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四 《尚书》：述三代以彰王道（上）

　　摘要：

　　与《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主旨不同，《尚书》是“述三代以彰王道”之书。本文意在从《尚书》的性质、内容，以及它在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的作用和它所提倡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与西方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等方面，探讨《尚书》这部上古典籍对于中国当代、未来的文化意义，以及它能给当代人带来怎样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力量。

　　关键词：《尚书》 王道 传统价值观 文化智慧 精神力量

　　在传统的经典座次中，《尚书》居第二，这是因为它的记述从《尧典》始，尧要晚于伏羲，而又早于《诗经》。与《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不同，《尚书》是“述三代以彰王道”之书。

　　从当代人的视角来观照《尚书》，需要了解和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尚书》是怎样的一部书？它的性质及基本内容是什么？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及当代、未来的文化发展与建设有着怎样的意义？它所提倡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与西方政治文化价值观有着怎样的冲突，是否有着优势融合、价值再生的可能？我们当代人应该如何从这部来自上古的典籍中汲取文化智慧和精神力量？我们应该如何将这部珍贵典籍中可贵的文化资源和传统价值观传诸后世，使它生生不息、光耀千古，以滋养、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下面我们就着重从这些方面来进行探讨。

　　《尚书》的性质、内容及相关问题

　　《尚书》早先只称作“书”。什么是“书”？《说文解字》说：“书，著也。从聿者声。”这是因为“书”字在小篆中作，上面是“聿”字，“聿”就是“”的初文，表示用笔书写；下面是“者”字，表示读音。繁体作“書”，把“者”的上面一部分给省掉了。许慎在序言中又说：“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也就是说，把事情如实地记到竹简或丝帛上，凝定为文字，这就叫“书”。用文字凝定下来的事情，那便再也不会变动，也可永远流传下去，所以《释名》又说：“書，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那么为什么又叫“尚书”呢？《春秋说题辞》解释说：“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汉代的大学者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也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这是通常的解释，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当然也有把“尚”解释为尊崇、高尚的，还有以为是“上所为，下所书”的，但说服力不强，所以提及的人也很少，而且明显带有解“经”的味道，故作玄虚。

　　《尚书》的内容主要是三代帝王的言行纪录，通俗地说，就是一部三代的政治档案，相当于现在的政治资材汇编。它讲述了上古三代帝王治理天下、安定百姓的诸多故事，所以荀子在其《劝学》中说：“《书》者，政事之纪也。”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所谓“政事之纪”，所谓“长于政”，都反映了这部书的政治性质。现在人一般把它当作史书对待。古人也有同样的认识，认为“论其事，则为史；论其道，则为经”。

　　关于这部书，在我读书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师们给我们传播着一种观点，说它是麻痹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这其中自然有着时代的因素。今天我们再来认真思考，发现这部书对历史上某些特定读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教材。这些特定读者是谁呢？就是帝王。它给帝王确立了典范，让帝王学习；其次才是其他民众大臣，是让民众臣子用这个标准来要求帝王。所以清代乾隆皇帝为《尚书》题辞说：“千古帝王师法具。”它所记述的帝王之迹，是千古帝王所师法的典范，帝王的师法就在里头了，足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尚书》共五十八篇，分四部分，包括《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从内容来看，《尚书》大约分为六类，即：典、谟、训、诰、誓、命。“典”指政典，就是国家档案，如《尧典》，就是尧时的政府档案；“谟”指谋议，大约如同现在的会议纪录，如《皋陶谟》《大禹谟》，记载的都是三人以上的讨论会纪要；“训”指训导、教诲，有谆谆警戒之意，如《伊训》，就是伊尹教导、训戒太甲的话；“诰”是告诫、劝勉之文，如《大诰》《汤诰》《酒诰》《仲虺之诰》等；“誓”指誓辞，大多是战前盟誓的言辞，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秦誓》等；“命”指命令，是帝王发布的命令，大多与奖励、封职的命名有关，如《文侯之命》《说命》《顾命》《囧命》等。

　　在《汉书·艺文志》里，有关于《尚书》的一段说明文字，内容如下：

　　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这段文字中表述了几个意思。第一，孔子编订的《尚书》原是百篇，因遭秦皇焚书之灾而散佚。第二，《尚书》在汉代有三个版本系统：一是济南伏生所传的版本，这是二十九篇，欧阳生及大、小夏侯所传的即是伏生的系统；二是孔安国从孔家老宅中所得的版本，这个版本比伏生的多十六篇；三是刘向校本。可以看出，《尚书》的版本问题比较复杂。由此也引出了《尚书》学史上两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今古之争、真伪之争。这里做简单介绍。

　　第一，今文、古文之争。

　　所谓“今文”，是指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它的传授者是山东济南的伏生。伏生名胜是秦时的博士，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悄悄将一套《尚书》的竹简藏在了墙壁中。后来天下大乱，他也流亡不定。汉朝平定天下，到汉惠帝七年才废除了秦朝的挟书禁令，伏生便把他藏的《尚书》取了出来。可是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变动，书已经找不全了，只找到二十九篇。汉文帝时，寻求天下能治《尚书》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位，当时已九十多岁，在齐鲁之间教授《尚书》。文帝派晁错前去学习，晁错把他的笔录《尚书》带回朝廷，立了学官，由官方传授。出自伏生的《尚书》，便被称作《今文尚书》。《史记》《汉书》都说伏生的《尚书》是二十九篇，但目前可见的只有二十八篇。有人说《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包括了河间女子所献的《泰誓》一篇在内，也有人说包括《书序》。说法不一。

