从容的态度完成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观察与思考，完成自身对国家建设的责任与担当。

　　这个位于北京大学西北角的四合院建筑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的所在，它的前身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1994年，林毅夫、易纲、海闻等海归派学者发起创立。

　　“我留学回国，林毅夫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我们在书写历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姚洋说。

　　朗润园的开拓者们确实创造了卓越的成就：林毅夫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近年来担任包括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内的各种职务达80项；易纲2007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海闻2005年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等。周其仁、宋国青先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可以说，这里的每位教授在其学术领域都是名声响当当。

　　近20年来，从电信改革、医疗改革到土地问题的研究、农村改革、金融改革和城镇化，朗润园的经济学者一直以实证研究为切入点，既有仰望星空的世界眼光，又有脚踏实地的中国气派，发出学界智库的声音。

　　向世界贡献中国学者智慧

　　2012年11月，姚洋出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作为继任林毅夫、周其仁之后的“接棒者”，他秉持朗润园的治学风格，以国家发展为中心议题，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的实践，前瞻性地提出重大的战略、制度、政策和基础理论问题，持续关注全球格局的演变，参与改革发展与建设国际新秩序的高层对话。

　　比如，姚洋作为协调人之一的“中美经济对话”，始于2010年1月，这项活动每年举办两次，在纽约与北京交替进行，旨在促进中美学者、商界领袖及其他相关人士之间就中美金融贸易关系及其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等中长期问题进行坦诚的交流、促进两国民间的互动。对话成果分别上报中、美两国政府相关部门，供双方政府决策参考。某种意义上，这也体现了作为探索国家发展的经验、政策、制度和理论的学界智库的责任与担当。

　　如今，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的北大国际MBA（BiMBA)项目秉承“北大传统、中国特色、国际接轨、世界一流”的办学特色，和美国西点军校、美国福坦莫大学、比利时弗拉瑞克商学院建立了广泛合作，业已成为中国商学院教育的标杆。《福布斯》中文版2012年的最新排名中，北大国际（BiMBA）的在职MBA和全日制MBA分别位居第一名和第二名。姚洋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既有一流的经济学家，也有卓越的管理学专家，更多从宏观层面引导和介入，不仅教授同学们如何管理现代企业，而且为同学们指点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势。”

　　面对现实和未来，姚洋说，我们必须书写历史，朗润园的责任是构建全球智库，向全球舞台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传递中国声音。（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

　　特约记者 张小红 《支点》记者 杨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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