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规划的创意城市

　　编者按

　　未知意味可能，开放驱动创造。

　　20世纪80年代，英国开始城市复兴运动，创意城市随之兴起，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方向。这一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中国也随着这股浪潮走上了城市特色的打造之旅。在城市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城市内涵与特色地位日益凸显。

　　创意城市不能只是虚有概念，更重要的是维护和创意有关的要素。正如英国创意巨头查尔斯·兰德利所言：“城市需要致力于‘为了世界’成为最富创意的城市，而不是‘成为世上最富创意的城市’。”

　　如何成为富有创意的城市？本组稿件从创意城市发展的几个方面分析其培养过程，并探究世界“创意之都”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基因以供借鉴。

　　核心提示：“创意城市”这个名词从国外进入国内后，已经发生了种种微妙的变化。其本质为自然生发的城市转型的一种发展模式，在国内更多演变为概念的打造。

　　人是城市的主体，一个创意城市的氛围也是由人而生。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在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对于创意的渴求，从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阶层--创意阶层。”

　　这个阶层包括了所有从事工程、科学、建筑、设计、教育、音乐、文学艺术以及娱乐等行业的工作者。他们是创意城市的主要力量推动者。

　　2000年初，创意城市风潮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便逐渐有了关于创意城市的讨论，习惯于眼球经济的地方政府相继推动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或以规模取胜，或以形式略赢，以政策为主导，推动创意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亮点”。但在“亮点”的背后，正提示着人们对创意城市的内涵理解得还不够深入。

　　创意因人而生

　　创客，正属于这个群体。

　　中关村是国内创客聚集地之一，北京创客空间是位于这里的梦想实验室。

　　“这里有点像生活大爆炸。”一位慕名前来探访的学生表示。即便在中秋节前一天，办公室依然有不少人加班准备关于“触摸希望”的分享会。这是关于“为盲聋人士设计的可穿戴设备系统”的交流。

　　9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孵化区、展示区、会议区、工作区和开放式厨房，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创意小玩意儿，空气里弥漫着创造的味道。

　　没有标准就是标准。在这个开放的实验室平台上，艺术家、 DIY达人甚至任何人都有机会提出他们的想法，运用现有的开源和学术研究成果来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并开放成果供他人进一步研究，也坚持将创新成果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创客，来源于英文单词“hacker”，不是指电脑领域的黑客，也没有赢利的硬性指标，致力于将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他们喜欢并享受创新，追求自身创意的实现，至于是否实现商业价值、对他人是否有帮助等，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目前，全球已有一千多家创客空间，而国内只有六七家，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热情、梦想、分享、独立、开放……这些精神，在日趋商业化的城市里维持着愈加弥足和珍贵的创造力。

　　与其类似，创意市集也同样调动着城市内所有具有创意的人群，为设计师和艺术家提供开放、多元的创作环境和交易平台。创意空间运用互联网和最新的工业技术进行创新，而创意市集则逐渐成为最为草根、新锐的街头时尚的发源地。

　　在业内人士看来，创客空间犹如永不落幕的创意市集，均同属创意阶层的一员，对城市创意氛围的行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职业创客到生活中的创客应该是这个城市最主要的元素，它能够活化城市空间，活化商品和产品，让这个城市变得更有创意。

　　创意城市氛围靠人来吸引，这主要包括三类人。一类是核心创意人，即具有创造性的群体；二是为其做周边服务的人，例如律师、营销人员、帮助其贷款的人等；第三是创意领导人，也就是将创意人士和市场对接的人。三者共同创造了城市创意氛围。

　　开放包容是城市最好的资产

　　人因城市性格而被集聚。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曾提出衡量创意城市的3T要素，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这三者之中，包容又是一切的基础，或者说是一个创意城市最本质的性格。

　　李军（化名）是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也是北京创客空间的孵化项目团队成员，目前准备研二休学一年，专心于产品开发。选择北京，李军的理由是“这里有多元文化”。北京创客空间的工作人员孟艳萍很认同李军的理由：“因为这里很自由，你不会感到约束，还能见到各个领域的人。”

