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环境 练好内功 仍然是搞活国有企业的重要途径

　　今年7月，是黄菊波教授诞辰85周年。满怀对黄老师的深情怀念，研读着《黄菊波文集》中的字字句句，回想着黄老师为财政经济研究夜以继日的工作场景，当年师从黄老师求学问道的岁月里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仍历历在目。读着他撰写的《沈阳市大中型企业调查报告》（见《黄菊波文集》第二卷第331～340页），其中所展现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形势、解决国有企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90年，受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沈阳市工业企业的亏损面达到44.8%，亏损额达到5.17亿元，形势异常严峻。为贯彻中央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的精神和国务院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决定，黄老师于1991年2月下旬率队奔赴沈阳，先后走访了沈阳电缆厂、沈阳第一机床厂、第二毛纺厂等6家大型国企及市财政局相关处室，撰写了《改善环境，练好内功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重要途径——沈阳市大中型企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当时制定支持国有企业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报告》对沈阳市大中型企业一些问题成因的剖析

　　在走访过程中，一些企业将企业生产、效益下降的原因首推为市场疲软。《报告》认为，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比如，电线电缆企业仅沈阳市就有50家，辽宁省有300家，全国则大约有3000家，致使电线电缆很快由短线变成长线，生产能力明显过剩。又如沈阳玻璃厂于1987年投资了2.3亿元搞年产250万重箱的浮法玻璃生产线，当时已得知全国有近10条浮法线在上马，但为了实现地方上的“填平补齐”，该厂仍然决定搞。1989年建成投产后，由于原材料涨价，产品降价，使得该项目一投产就亏损，造成资金和产品的大量积压。为此，《报告》认为，沈阳企业生产、效益下降的深层原因与产业政策不完善、项目论证欠科学有关。

　　除了市场因素外，《报告》还对沈阳市的工业企业负担进行了深入分析。沈阳市工业企业的负担从总体上看确实过多过重，但需要从结构上做具体分析。《报告》认为：第一，企业上缴利税不算重。调查中也有个别企业反映税负偏重，但是企业直接上交国家的流转税与利润之和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1989年为9.4%，1990年为7.3%，下降2.1个百分点。因此，总的看这一块的数量并不算大，比重也是呈下降趋势的。第二，贷款与其他负担相对较重。其一，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4.7%，上升到1990年的6.9%，上升2.2个百分点。全市工业企业支付的流动资金贷款利息1989年为5.7亿元，1990年为7.8亿元，大幅增加的利息及还款负担比较重（刚好等于当年企业上交国家的税利总额）；其二，企业内部的人员、福利基金、职工住房以及来自外部转嫁的负担比较重。基于以上分析，《报告》认为，沈阳企业的负担是“一不重两较重”。

　　《报告》认为，沈阳国营大型企业的管理素质还是较高的，但企业经营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方方面面对企业机构设置的干预较多，这是厂长们最感头疼的。一些部门打着“治理整顿”的旗号，都下文要求企业设立上下对口的专门机构，配备脱产专职干部，以表明对某项工作的重视。由于政出多门，各方面的要求时有矛盾，让企业无所适从，其经营自主权被削弱。二是许多企业市场意识差，不能准确捕捉市场信息，习惯于过去计划供货和订货的办法。而像第二毛纺厂这样几千人的大厂，其销售人员竟然只有寥寥的4人！《报告》认为，落后的管理方式势必导致生产与市场的脱节。

　　《报告》对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看法及建议

　　基于对沈阳市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的深入分析，《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企业必须加强管理，练好内功，真正提高自身素质。“企业不能依靠国家来搞活。”从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减税让利是需要的，但不能将其作为搞活企业的根本途径。活与不活，根本在于企业本身的素质，在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报告》提出，群策群力有利于扭转局面。沈阳的企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把当前的困难变成一种机遇，迫使自己彻底改变只是埋头生产的做法，树立面向市场的新观念，坚持以销定产，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同时，企业要练好内功，完善内部机制，不断加强自身的基础管理。

　　第二，国家必须改善宏观管理，为搞活企业提供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要搞好结构调整和布局规划，要根据定点化的产业政策，按行业进行排队优选，下决心“关停并转限”一批质次、高耗、效益低的企业，从根本上解决产销失衡的问题。对于新基地，必须联系总体发展战略通盘考虑，以此指导“老基地”的改造，尽量减少项目决策的失误。国家的政策制定要考虑有助于解决企业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具体到还贷政策上，一方面，必须建立还款约束机制，强调风险自负，减少盲目贷款。另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则可灵活处理，如对于项目失败、没有效益的，可以先停息挂账，而后研究处理办法；对那些有效益的项目，可区别不同情况，或降息贴息，或停息挂账，先还本金，不计复利，或转作国家基金等。在利率政策上，进一步调低存贷款利率，特别是降低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同时，改革存款计息制度，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以及过期部分，均按活期计息，以降低贷款成本。

　　第三，要加强配套改革，为企业搞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坚决贯彻《企业法》，认真落实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各部门不得随意干涉；纠正“婆婆过多”，“条条伸腿”，管理形式化的问题，改革目前检查评比过多过滥的状况，贯彻好《经济合同法》；各部门、各级领导应转变思想，纠正单纯抓产值、比速度的习惯作法，制定可行的“支、帮、促”措施，财税部门应完善现行财务制度，金融部门要打破地区部门观念，搞好债务清理，融通资金渠道。

　　对东北再次“告急”的思考

　　黄老师的《报告》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那个年代，东北的国有企业在发展艰难的时期推进了改革。到2003年，国家拉开了“东北振兴”的序幕，东北经济的速度追赶上了全国水平，随后还上升到领先地位。但从2013年以来，受国内外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东北经济又急转直下。特别是2014年10月，东三省的工业产出同比仅增长0.5%，远低于全国7.7%的水平。今年1～2月份，东北经济更是全面告急，其中辽宁的工业增加值为-4.5%！

　　东北经济24年来的曲折和转变、辉煌与低谷，充分说明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反映出东北地区90年代改革的不彻底性，需要今天深化加固。分析起来，当前东北地区国有经济占经济的比重远超全国水平，其决策流程长、责任不明、互相推诿、科层式的管理模式，再加之创新意识较差、激励机制缺乏、技术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包括沈阳在内的东北经济的增长乏力的主要成因。

　　2015年4月10日，国务院李总理前往东北视察，高屋建瓴，对东北提出了要求：要做好“闯改创”，以促改革调结构，促进经济稳定运行。东北的基础设施建设要跟上，居民的消费要大力提振，装备制造要在走向世界中实现转型升级。要下大力气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向纵深推进。要积极推进国企国资的改革，让国企更多地市场化。改变现状，不能光等着中央给政策。

　　黄老师的分析和建议虽然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的，但黄老师研究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和整体思路，对于今天沈阳的再振兴、东北的再振兴，仍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我们相信，历史是螺旋式循环上升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东北振兴必然成功。

　　文 苏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