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与超越--留学生写作的“弱国子民”心态（上）

　　摘要：谈论中国现代“留学生文学”，一个最绕不过去的题目就是“弱国子民”的屈辱。这种心态由三种压力造成：第一，种族歧视；第二，“现代性”压迫；第三，文化差异。它们各有不同的内涵，又紧密缠绕，呈现出复杂的互动状态。

　　关键词：“留学生文学” “弱国子民” 自卑 超越

　　谈论中国现代“留学生文学”，一个最绕不过去的题目就是“弱国子民”的屈辱，我们的脑海里，立刻就会浮现《沉沦》的主人公孤独惨淡的身影，《藤野先生》里那一幕令人心悸的“幻灯片”事件，《行路难》里携儿带妻、无家可归的中国学子，《洗衣歌》里闻一多的壮怀激烈，《二马》中老舍对英国鬼子的以牙换牙，真可谓血泪斑斑，罄竹难书。

　　正是这种不平之气，奠定了中国现代留学生写作的情感基调。学者赵园认为“五四”时期的留学生写作，其独特的价值，在于先觉的知识者的“反帝”热情：“‘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而‘五四’文学作品，题旨几乎集中于‘反封’。因而可以说，‘反帝’的倾向，主要由这一部分作品体现了。”（赵园：《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这是从政治的层面，对早期留学生写作的一种概括，简洁明了。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层面考察，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反帝”与“崇洋”，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纠缠在一起的，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成分和配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清一色的“反帝”或者清一色的“崇洋”，其实并不存在。客观地看，中国学子留洋的历史，既是一部受屈辱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开眼界、求新知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反帝”与“崇洋”之间有着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笼统地谈论“弱国子民”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事实上，“弱国子民”的表现方式和程度，不仅因人而异，因国而异，因地而异，因性别而异，因所学专业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其反应也呈现出微妙的差异；而且，它极容易与其他性质的问题相纠缠、混淆，需要做细心的梳理。

　　具体分析起来，海外学子的“弱国子民”心态由三种压力造成：第一，种族歧视；第二，“现代性”压迫；第三，文化差异。它们各有不同的内涵，又紧密缠绕，呈现出复杂的互动状态。由于根深蒂固的“大中华”心态与文化上的自尊，加上实际存在的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第一种压力总是处于最显在的位置，对它的反应也往往最强烈、最直接，而且非理性。然而，由于中国与西方现代国家巨大的时代差异，第二种压力应当说更具实质性内容，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机械文明，注重实利的人际关系和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对于来自东方农业文明古国、诗书传家的中国学子来说，是一种更实际的压迫，这种“现代性”压迫，极容易同“种族歧视”纠缠到一起，成为“爱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酵母。第三种压力最有弹性：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犹如水和空气，如果在正常的国际秩序和良性的民族关系中，它不见得会造成什么负面的作用，反之，则必然成为冲突的借口和导火线，具体到当时海外中国学子，在“种族歧视”与“现代性”压迫的双重刺激下，文化上的差异注定成为“弱国子民”心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般来讲，那些思想开放、性格开朗、外语能力强的中国学子，不太受“弱国子民”心态的困扰，比如丁文江、胡适、蒋梦麟、陈衡哲等；而那些思想保守、性格内向、外语能力低下者，则较容易沉缅于此情结，如梅光迪。同样，学习理工科的中国学子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精神的熏陶，比较容易超越种族、国家，以理性的态度面对种族歧视现象；而习文科者，尤其习文学者，具有明显的感性气质与丰沛的情感，比较容易陷于“弱国子民”的激愤与焦虑之中。

　　同样，“弱国子民”心态也因性别的不同而呈现出重要的差异，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中国留学生写作中，“弱国子民”的郁闷与不平之气，几乎都是发自男性学子，而在女性学子的笔下，很少有类似的宣泄。这个现象应当不难解释：西方本是“女士优先”的社会，由于中国女子心性的温柔隐忍和在异域实际生存处境的相对优越，她们在国外感受到的种族歧视和生存压力远远小于男性学子。此外，还有一个向来为人忽略的方面：中国男性学子在异域备受“性苦闷”的折磨。这在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老舍、张闻天等人的异域写作中都有相应的表现，这无疑也是“弱国子民”情感的重要刺激性因素。然而，这种“性苦闷”在女性学子笔下几乎是看不到的，她们的写作显得更加理性而从容。风调雨顺的异域生活，使她们能够以比较正常的眼光观察异域社会，中锋用笔，写出浮躁不定的男性中国学子不容易看到的另一种“真实”。

