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国文程度”争论中的叶圣陶和朱自清

　　--以《国文教学》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

　　20世纪前半期，围绕中学生国文程度曾出现过两次讨论高峰。一次主要围绕《中学生》杂志展开，一次是以《国文月刊》和《国文杂志》为研究阵地。这两次讨论的组织和倡导者主要是叶圣陶和朱自清两位先生，通过讨论让国文教育从文白之争的附庸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从课程标准到教材教法的全面研究，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今天的中学语文教育也有诸多启示。

　　关键词：中学生 国文程度 叶圣陶 朱自清

　　围绕着“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

　　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争论是伴随着中国语文现代化历程开始的。从20世纪初起，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只是各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国时期关于国文教育的研究就是在解决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20世纪前半叶有两次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高峰，一次主要围绕《中学生》杂志展开，一次则是以《国文月刊》和《国文杂志》为研究阵地。这两次讨论让国文教育从文白之争的附庸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从课程标准到教材教法的全面研究，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而在这两次讨论中，叶圣陶是《中学生》和《国文杂志》的主编，朱自清则是《国文月刊》的主要发起者和创办人，也是在《国文月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据笔者统计有十七篇之多）。没有叶圣陶和朱自清在现代语文教育中的组织和倡导，就没有国文教育界学术共同体对国文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各种尝试。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他们二人是20世纪30至40年代国文教育最重要的推进者。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就有过对中学生语文教育质量下降的担忧。“五四”以后，不同派别对白话的大力提倡或强烈抵制反映在国文教育领域，则导致了国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判标准等愈加混乱，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学生国文程度的不满。1930年由叶圣陶、夏丏尊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创刊。1931年12月的《中学生》杂志刊登了尤墨君的《中学生国文前途的悲观》，文中例举了学生的八封信，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应和了当时社会对中学生国文水平的普遍不满。这篇文章引起了较大反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学生国文教育。1935年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第51期开辟了讨论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专栏，连续刊登多篇文章讨论中学生国文程度是否低落，及讨论补救措施等。

　　抗战爆发后，时局动乱，教学质量无法保障。1939年，主持高等考试的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发表谈话，对于高考考生的国文程度深感不满。他说：“虽间有佳卷，然就一般而论，则其属平庸，例如国文之技术恶劣，思路不清，本国历史地理，尤多意外之笑话。”又说：“一般知识先进指导青年，尤须严正，不可徇俗忘本，盖本如先废，即所习专门，有一长可取，终不足当国士之选。”沈士远的讲话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国文程度低落之事态严重。面对这种情况，1940年1月下旬，以朱自清、浦江清为代表的联大文学院教师决定创办《国文月刊》，以促进国文教学，提高青年学子的国文水平。1942年，由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国文杂志》创刊。《国文月刊》侧重于教师的教，《国文杂志》侧重于学生的学，二者相互补充配合，紧紧围绕国文教育这一中心议题，在实际教学方法和理论研究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掀起了20世纪前半叶关于国文教育研究的最高潮，共同推进了国文教育的发展。以《国文月刊》和《国文杂志》为阵地的讨论，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在总结吸收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等各方面的问题，从中学生国文程度到底有没有低落到低落的表现是什么，从问题的原因到解决的办法等很多方面都提出了真知灼见，把国文教育研究引入了学理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自国文独立设科以来，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呼声就从未停止过，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不断反思改进，中学生国文程度仍旧低落，人们对国文教育仍旧不满呢？这是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20世纪前半叶中国遭遇巨变，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国外教育方法的引进、人们厚古薄今的思想意识以及“一代不如一代”的心理认同，都对国文教育产生了冲击。但如果想要真正解决问题，仍要抓住“国文科”这一问题实质。其实早在1925年，朱自清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文科范围太广，又当新旧绝续之交，故问题最多”。对于青年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指责，显示出现代国文教育初创时期的混乱。旧有的以文言为主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积弊太深，扭转困难，新式的以白话为主的国文教育又没能确立。国文科因其自身的复杂性，在学科性质、教学目标、教学理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各方面都没有也无法在短期内确立统一明确的认识，不同问题相互缠绕，一家之说尚未明了，另一家已开始质疑。另外，国文教师水准参差不齐，学生也多盲目学习，既不知如何学也不管为何学。在这种情况下，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质疑似乎就很好理解了。

