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能否涅槃重生

　　核心提示：短期来看，温州的种种难题与货币政策的急剧变动有关，与房地产的调控打压有关，但从深层次来看，是扭曲的制度导致了改革停滞，而改革停滞又使得温州原有的先发优势弱化了。

　　“温州到了不进则退的重大关口”，这是今年7月温州市委常委会上传出的声音。

　　在这次会上，该市首次公开糟糕的经济数据：2012年16个经济主要指标中，温州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处于浙江省倒数，其中人均GDP、GDP增幅、规上企业（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9项指标垫底。

　　这种现状对“浙江第三城”的温州而言，是种尴尬。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极具生命力的草根制造业和民间金融业，闯劲十足的温州人打造了让国内外惊叹的“温州模式”。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一场危机让神话破灭。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当地老板“跑路潮”。

　　温州只得实施金融改革破冰。2012年3月，国务院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时至今日，温州经济不仅没有舒缓的迹象，还频频传来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重组的消息。2013年以来，主动申请破产的企业不断增加，温州两级法院已经受理各类破产案件86件，是2012年全年受理案件的三倍。

　　温州市经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监测的15个行业855家温州重点企业，有10个行业出现了利润负增长。同年，浙江省人大财经委调研发现，温州60.4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减产、停产，这其中包括有很多业务已经进入停滞状态的“僵死”企业。糟糕的现状让人不禁发问：温州经济到底何时迎来新的春天？

　　经济下滑的背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温州经济的下滑有多方面原因。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支点》记者采访时表示，温州的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且3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大多是皮鞋、打火机、眼镜、低压电器等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品。温州大多是家庭工厂逐步发展起来，产业结构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缺乏竞争力。

　　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里，温州经济还是走在了国内前列。当时全国物资紧缺，市场商机无限，凭借大胆和勤劳，温州人赚取了第一桶金。但近10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温州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其竞争力越来越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惯用的“薄利多销”的方法失灵了。周德文说：“这些年来，温州在国际上经常挨打，贸易争端越来越多。许多国家对我们反倾销，他们认为我们的产品质量差，价格太低，认为我们是低于成本价倾销，对我们采取了很多制裁。这种靠数量累积而非靠质量提升的竞争方式，越来越显得竞争乏力。”

　　外部环境恶化，竞争力落后，使得温州实体经济的利润越来越薄，15%-20%的利润已成昨日辉煌，如今3%-5%的利润让营生变得更加艰难。于是，老板们开始把资金投向房地产、煤矿、石油、新疆棉花等热点领域，只要能炒的领域都去尝试。面对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越来越多的老板开始选择“脱实就虚”。

　　“大量资金逃离实业，实体经济的基础日益被削弱。此时，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迅猛发展，且有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温州企业开始外流外迁，导致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出现。”周德文说，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民间借贷危机，使得企业既无法从民间借款，也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有的甚至倒闭破产，地方经济出现大幅下滑。

　　“金改”踯躅不前

　　温州的民间金融靠企业间的互保和联保相维系。“互保”是指互相担保，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在温州，互保在近十年来是一种普遍的贷款方式，一家出现问题，就会给多家企业带来连锁反应。

　　因为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不少企业主选择出走。“跑路”事件加速了温州金融改革（以下简称“金改”）的进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个月过去了，“金改”并未取得重大突破，温州企业的困境依然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未破解，企业主们怨声载道。

　　周德文表示，“金改”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家虽然批准了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但是许多职能部门并没有松绑和放权，温州地方政府上报的一些金融改革措施和报告，有很多没有得到批准，包括设立民营银行、利率市场化等重大金融改革项目。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改革要想取得突破非常困难。

　　二是地方政府缺乏更大的改革勇气和魄力，“国家批准温州为金融改革试验区，就是给了‘尚方宝剑’，希望温州先行先试，大胆改革。就像当年的深圳被批准为特区一样，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不一样的政策和尝试，试验成功后向全国推广。但是地方政府没有太大的勇气来推进‘金改’，所以‘金改’一年多了，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言语之间，周德文难掩失望之情。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对《支点》记者表示，“金改”一年多以来，温州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突破。“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这是质的突破。温州原本就有一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后又增加了几个，这些修修补补的小动作对改革没有太大意义。”