　　一

　　从“弱国子民”心态反应的强度看，首推留日文学，其次是留美文学，再次是留英文学，最后是留法文学。文学上的这种反映，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就“弱国子民”的心理内涵而言，留日文学与留欧/美文学又有差异，前者集中于种族歧视，后者是种族歧视、现代性压迫和文化差异三者俱全，互相作用。

　　这个现象应当不难解释：中国学子在“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现代化尚不充分的东瀛，感受不到太多的现代性压迫与文化上的差异，故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少反抗的表现，反而表现出某种亲和力。郭沫若在《女神》中受着惠特曼的鼓舞，纵情讴歌现代工业文明，将大气污染之源的烟筒，比喻成“黑色的牡丹”“20世纪的名花”和“近代文明的严母”；郁达夫尽管沉迷于19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却又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西方浪漫主义反抗伪饰的现代商业文明、回归自然的“反现代性”方向，成为“弱国子民”逃避现实、满足“众人皆醉我独醒”名士风度的精神庇护所。

　　按理讲，一种压力比起三种压力来，痛苦应当小些，中国留日学子的反应反而更加强烈，这是为什么？

　　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颇能说明问题：“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所谓“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种族歧视；表现在《留东外史》里，就是颟顸自负的日本下级军官在萍水相逢的中国留学生面前口出狂言，鼓吹吞并中国的理论；在鲁迅笔下，就是中国学子的智力和人格尊严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和伤害，是中国学子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忍看麻木的中国人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同胞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幻灯镜头；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就是中国学子的基本生存权--住房问题--受到威胁，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支那人”相辱；在郁达夫笔下，就是性的歧视、爱的伤害。

　　细究起来，这种日本式的种族歧视之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在中国学子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罪”，是相对于“西洋罪”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无论是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东学子没有机会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看在路近费省，退而求其次，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由此可见，一种植根于现代性的“历史世故”，隐含在这种“东洋罪”与“西洋罪”的等级区分中。

　　更有甚者，这种“东洋罪”里另有一层令人心酸的屈辱，那就是，“泱泱大国”的中国现在不得不低下头，向曾经吃自己奶水长大的“小日本”学艺，而这位当初谦恭有加的徒弟，如今趾高气扬，不把昔日的恩师放在眼里，一副“可取而代之”的劲头。这种欺师背主的行为，深深地冒犯了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伦理，如何叫中国学子心理平衡？难怪《行路难》的主人公爱牟受到日本房东“支那人”的侮辱时，激愤之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的！

　　日本人欺软怕硬、自私排外的“岛国根性”，与中国人“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决定了这种“东洋罪”不可救药的性质，胡适有一首诗，叫《你莫忘记》。诗中愤怒的老人控诉国家的黑暗无道，告诫儿子莫要忘记一家的灾难，最后几句是：“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斯’--都可以，--总该不至--如此！……”省略号里的那个国家，可以心照不宣。由此可见，中国人宁遭“西洋罪”，也不愿受“东洋气”。

　　然而，“西洋罪”也罢，“东洋罪”也罢，充其量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平心而论，比起“东洋罪”来，“西洋罪”另有一种难忍的尴尬与苦痛，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文化上难以逾越的鸿沟，时代的严重错位，再加上西洋人特有的傲慢与偏见，中国学子面临的困境，就无须形容了。其情形，正如闻一多在留美家书中痛陈的那样：“且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语，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了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在他的眼中，这是一个缺乏文化底蕴、铜臭气十足的国家，一片弱肉强食的机械的丛林，在赴美国的远洋轮上，闻一多就开始了对美国的妖魔式想象，如《孤雁》里描写的那样--

