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三大最特殊“战场”

　　编者按：历经35年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改革也到了啃硬骨头、趟深水区的重要关口。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细数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希冀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求中国改革之未来。

　　国有经济、土地以及民间金融业，此三项将成为未来经济改革的主战场，已成为政经界的共识，只不过，在策略选择上尚存在严重分歧。

　　2012年，一些国内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自由化主张，其中包括立即推行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的私营化改造等等，有人甚至建议将国有资产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国民。这些“看上去很美”的主张，在民众中引起热烈的呼应。然而，我们若回到历史的基本面来观察，也许问题要复杂得多。在历代经济变革中，此三项均为核心命题，关乎国运兴衰。

　　在国有经济改革方面，不少人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让国有经济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样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值得探研。

　　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然而，在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模式之前，对于以“统一”为最重要文化和治理目标的中国来说，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是难以想象的。

　　在杨小凯看来，“私有化涉及产权的大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

　　因此，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不可能是“如何消灭”，而是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务可以被分解为三个方面：第一，“政企分开”，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职权，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使之成为全社会的福利；第三，改变一百多家中央企业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在土地改革方面，自商鞅变法以来，绝大多数的朝代均推行土地私有化政策，当今的土地国有化似乎面临着一场法理和政策层面的大讨论。

　　土地是实施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资源；未来，货币流动性过剩可能导致的人民币危机需要从土地中得到喘息和缓解；此外，土地是民间财富重新分配的“变压器”，若处置不当，反而会激化贫富矛盾，出现庞大的赤贫阶层，酿成更严重的社会动荡。以上均是土地改革无法回避的诸多现实难题。

　　因此，土地改革的主题不可能是“立即私有化”，而是分为几个层面的任务：第一，在充分宣导和对企业大幅度减税的前提下，施行房产税改革，让地方政府既能从土地中持续受益，而又不再依赖一次性的拍卖出让；第二，成立中央、省两级“土地银行”，将日后的所有土地出让收入注入其中，进行资产化经营，所得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第三，以农用山林地为突破口，小步、循序地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的试验。

　　在金融改革方面，政府对金融业进行国营化管制是国民党的发明。自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国营资本就全面“接管”了银行业，国民党在台湾地区仍然维持这一政策，到1987年前后，公营资本在台湾银行业中的比例仍高达79.9%，后来由管制而开放，历经两次“金改”，终于将金融业还给了民间。

　　可见，金融业开放是市场自由化的最关键性战役。自1993年之后，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一直未被开放，从2011年的东阳吴英案中可见一斑。“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已成为非常响亮的呼声。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选择浙江温州、深圳前海等地开展金融创新试点，试图在离岸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等领域有所突破，体现出中央放权、地方主导、民间参与的中国式改革特征。随着金融管制的壁垒被次第打破，民营银行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再度归来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透过对三大特殊战场的改革路径探索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难度非常之大，其难点、疑点几乎在经济学中找不到“标准答案”。然而，三十多年改革留存下来的财富也非常之大，拓进空间充满了想象力。未来十五到二十年，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红利、内需消费的井喷以及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全民预期，都为改革打开了一扇不小的“时间窗口”。

　　推荐语 探寻变革背后的关隘

　　推荐人：屈波

　　财经作家

　　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论断，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三峡”中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如果一切顺利，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完成现代化转型。

　　从“奇迹时代”力求走向经济平稳运行的中国，正走向发展关键期和改革攻坚期。如今，改革攻坚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经济转型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仍不可低估。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每向前迈进一步的难度和风险都在加大，这场转型注定不会顺利。

　　值此关键之刻，对中国走势的叩问必然涌上心头。但静下心来，对于中国能否摆脱文化的宿命，顺利走出“历史的三峡”，活在当下的人们不宜感情用事，不妨做一番理性的推理。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这本书里，吴晓波梳理并片断式地研究了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经济制度的变革。显然，他试图从经济史中发现中国演进的某些逻辑和规律，以解答人们在现实中常常遭遇的困境。

　　吴晓波的努力提供了一个视角，即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探寻塑造这个国家的力量，勾勒出这个国家运行的一些基本特征，从而进一步关照现实，为人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应对新的变革。历史充满了意外和偶然，但吴晓波至少深深感到了中国的不同，一方面，“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因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陷入的“历史的闭环逻辑”感到担心，希望中国在下一个时间窗口能有制度上的真变革。

　　本书把读者用比较便捷的方式送进历史的时光隧道，然后与读者一起重温历史的事实，共同去辨析历史变革背后的脉络和关隘，或者在历史与现实的不经意对照中，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

　　（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