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朋友做生意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尽在 大咖回忆录。

　　1956年，我卖完希云大厦、礼顿大厦、加路连山大厦，李康节等人主动找上门来，说：“霍先生，你做地产生意很赚钱，不如我们一起玩。”

　　他原是搞建筑的，看到我经营地产赚大钱，想与我“埋堆”，一起做地产生意。苦于与我并不相熟，后来，他联络我的一些朋友找到我，希望合作。

　　我认为跟李康节等人合作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便婉言谢绝他们的要求。

　　李康节想出一个方法：搞“大联合”，把港澳两地的一些商家联合起来，合组一间公司发展地产。在他的游说下，澳门富商何贤等人纷纷加入。

　　我不赞成“大联合”的做法，但拿出了一些钱入股。

　　“联合”公司由李康节掌管。公司以北角为基地，大量抢购北角的地盘，其中购得的最大一幅地盘，就是香港电灯公司的电厂，并在短时间内采用售“楼花”方式，发展丽宫大厦等住宅楼宇。

　　我对“联合”公司的生意，一直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当初答应入股，一是给何贤和一些一同做过运输生意的朋友面子；二来是息事宁人，免得别人再来打自己公司的主意。

　　我在地产行业有些成绩，不少朝鲜战争时与我一起出没于海上的朋友和旧伙计找上门来，希望合伙搞地产，或在我的公司打工。我没有拒他们于千里之外，或多或少地给他们一些钱，劝他们自行发展，另谋高就，既不伤大家的和气，也让自己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专注发展自己的事业。

　　由于李康节极力扩张，两三年间，“联合”公司就在北角呼风唤雨，成为北角的“地王”，几乎独霸北角的地产生意。

　　李康节把北角视为自己的地盘，决意当“大地主”。多数地产商也无意到北角发展地产，免得龙虎相争，伤了和气。

　　有一个地产商偏偏不信这个邪，杀进北角抢购地盘。此人名叫陈德泰，是我的朋友。

　　20世纪5O年代中后期，陈德泰是香港较大的地产商，买了很多地，兴建了一些楼宇。他学我们的做法，预卖“楼花”，一登报纸就收买家的钱，几乎不用自己的本钱发展地产，大力扩张，到处抢地，连别人不敢问津的北角他也照杀不误，结果惹来李康节等人的不满。

　　由于卖“楼花”令香港地产界出现疯狂现象，港府为保障买家利益，1957年制定新条例，规定发展商要投资多少于楼盘，才能向买家卖“楼花”。

　　我在地产市场赚钱早已资金充裕，新条例的实施对我并不造成任何影响。反是那些拥有大量地皮、没有多少资金的地产商，大受打击，资金周转不灵。

　　陈德泰首当其冲。他的不少地盘是以一成订金购下的，并没有缴清地费。由于不能提前卖“楼花”，不能预收买家的钱，不少地盘到最后缴款时，他仍然拿不出钱来，原来的地主逼得很紧，甚至要拿回地盘。

　　一方面，由于政府限制出售“楼花”，另一方面，由于香港住房需求量增大，楼宇炒风又夸大楼宇的需要，从而出现楼市短暂的虚假繁荣现象，终于爆发战后第一次房地产危机。1958年，香港的空置楼宇达到1.7万至2.8万个单位，地价下跌70%，部分地产公司濒临破产绝境。

　　当时，地产商卖“楼花”，一律通过律师行收取和管理买家预付的钱，即律师行是买家的信托人，可从买家的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把钱放给发展商。

　　李康节的“大联合”公司和陈德泰的公司，都是委托“的近”律师楼收取买家的钱。在地产出现危机的形势之下，“的近”律师楼听信一些人的话，决定冻结买家的钱，不发给陈德泰。

　　这样一来，陈德泰既无钱继续兴建已经动工的楼宇，也无钱缴清地费，进退两难，公司濒临破产边缘。

　　我和陈德泰的关系很好，一开始我很想帮他，结果发现他牵涉的钱数目实是太多，根本无法帮他的忙。

　　那段时间，陈德泰整天忧心忡忡，神情恍恍惚惚，吃不下，睡不着，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还借酒浇愁。

　　我很担心他会想不开，自寻短见，于是，天天陪在他身边。

　　一天，已是夜深时分，我陪陈德泰散步，开解他。两个人忘记了已是深夜，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只是漫无边际地走着、走着……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居然走到飞鹅岭。两人接着爬上山去，坐在山上，陈德泰不时对着星空哀吟，或对着香江夜景扼腕长叹。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陪着陈德泰上飞鹅岭，和他一起度过很多个不眠之夜。

　　一天晚上，在飞鹅岭，我对陈德泰说：“因为你牵涉的数额太庞大，看来，只有汇丰银行可以救你。我建议你给汇丰写封信，请汇丰帮忙。”

　　“我担心叫汇丰出面帮忙，倒过来，我可能会被汇丰吃掉。”陈德泰还是患得患失。

　　“到了这一步，你要相信汇丰。”我坚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陈德泰被我说服，去找汇丰银行，要他们出面支持自己渡过难关。

　　汇丰银行基于很多买家已经给钱，同意出面帮他。汇丰将陈德泰的一些地盘“挞订”(意即以放弃订金为代价解除合约)，比如渣甸货仓地盘；一些地点好的楼盘，如“美丽都”，汇丰帮他卖掉；有些楼盘干脆斩仓……

　　在地产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救起陈德泰，算是一个奇迹。

　　陈德泰面临绝境，最后绝处逢生；李康节因为大量抢购地盘，扩张过度，负债累累，最终陷于困境。

　　由于李康节搞得不好，最后拖累何贤，恒生银行逼他还钱。何贤本来投入不多，但是，这间“联合”公司的不少借贷都是由何贤签字担保，搞得何贤一身债，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安排中资银行出资，帮何贤渡过难关。

　　摘自《时局的生意》

　　霍英东/口述 冷夏/整理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