　　“温州人喜欢赚快钱，青睐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投资。温州有些小额贷款公司，注册了二三年。注册资金一两个亿，三年下来赚一个亿，哪有这么赚钱的，简直是瞎搞！如果没有风险意识，没有专业的人才，发展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开办银行或建立金融系统，不能急功近利，需要的是稳健发展。”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天宏说，他曾遇到温州一个炒铜的老板，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一开始很赚钱，到后面跌得很惨。

　　困境倒逼转型

　　“温州经济已经全面陷入困境，必须彻底走深化改革和转型的道路。”周德文研究温州经济长达30年，他警告说，如果再不转型，肯定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

　　然而，转型犹如凤凰涅槃，短期内必然会经历痛苦。

　　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形成的几十个支柱产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其中不乏技术含量很低、生产方式落后，甚至污染环境、过度利用资源的产业。“对于这些落后产能，一定要痛下决心予以淘汰。在这方面，政府处于两难境况，如果把这些产业都淘汰掉，经济会加快下滑。而经济下滑会影响政府政绩。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转型升级最主要的工作是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周德文如此说。

　　然而，并非所有的传统行业都要淘汰，对部分有发展前景的传统产业，比如服装、眼镜等生活必需品，要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进行品牌提升。先前，温州大部分企业依靠贴牌加工，赚取微弱的加工费，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如今要进行产业升级，就要逐步向中高端发展，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培育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竞争能力。

　　“温州一定要集中优势资源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周德文强调，在这一轮危机中，很多跟温州同时起步的城市，如深圳、苏州、宁波等地，都没有出现温州这么严重的经济衰退，是因为他们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他们有很多新兴产业，如深圳的新兴产业占70%，而温州的新兴产业不到10%，所以温州要迎头赶上。

　　此外，转型还需要政府配套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来，第一轮改革的红利已经消失。周德文认为，有些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已经不适合甚至阻碍了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先发城市，温州感受特别深。温州有40多万家中小企业，90%的中小企业无法从现有的金融体制里得到信贷支持。因此必须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在推进改革的同时，政府还需要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制定产业规划，把资源向实体经济倾斜，配合产业转型升级。老百姓看到政府的努力，才会增强信心。

　　亟待改变扭曲的制度

　　未来，温州经济要多久才能回暖？孙天宏表示，短时间内很难恢复。一是企业家大多没有信心，二是很多企业家的资产都转移到了外地。“我接触到的很多温州企业家，他们都希望政府和媒体多在思想上对企业家进行引导，让他们意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同时，要对宏观环境进行分析，进行金融思想的宣讲和风险提示。”

　　马津龙也认为温州经济短时间内难以复苏。温州没有区位、资源、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虽然曾经有过快速发展的过程，依靠率先制度创新取得了先发优势。但是近十多年来，温州的改革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改革并未有太多的深化。

　　马津龙谈到当前温州存在的一个痼疾：“大量的民营主体已经市场化，一些高端的服务业却一直被国营单位所垄断。一部分是市场化的民营主体，一部分是行政性垄断的单位，由此带来的是一种扭曲的制度，这种扭曲的制度引发的矛盾在温州十分突出。”

　　马津龙说，短期来看，温州的种种难题与货币政策的急剧变动有关，与房地产的调控打压有关，但从深层次来看，是扭曲的制度导致了改革停滞，而改革停滞又使得温州原有的先发优势弱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主体的市场化与这种扭曲的制度和利益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

　　周德文也认为，温州经济要想涅槃重生，必须改变现有的扭曲制度。改变现有制度，就必须深化改革，深化改革首先要打破现有的行政垄断。曾经响彻大江南北的“温州模式”，能否东山再起，关键看改革决心。如果政府不愿意放权，不敢打破垄断，改革将无从谈起。

　　（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

　　《支点》记者 杨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