　　啊！那里是鹰的领土--

　　那鸷悍的霸王啊！

　　他的锐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的面目，

　　建筑起财力的窝巢。

　　那里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的鲜血，

　　吐出那罪恶的黑烟，

　　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

　　教你飞来不知方向，

　　息去又没地藏身啊！

　　这不啻是一曲现代版的“苏武牧羊”，朴素的反帝情感中，交织着对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恐惧和对东方田园乌托邦的逃逸。这并不奇怪，来自东方农业文明古国，出身于书香门弟，西学背景不足的中国学子（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学子），是很容易掉入这个“反现代性”庇护体的。闻一多说，在清华时，梁实秋与他谈话，“常愁到了美国有一天定碾死在汽车轮下”。事实上，闻一多的留美同学中，真有两位遭受了这种厄运。这种对“现代性”的恐惧和厌恶，在留美学子身上表现得格外强烈，不能不归于美国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暴发户，其畸型的机械文明，给中国学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迫。

　　性情温和的梁实秋写过一篇怒发冲冠的小说《公理》，可以印证这种恐惧。小说叙述了三个中国学子在一个春假的午后驾车到丹佛游玩，吃中国饭，过思乡瘾；孰料节外生枝，在路上不小心与另一辆汽车相撞，傲慢的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判中国学子违规，中国学子据理立争，无济于事，驾车的中国学子最终遭到监禁；无助无奈中，中国学子只好主动认罚款，救出同伴，铩羽而归。作者这样描写大都市丹佛--

　　丹佛是美国西部内地的第一大城，夜间灯火辉煌，像是中国城市在元宵节时候那般热闹。几十层的高楼缀满了灿烂的电灯，远远望过去，恰似密丛的火树。蚂蚁一般的行人，摩肩接踵的络绎于途。无数的汽车仿佛穿梭似的在街心驰过。啊！繁华的世界！啊！城市的文明啊！

　　他们到了丹佛的时候，正是万家灯火、市声如沸的时候。鲁和只觉得头上昏昏然，如同堕入一个魔鬼的窟穴，心里战兢兢的不安，觉得到处都是埋伏着杀机，偶一不慎就足以断送了他的性灵--死在电车底下，死在汽车底下，死在叫嚣的街头，死在随便什么地方……

　　这段文字，将中国学子面对巨兽式的美国现代大都市时惶惶不安、毫无把握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下意识的反应，比起小说结尾那些慷慨激昂的抗议，往往能给人留下更深刻、更久远的印象。梁实秋写这篇小说时到美国只有半年，住在风景宜人的小城科罗拉多泉，不要说对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大都市毫无生活经验和充分的心理准备，即便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只限于书本上的一些概念。中国人对“蛮夷”的传统恐惧，尚未从他们心里完全去除。梁实秋日后这样回忆刚到达美国的西雅图，中国学子各奔东西、在旅馆里等车的情形--

　　寝室里有一张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没有被褥，我们几个就在床上闷坐，离乡背井，心里很是酸楚。时已夜晚，寒气袭人。突然间孙清波冲入室内，大声说：

　　“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发现满街上全是黄发碧眼的人，没有一个黄脸的中国人了！”

　　赵毓恒听了之后，哀从中来，哇的一声大哭，趴在床上抽噎。孙清波回头就走。我看了赵毓恒哭的样子，也觉得有一股凄凉之感。二十几岁的人，不算是小孩子，但是初到异乡异地，那份感受是够刺激的。午夜过后，有人喊我们出发去搭车，在车站看见黑人车侍提着煤油灯摇摇晃晃喊着：“全都上车啊！全都上车啊！”（《雅舍小品三集》）

　　这种“现代性”压迫，不只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畸型的机械文明中，同样表现在奢华的物质文明上。与普通的中国人相比，那批享用庚子赔款留洋的中国学子绝对称得上贵族，然而与富得流油的美国人比起来，他们不能不显出寒伧。最主要的是，美国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崇拜风气与势利，使他们感到压抑。这方面，有养家之累的朱湘深有体会，在给家人的信中，他一再抱怨“在国外实在过得十分不舒服”，其中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处境--

