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抱负之沉浮中华崛起之缩影

　　探寻杨度京城旧所

　　他拿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北伐时说毛泽东能得天下，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就是政治活动家、书法家杨度。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这种奇特从外界加之于他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名号就充分显露出来了：“宪政专家”、“帝制祸首”、“投机分子”、“爱国者”……

　　把这种奇特性放到清末民初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应该是毋庸深怪。因为，整个清末民初史，就是一页主配角不断转换、音调音符频调、剧目随时更新，让旁观者目迷五色的大戏。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

　　杨度最为风光的舞台是在帝都北京，在北京的故居，可以追寻的线索就是，当年，为了搭救李大钊，杨度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这处悦庐公馆便是在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但我自西向东走了两遍胡同，几百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回看胡同西头儿北边，正是一地残砖废瓦。胡同口，站在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市井有谁知国士？“国士”者，一国之士也。杨度究竟凭什么以“一国之士”而自居？

　　从晚清到民国，他周旋于各种政治要人之间，不断地变脸，系万千风云与时代风潮于一身。

　　制宪专家推动清末立宪运动

　　杨度算是一个民国初年的无双之才，少时他即与其妹以“才子”、“才女”名扬乡里。21岁时，杨度师从王闿运，醉心帝王术，曾踌躇满志地对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1903年，留日归来的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初取一等第二名，第一名为精通经济的梁士诒。但正当杨度沉浸在仕途一帆风顺的喜悦之时，突然风向变了。与主考官张之洞不合的军机大臣瞿鸿机向西太后告发：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其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与康有为相同（康有为字祖诒）。梁头康尾，这还了得！戊戌变法中的康梁，始终是西太后的一块心病。于是她下令彻查此次经济特科的应试者。这不测的风云，把杨度卷了进去，本来通向光明的仕途，一下子变成了绝路。于是，杨度二次东渡日本。

　　晚清的关键人物，此刻大多汇集在东瀛。青年的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应和同在日本的梁启超所作《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并盛誉海内外。尤其这首长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豪言，曾说热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留学日本时，杨度也成为孙中山志同而道不合的朋友，也是孙中山与黄兴相识的介绍人，促成了后来的孙黄合作。

　　1907年10月，因伯父病逝，杨度回到国内。这次归来，正赶上清末的立宪运动，杨度成了朝野眼中的专家，被聘为给皇族讲授立宪课讲习，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

　　“筹安君子”助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1年12月，南北议和。杨度为袁世凯鞍前马后奔走，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杨度却没有得到重用。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赐匾题字，称之为“旷代逸才”。此时，在大总统位置上已经高枕无忧的袁世凯，梦想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而杨度则梦想成为帝王之师。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在北京发起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为名，推动帝制。这六人被后人讥讽为“愁暗六君子”。筹安会是杨度运作君主立宪制的总机关，加入筹安会的人，更多的是见风使舵、追名逐利之徒，想着将来谋得一官半职而已。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称帝仅83天，就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死去。袁世凯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出丧时，杨度作挽联挂于灵棚，明为吊唁，实为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转向佛学寻求解脱

　　杨度看到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认识到“君宪”难以救中国，便开始倾向革命。1924年，他向孙中山提出，愿意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孙中山提出条件，要人们眼中的“帝制祸首”杨度对筹安会一事公开向国人道歉，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

　　从此，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

　　正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结识了中共著名领袖李大钊。杨度之后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杨度挽孙文：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从挽联沉痛的笔调，可见二人之交情。

　　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破灭了，杨度心灰意冷，转向佛学，一心向佛。同时从齐白石学画，参悟水墨人生。这显然是政治失意之时的精神寄托。

　　倾家荡产营救李大钊

　　1927年4月，杨度在北京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控制北京政府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下令逮捕中共党员李大钊。杨度事先得到消息，随后便告知北京市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要他赶快通过内线转告李大钊。杨度又派长子杨公庶迅速赶到李大钊的密友章士钊的公馆，要章士钊火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另找安全地方。可是李大钊等人认为历届北洋政府头人都惧怕外国使团，不可能惊动外国使团坚持留下来。

　　结果第二天，奉系军阀果然从苏联兵营里抓走了30多个共产党员和3个俄国人，李大钊一家四口都被捕。

　　得到消息后，杨度立即开始营救。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大洋，全部用来贿赂买通审案官员。然而遗憾的是杨度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杨度更是八方张罗，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自从李大钊去世后，杨度的思想就逐渐发生了转变。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信仰、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染了杨度，重新唤醒了杨度身上的豪侠情结。

　　思想的转变晚年的选择

　　变卖私宅后，杨度只能藏身于京城各大名流的宅邸。1928年，杨度到上海，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名誉顾问，身处青帮的杨度，偶尔为杜月笙写几篇吹捧文章或几幅书法，他自嘲曰：我是“清客”，非“青帮”。就在这个时期，杨度成了中共秘密战线上的特殊党员。

　　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1929年白色恐怖下入党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上的特别党员。他潜伏上海，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并且还以卖字画等方式筹集资金，捐助革命事业。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10月7日，总理突然清醒，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7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冶秋同志写的《难忘的记忆》披露此事，尘封半个世纪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杨度至死恪守组织纪律，连家人都不知其真实身份。

　　杨度才华横溢，多次为亲友写挽联，他临终前也写了一幅对联送给自己：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一生，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从宪政国师到帝制祸首，从中山特使到秘密党员，身份经历了无数次的转换。身份的转换是与思想信念紧密相连的。从古老的帝王学，到近代资产阶级宪政思想，到共产主义，杨度思想的变化正是近代仁人志士探求救国之路的缩影。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