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神学倾向

　　摘要：西方文学的产生源头以及发展历程从不离宗教的发展和蜕变。无论是中世纪时期的传统宗教还是后来东西方文化融合之后的基督教文化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深沉而又隐秘的影响。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是以浓厚的神学发展为基础和背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神学倾向有利于更加有效和清晰地去理清宗教等类神学内容在整个西方文学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二十世纪西方文学 神学倾向 中世纪神学传统 东西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7-0397-01

　　相对于古老的宗教发展而言，二十世纪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已经完成了深入骨髓的蜕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身处民族中每个个体而言，那种宗教意识及其带来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的影响却不会从此消亡。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从显性过渡到了隐性，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典籍似的存在，而是变成了更加强大的整个民族的文化方式、价值观念等内容，甚至融入到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组成之中。也正因此，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神学倾向成为一个表现突出，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一、基督教神学对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影响方面

　　从基督教神学在内容层面的发展和完善程度来看，基督教神学实际上是对西方两大文化源泉的吸收和借鉴，分别是希腊文化传统和希伯来文化传统。在经历了漫长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的融入，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之后，其逐渐将基督教神学思想确立在两个息息相关，互成犄角，循环往复的观念之上：原罪和救赎。

　　原罪观念和救赎观念也成为基督教神学对西方文明影响最为巨大的两个方面。这两个观念经过基督教义的宣扬和阐释之后，逐渐成为当前西方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核心支撑部分，并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两个核心观念虽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创作思想、主题、文体等，但却是直接触及到了西方国家和民族对于人的起源、人类产生的本质、生命的根本目的和过程以及人类最原始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等终极命题。这些命题的提出和解答无疑使得基督教神学在文学作品的思想设计和主题确立等工作中居于顶层定位，发挥着最根本也最彻底的指导作用。

　　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神学倾向的具体体现

　　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从文学创作的意图和文学创作主题的设定以及相关作品结构的设计等方面都程度不一地表现出神学的色彩和倾向，当前较为主流的几种神学倾向的具体体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文学作品中的“双重选择”

　　基督教教义在基础的设定上就十分重视对人性本质的双面界定。首先它确定了人性本质的恶的方面，认为人生来有罪，有着不洁的贪欲、性欲等自然本性层面的内容。其次，它在原罪的对立面上又确定了赎罪的概念，为生来本恶的人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充满荆棘而希望甚微的救赎之路。然而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神学色彩的表现远不止这么简单和直接，它在这种看似自然而然的选择中看出了背离和裂缝：既然人人本恶，贪欲、性欲、物欲等自然本性人皆有之，那么这种人皆有之的罪恶本身是尤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的。这是人性的第一层内容。那么，人性的深刻内涵在于即使自然本性被证实合理，它还是谋求更大程度的解放和永恒的价值。这也就是《复活》、《罪与罚》等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主人公精神深处潜藏的那种分裂的因素和激烈的纠葛。

　　2.文学作品中“由物及我”的潜在模式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由物及我”的潜在模式不同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后者代表的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考的一种范式。而前者则是一种肇始于古希腊思辨哲学的思维和研究分支。它的价值观的最终指向是宇宙天体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被认为是客观的，所需要人力来完成的是人必须按照这种由物及我的去生活，才能获得对这种关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也被称为是“本源”的内容。因此，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小说中人物通过怎样的理性活动去寻求自己的解脱和自身命运状态的根本性变革，然而在涉及到人与自然或者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会表现的十分不理性，理智的力量在这里被最大限度地限制，只能通过具体的经历和与外界事物的接触才能实现顿悟和改变。《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卧轨”现象就是鲜明的例子。

　　3.更加怀疑理性的力量

　　从根本上说，理性力量的获得是人类开始自省，进而开始自为的典型表现和重要信号。从近代以来的基督教教义来看，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的淬炼之后，基督教教义十分重视人在获得解放过程中的主体性力量的发挥，也就是理性的获得和使用。从基督教教义的基本阐释过程就可以看出，由于基督教的宗教典籍《圣经》是神对于民众的最重要的劝诫，所以它是超越一切的，唯一的存在。然而对这种唯一的超越一切的存在的经典阐释权却掌握在人的手中，这无疑从侧面加强了人性的力量和理性的重要性。然而这种发展趋势到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发展阶段却戛然而止，叔本华、尼采、帕格森等哲学家们的思考庄严宣告了“上帝死了”，这种颠覆性的认识带来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化不开的悲哀的气氛和阴影。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反抗传统的人反而更加在乎传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这种悲伤正是对基督教神学恋恋不舍的最佳证明。正如评论家在评书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时所言的：“它表现了一种末世的情绪，但是不可能附会出什么具体的宗教内容”，这里的神学倾向色彩可见一斑。

　　三、结语

　　毋庸置疑，西方社会有着悠久而完善的宗教传统，宗教的发展也带来西方文明的高度繁荣和进步，孕育了西方社会的思想价值观体系。单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的创作而言，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延续了基督教教义对原罪和赎罪的深沉思考，在双重选择、由物及我以及对理性力量的怀疑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神学趋向。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133页。

　　[2]弗莱：《同一的寓言》，转引自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2页。

　　[3]洛克尔：《六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

　　[4]P.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英文版98页。

　　[5]何胜江：《神话·象征·社会》，《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6]T.吉尔科斯基：《耶稣在小说中的转型》，1972年英文版。

　　张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