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上的爱情密码 胡同里的悲欢离合

　　寻找胡同里的爱情故事

　　说到爱情，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一份无论时代、不论年龄、不分国界的情感，是每天都会上演的故事。

　　在现代社会，大家一般都是自由恋爱，万一因为某些原因被剩下了，还可以用老祖宗留下的方法——相亲，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而在以前，婚姻都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时的北京也不例外，这其中有一些讲究和趣闻逸事值得如今的人们去了解和知晓。咱们走进胡同去寻找老北京的爱情故事。

　　会“说话”的雀替

　　说到谈恋爱，如果错过了，一不留神被剩下了，就只能走相亲这条路了。现在电视上的相亲节目收视火爆，但其实还是有不少年轻人是抵触相亲的，觉得不真诚、不浪漫，把双方都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被人挑三拣四。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现代已经比古时要进步多了。中国古代的婚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婚姻，婚姻的成立和解除由家长决定。这样的决定权不仅体现在旧时的社会风俗里，连不会说话的砖石也被派上了用场。

　　相亲是一门学问，不止在现代，古代也是如此。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3号的松堂斋博物馆，这里收藏了包括木雕、石雕、砖雕等等。这里的藏品都来自北京的民居，在展示雕刻艺术的同时，也展示了老北京的民居文化，其中很多藏品就自来老北京四合院。在四九城越来越陌生的今天，这里保留了老北京最后一点真实的记忆。

　　馆中有这样一件展品。它告诉人们，为女儿找符合家长要求的郎君，也是有捷径的。这个见证物件其实是一件明代的砖雕，藏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

　　这件砖雕的图案上面是个凤凰，下面是个麒麟，雕的整体图案是凤凰拉着麒麟往上走。它的名称就叫凤戏麒麟，含义是我家要招上门女婿，在传播方式单一的古代，这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的征婚广告了。既然是广告，这砖雕也不能登载在报纸上，古人是通过什么方式将这则征婚广告广而告之的呢？

　　仔细观察这件砖雕，发现原来它是一个雀替。雀替是旧时建筑上，放在房梁与柱子之间起承重作用的物件，因为长得像飞着的翅膀，所以得了这个好听的名字。雀替除了起支撑作用，还能美化建筑，搁在大门口能显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因此，把这件凤戏麒麟雀替放在门口，无异于登了一则征婚小广告。用现代的广告语来翻译，就是说，我们家在招上门女婿，有意者请速联系。如果有意登门入赘的，还会掂量一下自己是否够资格，如此一来，就省去了许多没有必要的询问环节，可以直奔主题了。

　　直白的“门当户对”

　　中国人结婚有很多讲究和规矩，尤其是在古代，古代婚姻的标准是“门当户对”。西周时禁止贵族跟平民通婚，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明确规定士族与庶族之间禁止通婚。随着士族制度在隋唐时逐渐消失，“门当户对”逐渐成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但结婚则是两个家庭的事。在松堂斋民间博物馆里有件收藏品就隐藏着婚姻的小秘密——它就是“门墩”。

　　其实“门当”与“户对”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原本的含义是指古民居建筑中，大门建筑的两个组成部分。

　　所谓“门当”，最早是指大宅门前的一对石鼓，是建筑学上为“门枕石”的一部分，俗称门墩，又称门座、门台、门鼓。有的抱鼓石坐落于门础上，因鼓声宏阔威严、厉如雷霆，百姓信其能辟邪，所以民间广泛用石鼓代“门当”。松堂斋民间博物馆里的圆形“门墩”其实就是“门当”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门当”的形状有圆形与方形之分，也各有含义，圆形为武官，象征战鼓；方形为文官，形为砚台。

　　“户对”则是指安置在门楣上或者是门楣双侧的砖雕、木雕。“户对”的数量多少与官品大小成正比，“户对”一到五品可以为六个；六到七品可以为四个；七品以下只能为两个；普通的大户人家也可以有两个；只有皇帝的皇宫才能有九个，取“九鼎之尊”之意。这样男女婚嫁双方或是上门说亲的媒人一看到对方家门上的“户对”数量，心里便大概知晓对方的社会地位和财力了。

