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去的“史登科派系”

　　一些高管的离开除了对于新上任者文化上的不适应之外，还可能存在被清洗的危机感，离开是迟早的事，不管以何种方式。

　　2014年2月17日下午，华晨宝马合资自主品牌电动车之诺展厅正式开业，开业典礼上，之诺品牌总监梁坚慷慨激昂地介绍着之诺的各种优势。五个月前，之诺1E正式上市，当时在台上滔滔不绝的并不是梁坚，而是邵宾。此时的邵宾已经被安格调任到东南大区任区域总监。

　　至此，史登科时代所构建的核心高层管理团队已彻底分崩离析，如今陆逸加盟路虎，戴雷加盟英菲尼迪，段建军牵手北京奔驰，连原MINI中国掌门人朱江也离开了，好在邵宾只是调离岗位而不是离开。

　　不再牵马

　　2012年12月之前，没有人会预料到史登科即将结束他的中国之旅，离开精耕8年的宝马。因为彼时，史登科只有59岁，对于任何一家大型企业的高管来讲，这都是个黄金年龄段。但就在2012年即将过去时，千回百转，史登科的离去就在一片哗然中成为定局，让业内上下为之震动。很显然，年龄不是他退休的真正原因。接替者安格时年54岁，两人都败顶，虽然安格的头发几乎全白，但明显看得出，史登科要老得多，他额头上的皱纹一条一条像刀刻一样清晰。按照中国的一种说法，额头上皱纹是智慧的象征。

　　“天下无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个分开日子”，冯梦龙在《醒世恒言》里这样写道。的确如此，在许多电影里，但凡英雄离场，多少会出现令人惋惜的场景来衬托这种悲壮“退休时间的选择是很重要的，要选择退下来的恰当时机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我在宝马工作刚好整整100个月，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所以当史登科选择在他为宝马大中华区服务100个月的历史性节点上退出时，不少和他相熟的媒体和行业人士在微博和博客文章里写下“再见，史登科”，无不带着煽情与悲情，英雄退场总是伤离别。

　　史登科服务宝马的8年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因为是他带领着宝马从当初的年销15000辆一直飙涨至30万辆，让竞争对手既羡慕又敬畏。史登科学的是历史学，在他的认知里，历史学更多的是如何研究人、理解人，这更像思维里的心理学。为了了解更多的人和物，27岁的史登科来到北京大学，他蹬着凤凰牌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坐着绿皮火车游览过半个中国。云南和四川的高山河流让他惊叹不已。

　　任职宝马大中华区总裁的8年里，史登科做了三件大事，：将国产车型大幅降价、积极推进本土化、将“纯粹驾驶乐趣”的品牌理念改为宝马之“悦”。其中第三件事极其大胆，这颠覆了宝马根深蒂固的文化理念，估计此举让慕尼黑总部捏了一把汗，好在这把冷汗被宝马几年里不错的增长业绩吹散。“纯粹驾驶乐趣对一个品牌的解释显然是肤浅的，并不能诠释宝马的品牌精髓。”史登科一向思路清晰，并且坚持。有业内人士认为，正是史登科的本土化的“三板斧”，才改变了宝马在华的发展局面。除此之外，只要是面对用户、媒体和经销商等需要互动的岗位，史登科都尽量聘用本土人才，陆逸、段建军以及和他一样了解中国的戴雷都是他忠实的追随者和得力干将。

　　业内知情人士曾表示，慕尼黑总部不认同史登科的管理模式，与大中华区高层有了分歧，正是这种分歧的不可调和性最终导致了史登科的离职。有人问史登科，在中国任职的几年里，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尊重。尊重人、尊重市场、尊重文化，核心是“一切围绕人”，这与中国文化“仁者爱人”相通。史登科的办公室风格很简洁，正墙上有一副书法，上面写着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大致意思是：有智慧的人很谨慎地说话，无知的人喜欢夸夸其谈。史登科用这句话提醒自己，以一种审慎甚至是谦卑的态度对待成功。不知道他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将那副字带走。

　　冷暖自知

　　史登科宣布将要退休后的一年时间内，宝马发生了五次高层调整。仅仅史登科离开之后不到一个月，三位最为忠实的追随者相继离开。这种耐人寻味的人事变动让人浮想联翩。史登科的离开如果被看成一场终将散场的宴席，那其他高管的相继离开便像一种树倒猢狲散式的别离。

　　在所有离开宝马的高层中，人们对于戴雷的辞职一直颇感兴趣。这位留学中国多年的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相当了解，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且娶了一位中国姑娘为妻。当时有媒体猜测，“戴雷这一次宣布离开华晨宝马事实上也等于是和宝马集团做了了结，眼下康思远的任期还没结束，‘高级营销副总裁’已经是华晨宝马所能给予这位德国人的最高职位，40岁的戴雷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人生中正在遭遇发展的瓶颈。”这是宝马给予戴雷的无奈，或许也是戴雷加盟英菲尼迪任职其中国事业部总经理重要原因之一。若是史登科不退休，戴雷未必会离开。有时候，高级人才对于企业文化理念的认同比自身的职位更重要。史登科在任期间，放手让戴雷去做，而安格却未必。

　　戴雷离开宝马并非孤身一人，同时还把原华晨宝马西区高级销售经理何阔、原MINI经销商发展高级经理王媛和原华晨宝马市场部高级经理刘旭一同带到了英菲尼迪，想必这些人对于戴雷的忠诚就像戴雷对于史登科一样。

　　在史登科刚离开时，一位宝马内部人士对于接替者安格评价道：“极富亚洲工作经验的安格，能力很强，最终将会执掌公司核心的营销部门，在内部重新建立起新的营销队伍。”言外之意，之后的管理层可能面临一场大清洗。所以，一些高管的离开除了对于新上任者文化上的不适应之外，还可能存在被清洗的危机感，离开是迟早的事，不管以何种方式。

　　安格2013年第一季度上任，至今一年有余。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安格并没有做出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大改革，仅仅在区域的划分上作出调整，并扩张经销商数量，下探至三四线城市。2013年，宝马在中国销量41.2万辆，同比增长19.2%。在安格眼里，这个数据“是超乎想象的”。确实如此，这样的增长幅度确实让别人艳羡。不过就此判断这是安格做出的成绩还为时过早，一年的时间毕竟不长。

　　迟早有一天，安格也将会离开这里，也许那时，也会有媒体在微博和博客上写下“再见，安格。”

　　文/魏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