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字路口的欧美福利

　　核心提示：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就很快对福利国家的未来作出一个判断显然太过草率。然而，内生的社会变化促使许多福利国家转向投资导向型社会的趋势并没有消失，并且变得更加紧迫。

　　Neil Gilbert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教授

　　Giuliano Bonoli 瑞士洛桑大学公共管理研究院教授

　　Anton Hemerijck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欧洲、美国在社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们的社会发展模式不尽相同，社会政策也因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有所差别，这些多样化的经验能为中国提供很好的借鉴。

　　在某种意义上，欧美国家的社会政策也面临能否持续的挑战，其遭遇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同样能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Anton Hemerijck教授、瑞士洛桑大学Giuliano Bonoli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Neil Gilbert教授都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专家，本期圆桌邀请他们探讨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福利制度的转型。

　　国家福利制度助推欧洲经济

　　《支点》：欧洲是全球最早构建福利社会的地区，是什么因素推动欧洲建立福利国家的？

　　Bonoli：欧洲的福利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率下降、家庭结构转变、收入不公平、经济全球化等社会问题，迫使国家探索福利制度的改革。

　　Hemerijck：从1945年到70年代中期，欧洲的国家福利制度非常成功地助推了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福利制度的环境就已经开始改变。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以及提早退休都使得福利体系不堪重负。

　　尽管使得欧洲变化的力量大致相同，但是其对不同福利体系造成的压力以及得到的政策反应，不同的国家之间是有所不同的。过去二十年，欧洲各国福利改革也使得各国在经济增长、就业和竞争力方面都呈现一定的差异。

　　福利改革的战略转向

　　《支点》：回顾过去20-30年的福利改革，可以看到欧洲国家采取改革策略是不尽相同的。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危机，欧洲国家的第一反应是尽量避免改革。欧美的福利改革是否取得了预想的成效？

　　Bonoli：英国和美国是上世纪80年代最早采取明确改革策略的国家，从根本上减少公共社会支出的尝试被采用。到了90年代，福利削减的政策局限性凸显，1991年到1993年的衰退迫使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重新考虑治理福利国家的方法。

　　在紧缩尝试遭遇失败的国家，改革福利制度出现另一个战略转向，即在更多妥协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欧洲可行的改革似乎都是受到欧盟及各国政府支持的政策，并且是与社会妥协的政策。

　　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有吸引力的政策策略，即强调社会政策在保增长方面的作用。在各种不同的标签下，比如“社会投资”、“积极福利国家”，政府转向基于最大化就业的改革策略。

　　Hemerijck：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投资在许多欧洲福利国家获得了成功，但我们也观察到，在采取社会投资政策过程中，某些福利制度一直面临着较大的制度约束。尤其是南欧国家，一些福利制度、社会投资的进展较为缓慢，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大部分都面临财政悬崖。

　　不要忽略生产型社会投资政策

　　《支点》：在欧洲融合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福利国家的建设是最为重要、最为成功的壮举。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盟以及它的福利制度似乎都走在了十字路口。当前，欧洲福利国家正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Hemerijck：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就很快对福利国家的未来作出一个判断显然太过草率。然而，内生的社会变化促使许多福利国家转向投资导向型社会的趋势并没有消失，并且变得更加紧迫。这场危机已经凸显了扶贫、社会保险、宏观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也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在当前财政困境的背景下，重要的是不要忽略生产型社会投资政策的长期增长潜力。

　　Bonoli：自上世纪80年代起，评论家强调在欧洲社会的分裂趋势，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和南欧国家。分裂的起源，被认为是劳动法良好保护的工人和那些依靠临时合同的不稳定就业的工人的差异。这些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加剧，并以不同的方式从劳动法蔓延到社会保障（例如与社会投资相比），但是它是一个处理宏观压力并规避政治风险的方式。

　　向赋权型国家转变

　　《支点》：去工业化趋势对欧元区国家的社会稳定是否带来了不利影响？

　　Hemerijck：欧元区困境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欧元区各国以及欧洲央行几乎没有留给主动调整的空间。一方面，削减赤字的压力限制了国内社会政策的空间，另一方面，不再抱幻想的选民越来越不愿遵守国家元首在一揽子救援计划中同意的缩减承诺。因此社会投资策略必须扎根于欧元区宏观经济和预算治理，从而支持持久的经济增长和高水平的就业。

　　技术进步使得重复性及中低技术的工作职位减少。转向后工业时代的劳动力市场为妇女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但是去工业化趋势已经降低了终身工作职位的比例。持续改变的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伴随着更长年限的教育、晚育以及单亲家庭的出现，使得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也使得对照顾子女的需求增加。

　　《支点》：与欧洲社会不同的是，美国更看重个人的社会责任。那么，这些年来，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Gilbert：20世纪末，美国政治社会的变化对国家的福利体制进行了重构，并且改变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福利供给上的责任和关系。在此条件下，21世纪美国正经历从福利型国家向赋权型国家的转变。

　　美国社会福利政策以“对个人责任的公共支持”为主线，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在工作导向的福利改革上，它要求个体重拾责任并实现自我支持；二是在目标定位项目的改革中，新的福利计划强化了福利领受者的工作激励并为低收入者在私人市场中购买个人所需的福利产品提供支持；三是在社会福利的民营化中，公共部门辅助私营部门实现福利融资与服务传递。

　　（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

　　《支点》记者 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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