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电影

　　有母亲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电影，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

　　母亲今春血压居高不下，我怀疑是故乡的寒冷气候使然，劝她来哈尔滨住上一段，换换水土，她来了。说也怪，她到后的第二天，血压就降了下来，恢复正常。我眼见着她的气色一天天好看起来，指甲透出玫瑰色的光泽。她在春光中恢复了健康，心境自然好了起来。她爱打扮了，喜欢吃了，爱玩了，甚至偶尔还会哼哼歌。每天她跟我出去散步，看待每一株花的眼神都是怜惜的。按理说，哈尔滨的水和空气都不如故乡的好，可她如获新生，看来温暖是最好的良药啊。

　　白天，我看书的时候，母亲也会看书。她从我的书架上选了一摞书，《红楼梦》《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慈禧与我》《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摆在她的床头柜上。受父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读过《红楼梦》，熟知哪个丫鬟是哪一府的，哪个小厮的主子又是谁。大约一周后，她把《红楼梦》放回去，对我说，后两卷她看得不细。母亲说《红楼梦》好看的还是前两卷，写的都是吃呀喝呀玩呀的事情，耐看。而且，宝玉和黛玉那时还天真着，哥哥妹妹斗嘴斗气是讨人喜欢的。到了后来，宝玉和宝钗一结婚，小说就不好看了。母亲对高鹗的续文尤其不能容忍，说他不懂趣味，硬写，把人都搞得那么惨，读来冷飕飕的。她对《红楼梦》的理解令我吃惊，起码，她强调了小说趣味性的重要。

　　母亲对历史的理解也是直观朴素的。那段时间，我正看关于康有为的一些书籍，有天晚饭同她聊起康有为，她说：“这个人不好啊，他撺掇着光绪闹变法，怎么样？变法失败了，他跑了。要是不叫他，光绪帝能死吗！”为了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拿来《慈禧与我》，说那里面有件事涉及到康有为，也能证明他的不仁义。母亲翻来翻去，找不见那页了，她撇下书，对我说：“不管怎么着，连累了别人的人，不是好人啊。”康有为就这样被她给定了性。

　　有一天，我和母亲黄昏散步时路过文化宫，看见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在上映，立刻买了两张票。我知道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拿了奖。按照票上的时间，它应该开演五分钟了，我正为不能看到开头而懊恼呢，谁知到了小放映厅门口却吃了闭门羹。原来，这场电影只卖出这两张票，放映厅还没开呢。我找来放映员，他说坐飞机要是一个乘客，人家都得给飞，电影票呢，哪怕只卖出一张，他也会给放的。放映员打开门，为我和母亲放了专场电影。当银幕上出现了蒙古包、羊群和淳朴的牧民时，母亲慨叹了一句：“这是真景啊。”母亲看过两部流行大片，对里面电脑制作的假景很反感，所以这真实的场景让她觉得亲切。故事很简单，一个女人征婚，要带着“无用”的丈夫嫁人。而这个丈夫之所以“废”了，是因为打井。这背后透视出的是草原缺水的严峻现实。虽然它与多年前轰动一时的《老井》有似曾相识之处，但影片拍得朴素、自然、苍凉而又温暖，我和母亲被吸引住了，完整地把它看完了。出了影厅，只见大剧场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正在高潮，演员在台上热闹地和观众做着互动，掌声如潮。

　　我和母亲有些怅然地在夜色中归家，慨叹着好电影没人看。快到家的时候，母亲忽然叹息了一声对我说：“我明白了，你写的那些书，就跟咱俩看的电影似的，没多少人看啊。那些花里胡哨的书，就跟那个刘老根大舞台一样，看的人多啊。”

　　母亲的话，让我感动，又让我难过。我没有想到，这场两个人的电影，会给她那么大的触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母亲在，我生命中的电影，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

　　摘自《迟子建散文》

　　迟子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