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经验看深水区改革走向

　　核心提示：深水区改革应更加兼顾发展和稳定的平衡。依靠过去单项突破或局部突进式的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不同步、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问题。

　　从体制变革的意义上讲，中国改革进程可大致划分为破冰期、转型期和完善期。

　　破冰期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提出，终结于1994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期间探索并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94年党的十四大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可看作是转型期，在此期间中国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探索，并总结了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

　　如今，改革正步入完善期，同时也是深水区。

　　解放生产力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而国内技术水平又大大滞后，邓小平在这一历史性关头，提出了以解放思想为突破的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改革破冰面临诸多约束条件，包括来自体制自身的羁绊，主要体现为传统体制效率低下导致的生产力发展缓慢。打破旧体制的办法，是通过放权让利逐步推进的，这显然适应了弱化改革阻力的需要。

　　与上述约束条件相对应，破冰期的改革方法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上：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 都是新事物， 所以要探索前进。” 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既可以逐步积累经验，又可以通过局部的试验和单项突破，克服改革中的畏难情绪并有效化解改革面对的系统风险。

　　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在破冰期的抉择，是使新的制度优先适应于体制外经济的生长，“逐点突破”。新的所有制经济成分的产生与发展，逐步打破了传统的资产管理、收入分配和市场交换等制度，使社会管理制度日益宽松，并为改革创造了较宽松的政治基础。

　　总体规划先行

　　与破冰期相比，改革转型期的变数更多，抉择的复杂程度也更高。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改革梯级推进，市场机制开始发挥调节作用，导致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贫富差距在国内出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取向和行为选择也开始分化。同时，由于原有体制决定的利益格局及改革中不规范因素的影响，改革推进遇到来自多方的阻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应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在实践中有曲折的认识过程。党的十二大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设想是“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目标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直到1992 年6 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概念，才使中国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同样，转型期面临诸多新的约束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是总体规划先行，配套改革并重。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 中国开始重视推进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使各领域和各层面的改革相互促进。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正是由于经济体制全面转型，才确立和巩固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制度基础，使“改革没有回头路”的观念广为社会所接受。

　　难在利益调整

　　步入深水区，就意味着改革进入完善期。此时，中国既面临其他崛起大国曾经面临的难题，又面临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兑现改革承诺的艰巨使命。

　　由此可见，深水区的改革难，难在利益调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实现及其保障，均离不开制度。所以，深水区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度优化。

　　在增量改革期成为历史后，突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束缚在所难免。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又会产生分歧。盲目主张“与国际接轨”、将“发展是硬道理”曲解为“唯GDP论”等，看起来是“解放思想”，但未必符合中国现实要求。脱离实际的“解放思想”，容易导致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而过于强调局部或自身的实际困难，则又易于使改革变形，并弱化全局观念，进而与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悖。

　　解放思想需要鼓励“敢闯敢干”的精神，基层的“先行先试”不可或缺，其实质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但这并非要求人们不计得失地乱干。比方说，在技术创新、为群众谋利益的措施上要胆子大些、步子快些，在产能扩张、城市形象建设上要慎重决策，防止导致产能过剩、社会矛盾丛生。

　　深水区改革应更加兼顾发展和稳定的平衡。依靠过去单项突破或局部突进式的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不同步、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问题。因此，新一轮改革将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不过，诸如规范收入分配、建立反腐机制、完善社会保障等重大或关键性领域的改革仍会先行。

　　目前，中国还没有最终形成一整套成熟完善、组成严密、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加以调整和规范，从而容易导致不同具体制度间的摩擦，不利于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也不利于为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支点杂志2013年11月刊）

　　侯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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