　　更严格的是，有“户对”的宅院，必须有“门当”，这是建筑学上的和谐美学原理。因此“门当”和“户对”常常同呼并称，逐渐成了社会观念中，男女婚嫁衡量条件的常用语。

　　“红灯区”飞出金凤凰

　　西单北边的一条胡同，这条胡同的名字听起来有点风尘，但是这条胡同却走出了皇帝的媳妇，它就是粉子胡同。

　　前英子胡同、粉子胡同这两条名字“粉嫩”的胡同就在西单北大街上，从地铁四号线灵境胡同站往北不远。走进胡同，这里不像北京一般的胡同横平竖直，相反，在前英子胡同有好几个岔路口，沿着右手边就能拐到粉子胡同里，在地图上看，这两条胡同连成了一个圈。北京胡同的名字，大都是从明清时期形成的，但是略带香艳色彩的粉子胡同却可以追溯到元朝。

　　张清常先生曾在《胡同及他》一书中专门考证，“粉子”在当时是特殊服务行业的代称。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像宋姑娘胡同、马姑娘胡同等，都是以青楼掌门人的名字命名的胡同。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条昔日的烟花柳巷到了清朝，却成了盛产大家闺秀的地方。

　　相传，光绪皇帝的珍妃、瑾妃就出生在粉子胡同和前英子胡同之间的一个大院里。她们俩是亲姐妹，她们的老爸是光绪年间的礼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部长，所以她们横跨两条胡同的家肯定小不了。前几年，前英子胡同13号院门口丢了两个石狮子，这里估计就是珍妃家的后门。

　　珍妃的侄子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我的两位姑母》，其中说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珍妃支持变法，后来由于袁世凯告密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台，珍妃也被慈禧叫去当众受辱挨打，贬入冷宫。我父亲也因与变法有瓜葛，被革职为民，从此俸禄和钱粮一律断绝，我家生活无了依靠，又恐再遭慈禧迫害，只好卖掉粉子胡同的房产，全家逃往上海。”

　　其实当年珍妃姐妹俩出嫁的时候，家里人就跟办丧事似的，她们的母亲明白，两个宝贝闺女去给人家当小老婆，而且有个慈禧那么个恶婆婆，怎么可能有好下场。结果娘家的担心，在珍妃身上应验了。姐妹俩虽然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但一个直率叛逆，一个世故圆滑，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珍妃落井而死，瑾妃得以善终。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她们俩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离婚》背后有幸福

　　老李是一个社会中的小人物，但他还有那么一点浪漫的小情怀，每天被衙门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弄得精疲力竭。回家面对半点风情不解的妻子，念首诗换来的却是昏昏欲睡，这样的婚姻让老李苦不堪言，只求离婚。这个老李便是老舍先生笔下《离婚》里的著名人物。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写出这篇小说的老舍先生的爱情会不会也是苦不堪言呢？在东城区灯市口附近，有一条窄小的丰富胡同，里面的老舍故居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老舍故居的东耳房里，墙上挂着国画，书桌上放满了画笔，这件屋子的主人就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胡青。与《离婚》中，老李那个不解风情的妻子相比，胡青绝对是个艺术青年，她还是齐白石先生的入室弟子。一个作家和一个画家，两个人能碰出怎样的爱情火花呢？

　　1930年，一个30岁的男作家和一个26岁的女画家相识了，虽然他们两个人的相识是家里一手策划好的，但这个包办婚姻很幸福。

　　老舍和胡青相识后，老舍便给胡青寄来一封长信，信中说：“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少女，你不爱吭声……你我都是满族人，生活习惯一样。你很好学，我对外国名著、外国地理、历史、文学史也很了解，彼此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

　　老舍还说：“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和睦睦的家庭。”

　　此后，老舍一天去一封信，连续写了一百多封信。

　　胡青与老舍第一次拥抱，是在中山公园后面的小沙滩。这是在那个守旧的年代，两人做出的“大举动”，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同风雨、共患难的开始。

　　恐怕只有笼罩在幸福爱情之中的人，才会有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写出的作品《离婚》。两个人经历过新式文明婚礼的新潮，千里寻夫的壮烈，也有相濡以沫的平淡。在这条胡同的小院里，见到的则是两个文艺老人的文艺爱情。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