　　文化城市或创意城市的形成不同于工业城市，后者和商务城市一样，通过企业集聚解决人的集聚问题，而创意城市则先是人的集聚，而人的集聚需要多元化的环境和氛围。

　　多元环境才能催生创意，这是集聚人才、实现创意城市最重要的推动力。在社会学中，有个名词叫做“弱连接”，不同的人在同一环境相处可呈现出多元的灵动的创意氛围。

　　包容与开放在国外创意城市建设中更加彰显。阿姆斯特丹，被称为世界创意之都。从1996年开始，创意产业就在阿姆斯特丹GDP所占份额以年均6.3％的速度增长。有数据显示，现在阿姆斯特丹每新开6家公司中，就有1家从事创意产业，截至2010年，约49000人受雇于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则指向一个城市的包容和开放。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蓝艾博在接受访问时也曾表示，自己收到的对阿姆斯特丹最好的称赞之一是“阿姆斯特丹最让人称道的就是它的开放和包容”。

　　因为这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阿姆斯特丹，都能找到家的感觉，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分子。他说：“开放包容是一个城市最好的资产。”现在，这个城市开始逐渐以其文化和创意著称，并正在以其他城市艳羡的速度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创意城市不只是概念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曾在英国从事博士研究、现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章超接受《支点》记者采访时表示，创意城市这个名词从国外进入国内后，已经发生了种种微妙的变化。其本质为自然生发的城市转型的一种发展模式，在国内更多演变为概念的打造。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对于城市的自身定位有更清晰、明确的意识。

　　2013年10月，联合国创意城市北京峰会举行，主题是“魅力创意，美丽城市”，这是为进一步提升北京国际影响力、推动首都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同时落实北京申报“设计之都”承诺而举行。此外，成都、深圳、上海、杭州也都被认定为“创意城市”。

　　不难发现，中国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除却区位共性外，均为庞大的城市体。

　　不过，专家指出，北上广深作为“设计之都”的创意城市特色其实并不明显。“其实国内城市加入创意城市网络更多还是停留在表面，官方性质多一些，建设创意城市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章超认为，政府需要真正从很实在的角度，比如从城市竞争力或者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城市所具备的资源和所能提供的文化产品。

　　中国城市政府愈来愈了解自身名片的重要性，并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对外展示着自己的风采。但对城市规划者而言，则更需要明确何种城市定位和发展才最适合自己，而不仅仅采用一个笼统空泛的创意城市或是魅力城市的概念。在章超看来，城市营销需要分辨内部和外部受众可能存在的差异化需求。例如阿姆斯特丹机场的内部设计用了很多传统的荷兰元素，对于想要了解荷兰的各国乘客来说，提供了一个直接有效的窗口。

　　世界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也认为，地方规划必须清楚地了解一个城市存在的目的。区域经济和区域发展战略必须优先于区域总体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城市必须有一种内在的经济价值，并同时能为所在的大都市区和周边城市的产业集群提供经济附加值。

　　“一个好的创意城市都有鲜明的文化符号，国外创意城市的形成更多是自发形成，而我们则更多是靠规划，需要去创造一些条件，但在实际的概念和氛围上则感受不到。”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是设计之都，但社区如果没有设计展览，能叫设计之城吗？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可以规划出来的。“作为政府，建设创意城市，需要从方方面面去引导。”

　　“快”与“慢”的冲突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城镇化。在未来二十年，中国将建成6000个新城镇。这也将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城市的管理者对于自身城市定位要更加明确。

　　在菲利普·科特勒看来，假如中国走错了方向，这将是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灾难。假如中国做对了，它会为世界各地未来城市的发展设置一个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新标准：中国标准的城市规划。

　　创意城市无法速成。除却概念的定位，或许中国城市还得做点实际的事儿，例如抛弃既有陈规，容忍城市有一个“缓慢”的经济增长指标。不要一方面积极对外宣称打造创意城市名片，一方面却无视如何维护城市内的创意之人。