　　他们美国富强了，一天到晚没有事干，就在外貌上讲究。身服是一毫气味不许有，我从中国带来的衣裳都是穿了太久不曾洗过，所以有气味。我这一年来穿它们上课，有时候真是等于从前那些罪犯活受罪……剪发别人大半是每礼拜一次，我却办不了，我是半个月一次。他们美国人真坏，头发不给你剪去很多，你因为碍于情面，又不好向他们讲。不过无论怎样，我是每月只能剪两次，不能再多了。他们用香水洗发，是加一倍价钱，那就成了一块半美金；你如果不让他们洗，他们就故意多留些头发在你头上不替你掸去。我气得没有法，索性把头发剪成个陆军式，自己洗来，方便得很。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省了发油一笔钱。他们美国人每早晨头发上用一种膏子或是淡油，既费时间又费金钱，我索性不留头发到爽快，虽然很少人这样做，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胡子是无法可想，一定要每天剃一次。他们美国人有许多胡子硬得真叫人吃惊，说是刀子用一次就扔掉了，一天至少刮两次。衣裳我是交给中国洗衣店里，这样比外国店便宜一半，我洗衣算是很省，但每月还是要两块多美金，夏天每月至少三块。从前我自己也试洗过些零件衣裳，既洗得不干净，又每次都出一身汗，衣裳更容易脏，更容易出气味；并且万一被人看见，那真是最丢脸的事情。

　　……还有吃饭，上街买菜，拿着一个大纸包有时一对大纸包，给外国人看见实在丢人。最令人又气又伤心的，是菜店伙计对他们本国人说一声多谢，有时对中国人却偏不谢。我本来不要他说什么多谢，我听到又不多长一块肉，不过对旁人说，对中国人却不说，这岂不是明明看不起中国人？我从上海出洋，身边什么东西也不全。别人都是一套齐全，大箱大件。我个人倒不顾这些，不过到了外国一切就不同了，一切方面我都应当替本国顾全面子才是。不必作奢华，却总要不让别人看作叫化子。实说，叫化子本没有犯罪，一个人只要人格高，学问好，穷并不要紧。不过美国人十分势利，只看外表。这倒不要紧，我又不是要去他家里招亲。不过外国人总想出方法来教你下不去，或是擤鼻子吐气，或是冷嘲热讽，法门不一而尽。你说教人难受不难受？（《海外寄霓君》）

　　种族的差异，文化的鸿沟，时代的错位，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必然使中国学子在异域患上严重的水土不服症，一切焦虑都容易通过“弱国子民”的情感管道宣泄出来，使“弱国子民”成为一个内涵极为复杂的载体。

　　二

　　中国学子“弱国子民”的怨火首先是冲洋鬼子烧去的，然后是冲腐败无能的政府烧去的，当这一切都没有结果时，这把怨火便烧向自身，表现为无可救药的精神自虐。这种精神自虐就个体而言，表现为由自卑导致的颓废；就群体而言，表现为对作为“类”的中国人丧失信心，对中国文化因绝望而产生强烈的破坏性冲动。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老舍的“猫城”的隐喻，其实都是这种文化自虐心理的曲折表现。

　　这种精神自虐的核心，是人种的焦虑。谭嗣同当年就这样说：“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猬鄙，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陈独秀则认为，这是中国从来不重视全身的训练教育，“后脑”与“前脑”功能失调的结果。他这样写道：“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地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比那些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然后，他以西方人作参照：“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所以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做起事来，走起路来，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教他们眼里如何能看得起我们可厌的中国人呢？”（《新青年》第3卷第5号）

　　晚年的梁实秋曾回忆：“珂泉大学行毕业礼时，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的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这一年我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有六个，美国女生没有一个愿意和我们成双作对的排在一起，结果是学校当局苦心安排让我们六个黑发黄脸的中国人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端。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谈闻一多》）美国姑娘不愿意和中国学子成对并排，理由肯定有许多，人种相貌上的原因，恐怕是最直接的。种族歧视，首先总是落实在身体外貌上。头高马大、碧眼金发的白种人瞧不起黄脸黑发、身材矮小的中国人，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就像没见过世面的中国人视洋人为不会曲腿的怪物一样。真正令人悲哀的在于，在遭受歧视的过程中，被歧视者不自觉地接受了歧视者的价值评判，因此而陷于自卑的虚无。