　　《古文尚书》则是指发现于孔家老宅壁中的那个版本，由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传授。司马迁就曾师从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孔安国本来已把这个版本献给了朝廷，只是因当时武帝父子间闹矛盾，弄得朝里乱哄哄，没有顾得上这件事，因此没有立于学官。孔安国的《尚书》传本，前面已说，比伏生的多十六篇。相同的二十九篇，文字上虽与伏生的没有多少差别，但在篇章的分合上有所不同，因此它的总数是五十八篇。如桓谭《新论》说：“《古文尚书》旧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

　　那么，《尚书》“今文”“古文”的主要区别是什么？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汉代通行的隶书与先秦文字书写方式的不同。这个观点表面上合理，但仔细分析，问题很大。因为即使用先秦文字写录的《尚书》，在汉代传授，也一定是用汉代通行的文字书写，不可能继续用先秦古文。无论是伏生的《尚书》，还是孔安国的《尚书》，一开始都是从墙壁中取的“古文”。同时，《汉书·儒林传》说得也很清楚：“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孔安国与伏生一样，都是用“今文字读之”的。显然以此来解释今古文，是解释不通的。其实，今古文的区分，在于官学和私学上。汉朝光复旧艺，把早期发现的经书立于官学，由官方用今文传授，所以称“今文”；后来发现的古文经书，尽管在民间也是用今文传播的，但因没有立于学官，传播较自由，没有经过文字的规范化处理，所以称“古文”。说到文字的规范化，这应该是汉代官学--即“今文”学派的一大功绩。从近些年发现的秦汉简帛文字不难看出，如果不是汉代学者对文字做了规范化的工作，恐怕有些文献我们今天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今文”和“古文”既然是官学、私学之分，其在传授中的基本思想自然就有所不同了。“今文”作为官方的学术，受着官方的支持，自然要服务于政治，考虑“经世致用”，因此要对经的微言大义尽量开掘、发挥，而且有了严格要求，这就形成了一套法，即所谓“师法”。“师法”就相当于标准化解释，是违背不得的。当时有人被举报违背了“师法”，便因此断送了自己做官的前程。“古文”则没有这一说，它在民间传播比较自由，可以不考虑当下的政治，而是以训释文字为要。

　　第二，真伪之争。

　　相较于今文、古文之争，真伪之争的头绪要更多一些。

　　其实从汉代开始，《尚书》的真伪之辩就开始了。如《汉书·儒林传》说：“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现在主要讲的是今本《尚书》的真伪问题。我们现在见到的《十三经注疏》中所用的《尚书》本子，是东晋时出现的。汉末的大动乱，使经学传播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尚书》的传授中断。因此杜预在注《左传》时，每及《尚书》，都注为“逸书”。加之西晋永嘉年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北方再度陷入战乱，“五胡乱华”由此开始，经学传播再次受挫。东晋时，曾任豫章内史的梅赜发现并进献了《古文尚书》，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本子。这个本子经宋齐梁陈到隋唐，人们一直没有怀疑过，不少学者致力于对它进行注疏、解释，对它的经义进行发挥。但到南宋初年，吴棫、朱熹等学者开始怀疑梅赜所献的《尚书》存在疑点。其后明代学者梅鷟作《尚书考异》，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而真正判处《古文尚书》“死刑”的，是清代学者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四库馆臣关于这部书及《尚书》辨伪的历史有很简要的说明。《四库全书总目》说：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

　　阎若璩以后，研究《尚书》者基本从阎氏之说，如程廷祚《晚书订疑》、惠栋《古文尚书考》、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戴震《尚书义考》、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孙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丁晏《尚书余论》、皮锡瑞《经学通论》等，都对阎若璩的观点进行了肯定。20世纪注释《尚书》的著作，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只注“今文”的二十八篇，对《古文尚书》都认定其为伪书弃而不顾。但近十几年来，又有学者对阎若璩的观点提出了怀疑，认为《古文尚书》并不伪。看来这一争论还将持续下去。近年发现的清华简有《尚书》一些篇目，这又引起了学术界对于《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研究。不过这与我们要谈的主题无关，故不去说它。

　　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对于流传千年的文献，是否可以因一个“伪”字，就把它的价值彻底否定掉？“伪”固然使它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而它的思想价值并没有因为“伪”而消失。即便《古文尚书》是伪书，它影响中国历史也是一千四五百年的时间了。一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是把它作为经典对待，没有任何一部经书之外的著作影响力能超过它，也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替代它。它影响了晋唐以降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建构，没有了它，中国近千年的文化史就要重写。甚至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伪的《古文尚书》，比认作真经的《今文尚书》思想史价值更大，因为它至少是总结了晋唐以前人的智慧，是应修复世道人心之需而创制出来的，故而能为历史所认可，而登上经典的宝座。因而我们从《古文尚书》中发现了远多于《今文尚书》的格言警句。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大禹谟》）

　　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同上）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

　　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逭。（《太甲》中）

　　若升高，必自下；若涉远，必自迩。（同上）

　　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咸有一德》）

　　树德务滋，除恶务尽。（《泰誓》下）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旅獒》）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同上）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小民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周官》）

　　有容，德乃大。（《君陈》）

　　如果没《尚书》做依托，这些格言警句很难传播于后世，也很难产生思想史上的大影响，从而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如此重要的一部典籍，怎么能因一个“伪”字说废就废呢？所以我们在谈传统价值观时，应对《尚书》的真伪问题暂且忽略，而应考虑的是它确实代表了中国正统的文化思想，它对中国文化史的巨大意义有不可替代性，绝不可忽略。

　　刘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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