　　城市，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主题，需要和城市特色结合在一起。当一个城市在追求创意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不能把经济发展的速度当作衡量的唯一指标。

　　“我有一个论断：如果文化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城市经济力下降，那么它就在往创意城市的方向迈进。文化力可以带来经济价值，但最根本的是带来文化价值。”向勇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城市在创意方面急功近利的心态。

　　因为现实问题是，市场经济习惯用时间、速度和效益决定一切。现代社会往往急于商业化，急于产品化，急于变现……但创意城市的建设却恰恰容不得如此，中国创意城市建设热恰恰有了对城市强行贴金的感觉。

　　“我们不能只是用商品的概念来衡量创意产业语境中的艺术，两者还需区分来看，需要对艺术从业者做一些扶持。现在这种扶持都比较少，到底创意产业园区是什么样的人进来？能否建立起一个比较专业的筛选机制？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得相当缺乏，往往在现实操作中把创意产业园区做成了楼宇经济。”章超说。

　　博弈商业化

　　货币是好的，坏的是世界被货币主导；园区是好的，坏的大家只关心园区规模与数量的冰冷数字。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红极一时与今日艺术的日渐消解则是最好的证明。

　　北京798艺术区，是以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工厂命名。从2001年开始，来自北京周边和北京以外的艺术家开始集聚798厂，并以艺术家独有眼光将原有厂房改造成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这里也逐渐成为北京乃至中国的艺术地标。

　　随着798的走红，商业浸入艺术，平衡和博弈不断上演。

　　今年8月17日，北京798玉兰堂画廊闯入保安，将展出的作品连同仓库的所有作品扔到大街上，并在画廊里堆上水泥砖头且上锁，让本应开幕的展览不得不终止。

　　“不清楚是否已经造成作品的损坏。警察对于租房合同纠纷表示无力。由此看来，798清退二房东的工作依旧步伐艰难。798画廊租户不知道何时才可以等到一个健康的经营环境。”玉兰堂负责人伍劲在微信上表示。

　　事件一出，物业贴出通知表示，将终止与玉兰堂房东北京亚洲艺苑艺术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二房东，几方的关系即刻了然。这样的事件在798最近几年发生的绝非个案，艺术园区的商业化使得艺术家只好再作他选。

　　空间因创意得到重生，城市以创意之名得到发展，但创意因商业化而逐渐流失。这一现象也在上海存在。

　　早在几年以前，《城客》杂志就曾以“上海莫干山路50号”为例撰文称：逐渐吸纳了各个层面的艺术家后，园区的开发商从利益角度逐渐筛选入驻的艺术家们。然后疯狂哄抬租金，以排挤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的艺术家和自由职业者。于是乌托邦解散了，艺术园区转变为创意产业园，运作起商业化经营模式。

　　如果说人人皆是创客，人人都是创意达人，那么创意园区内则更多是职业的艺术从业者，这批人驱动着城市创意的集聚。园区失去艺术家，如同人失掉灵魂，剩下的只是空壳。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已经过万，涵盖了文化、艺术、科技、传媒、动漫、影视、旅游等各个领域。但统计背后的矛盾却在于：有了数字的外观，却难以看到数字的内涵。

　　章超表示，国内喜欢用可视的园区来衡量创意城市的发展情况，除了统计上的相对便利性，也与政府追求政绩有关。创意产业园区和创意城市二者并非等同，前者的形成在中国有很强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性，而后者更像是无形的氛围，但是无处不在，像一块巨大的磁石能把人吸引住。

　　“按道理，园区与一个创意城市的形成之间，其理想的状态是相互促进。”章超说，例如这个城市比较有活力和创意氛围，那么身处其中，你可能因此更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如果一个城市有很好的氛围，会吸引各方面的人才来就业，促进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反过来，如果创意产业园区做得不错，比如经常举办展览，参与周边社区的文化活动，那么也可能形成园区、街区和城区的互动。

　　但很多时候，园区随着时间发展就歪了方向，对于创意城市的形成也就很难再产生促进功能。

　　（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

　　《支点》记者 刘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