　　事实上，在中国学子的自卑中，体格的自卑占了相当的分量。年轻的傅雷几乎是在赴法国的轮船上，就开始了令人沮丧的观察。身材魁梧的学眼镜学的俄国青年，卢森堡公园里打木球的异国中年男子，在寒风里做水中游戏的幼童，都成了他自惭形秽的感慨对象。在《法行通讯》中傅雷这样写道：“在他们，原没有什么童年老年的分别的。暮气沉沉的我们，真怯弱得可耻了！……文弱清秀，原是中国人形容温文尔雅的风度的言辞，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终究造成了可怜的老大的病夫！”这与洋人蔑视中国人的“东亚病夫”论调不谋而合。同样的观察，在李劼人自传体小说《同情》中，上升到了“优生学”的高度。据李劼人的观察：法国人从中年到老年，不论上等人还是下等人，在气象、举动上绝没有中国的上等人与下等人差距那么大，大凡上年纪的人，“都带一种高超、华贵、尊严、恺悌的气度；内阁总理和一个做苦工的工人站在一处，除了衣饰的差别外，你在面貌、神情上简直看不出总理高于工人的在哪里，工人不及总理的在哪里。而且男子越到老年越美，气度雍容，体魄坚实，鲜红的面孔，雪白的须发，眼睛澄明如春星，声音圆润如洪钟，不管是有学问的，无学问的，见了总令人生一种敬爱的感情”。李劼人进而这样追究--

　　法国人何以壮美到这步？淑种学（即优生学）是很可留心的，不过这种淑种学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在学校中学得的，完全是自然的；法国男子之对于女子也有着眼在轻盈上的，但是矫健的轻盈，不是病态的衰弱，其实大部分喜欢的都是充实强壮的美；至于女子对于男子的标准更是注意在雄武、厚重、魁伟各种优壮的美质上。把中国那般翩翩欲倒的裙屐少年放在法国待配地方听女子的选择，我敢断言有一百个，一百个都是落第的，然而这般弱不胜衣的秀士，正是我们少年姑娘们所心许的佳婿。你们看，再加上一般喜欢病态美人，和一般喜欢身体尚未成熟的少女的男性，我们将来的后嗣，真不愁人人都可进化到“气息大一点儿便可吹倒的林姑娘”了。

　　甚至连闻一多这样民族情感炽烈、事事要替中国争面子的人，私下也认为：“白种人的脸像是原版初刻，脸上的五官清清楚楚，条理分明，我们黄种人的脸像是翻版的次数太多，失之于漫漶。”（《梁实秋自传》）

　　一个人的眼光一旦被自卑遮蔽，就分不清彼此真正的高低和长短，无条件地崇扬对方，贬低自己，得出“月亮也是西方的圆”的结论。这方面徐志摩最具典型性。在他笔下，英国的“康桥”被描绘成无与伦比的人间天堂，是开启“灵性”的福地，而他甘愿做康河“柔波”里的“一条水草”；与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二十来分钟的谈话，被他称作“不死的二十分钟”，甚至连曼斯菲尔德小姐受肺结核折磨的古怪的嗓音，在徐志摩听来都像是非凡的“奇迹”，曼斯菲尔德的形象，成了美的最高化身。这也可以从徐志摩对罗素的顶礼膜拜中看出。为了成为罗素的门生，徐志摩放弃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远渡大西洋去英国，可惜未果。在剑桥大学游学期间，徐志摩千方百计地接近罗素、讨好罗素，罗素喜得贵子，徐志摩抓住机会发起组织庆贺会，还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准备了红蛋、寿面，祝福罗素的儿子满月。徐志摩这样赞美罗素无以伦比的智慧：“听罗素谈话正比是看德国烟火，种种眩目的神奇，不可思议地在半空中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你不讶异，不由你不欢喜。”与此形成触目惊心对比的，是徐志摩对中国文化肆无忌惮地贬损。1922年秋，刚从英国回来的徐志摩在清华文学社作题为“艺术与人生”的讲演，危言耸听地宣称：中国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文明，中国是一个由“体质上的弱者、理智上的残废、道德上的懦夫以及精神上的乞丐”组成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人们几乎体验不到音乐的激情、理智的振奋、高尚的爱的悲喜或宗教上、美学上极乐的瞬间”，它是“一潭死水，带着污泥的脏黑，成群结队虫蝇在它上方嗡嗡营营，在四周拥挤嘈杂，只有陈腐和僵死才是它的口味”。

　　当然，岂止是徐志摩，这种对西方文化及其名人的崇拜，在留学生中是一种普遍的风气。留法诗人梁宗岱这样谈论瓦雷里对他的意义：“如果我的思想有相当的严密，如果我今日敢对于诗以及其他文艺问题发表意见，都不得不感激他。我和他会面，正当到欧州后两年，就是说，正当兴奋的高潮消退，我整个人浸在徘徊观望和疑虑中的时候；我找不出留欧有什么意义，直到他的诗，接着便是他本人，在我的意识和情感的天边出现。‘像一个夜行人在黑暗中彷徨，摸索’，我从柏林写信给他说，‘忽然在一道悠长的闪电中站住了，举目四顾，认定他旅程的方向：这样便是我和你的相遇。’”傅雷在1934年3月3日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这样写道：“曩者，年方弱冠，极感苦闷，贾舟赴法，迅即笃夏朵勃里昂，卢梭与拉马丁辈之作品。其时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起。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甚至留法诗人李金发的笔名，都是缪斯女神梦中启迪的结果，他后来这样回忆：“记得是1922年的夏天，在巴黎。因手中无富裕（余）钱，不能避暑于海边，只有逛画院，看博物馆，看小说……日看小说，夜看小说，直到神经衰弱还不知。满天星斗，几乎晕倒下去……那天大热大泻，昏昏迷迷，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我遨游空中，自己好像身轻如羽，两脚一拔，即在空中前进数丈。”（《异国情调》）所有这些，在令人感动的同时，又让人感到某种不安，中国学子对西洋文化的“一边倒”，似乎已经到了理所当然的程度，甚至连那些比较理性的人都是如此。比如，留法女学子苏雪林这样比较西湖与莱梦湖：“若以人物来比喻莱梦和西子两湖，西子，淡抹浓妆，固有其自然之美，可是气象太小，莱梦清超旷远，气象万千，相对之余，理想中凭空得来一个西方美人的印象，她长裾飘飘，轩轩霞举，一种高亢英爽的气概，横溢眉宇间，使人心折，使人意消，决非小家碧玉徒以娇柔见长者可比。”（《棘心》）苏雪林的眼光确实不凡，只是比错了对象，西子湖与莱梦湖并不具有可比性，如果一定要比，应当与太湖、洞庭之类的比，方能说明问题。在郑振铎笔下，也有类似的比较，在他眼中，法国的皇宫远远超过中国：“我看过清宫，我游过中海，南海，哪一个房子有布置得如此的华美名贵，如此的和谐绚丽？中国的帝王，哪一个是知道享受物质的荣华的？秦始皇，陈后主，唐明皇，只有这几个人是知道，然而他们是终于‘烟销灰灭’了，他们的苦心经营的成绩，是随之而变为颓垣废瓦了，而且为儒者们引以为后世之大戒了！‘俭朴’的提倡，使我们的艺术文化，天天向后退！”（《欧行日记》）这种有欠公正的中西文化比较，在留学生写作中比比皆是，说明中国学子在西方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已经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标准。在这种标准之下，中国文化的一切都显出破绽，甚至连它的看家本事都成了令人遗憾的缺点。比如李劼人这样比较中法园林名胜：“要我具体地把薄罗腻森林之美写出来，我没有这种艺术。而且也去题太远，现在我只能笼统说一句：无论游玩我们中国的什么名胜，什么名园，诚然也有令我们极其惬意的地方，但是也有感觉不足之处，常常觉得‘这里再修理一下，那里再种点花树，便更好了’。可是在薄罗腻森林中就不然，总觉得处处都合人意，处处都熨帖入微，处处都有令人驻足欣赏的价值，除了这三句，我实在不能再赞一词。”（《正是前年今日》）作者激赏西方园林的圆满充实之美，忘记了中国园林的空灵残缺之美，让人想起胡适在欣赏西洋话剧《哈姆雷特》时，对中国的戏剧艺术的贬低，他这样批评京剧《空城计》的表演：“岂有兵临城下尚缓步高唱之理？”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人的“全盘西化”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不自觉地左右了他们的头脑。

　　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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