　　关于《国文教学》

　　伴随着国文教育初创时期的阵痛，针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以叶圣陶和朱自清为代表的国文教育先驱者开始了艰苦的探索。两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相识于中国公学，后又一起执教于浙江一师，虽然共事时间不长，但是共同的追求以及对彼此人格才情的欣赏使二人即使分隔两地，也靠信件和书稿维持联系，彼此支持，切磋交流，这也促成了之后他们一起在理论与实践上为国文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1945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叶圣陶和朱自清二人合著的国文教育研究论文集《国文教学》。该论文集分上、下两编，分别收入二人的论文各八篇。这本精选的论文集涉及国文教学目的、教材、教法和教师素养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二人多年从事国文教育研究的核心所在。而其中绝大部分文章都曾发表在《国文月刊》和《国文杂志》上。在论文集里，叶圣陶和朱自清立足国文教育，从多方面提出了挽救青年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办法，包括明确国文科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探寻多元化的国文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作文教学、阅读教学等方面展开研究；改进国文教材，在编纂教科书和选择课外阅读材料上进行有益的尝试。虽然很多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但仍然使国文教育各方面研究较为充分地展开了。《国文教学》主要是针对中学国文教师的参考用书，论文集中，有一两篇涉及大学国文教育，但关注重点仍然是中学国文，而且偏重在教学的技术方面，其中具体的意见相比思想方面的论说更具有可操作性。

　　第一，对国文课程标准的反思。

　　潘新和认为我国现代的语文教育，就是叶圣陶时代的语文教育。叶圣陶代表了一个时代--整整一个世纪的荣耀与困厄。这话一点也没有夸大的成分，先不说之后在国文教育理论与教材编写上创造的丰厚成果，我国第一个要求明确、系统的国文课程纲要便是叶圣陶参与制定的。一般来说，国文课程标准由国家颁布，国文教育学者在研究国文教学法教材等问题时会以是否符合国文课程标准作为评判依据，而较少质疑其合理性。叶圣陶从最早的国文课程标准制定开始，便参与其中。这使得他可以跳出国文课程标准的束缚来看待其对国文教育产生的各种积极和消极影响。叶圣陶曾尝试突破课程标准的固有框架，从根本上寻找改革国文教育的切实方法。在《论国文课程的改订》中，他说：“关于国文教学，我曾经发表了一些意见。那些意见大致都依据了国文课程标准出发，就是说，在国文课程标准的范围之内，我以为国文该怎样教学。其实也不妨超出了这个范围来想一想，超出了这个范围，才可以发现某些部分还得修订，甚而至于整个儿须得改造。”最朴实的叙述，却代表了一种思维的转变：不墨守成规，不迷信权威。其中结合具体的国文课程纲要项目，对课程标准规定的“了解固有文化”“语体”“文言写作”“教材支配”“教学方法”五大问题做了分析和改订。这五大内容涵盖了国文教育最重要的问题，对具体国文教育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指导。文中论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其后国文教学研究的焦点性问题。跳出已有的研究思路，这是当前语文教育研究中非常缺乏的思维方法。我们现在的时代环境与七十年前已大不相同，但当今对语文教育的批评绝不少于七十年前，学生语文程度低落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前人对语文教育的各种观察与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但是，我们要研究学习的不仅是前人的观念见解，更应该是思维方法，以及对母语教育的真切热爱与自觉担当。

　　第二，明确国文教学目的。

　　明确国文科的性质和国文教育的目的，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在这一点上，叶、朱二人的观念对中国的语文教育影响最大。叶圣陶认为国文教育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从这一观点出发，学生则需要通过国文教学“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养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对于国文科是否应当承担道德教化的功能，叶圣陶指出“国文教学自有它独挡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国文科应该承担道德训育的责任，但不能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放在国文一科上。过度强调道德灌输不仅会适得其反，还会忘记国文教学特有的任务。这种看法也是为了纠正当时国文教学上的偏颇。《国文教学》的序言里，二位先生曾说道：“‘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也未免失掉了平衡。”后来叶圣陶的一整套语文教育工具论的观念统治了中国语文教育界几十年，也渐渐受到一些争议和诟病，但是应该看到这一观念在国文学科发展早期将其从经史哲混沌不分的传统教育中分离出来的历史功绩。朱自清最早对国文教育的目的做出详细说明是在1925年发表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中，他指出：“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需这样说明：（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并且解释道：“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承认国文教育的专责但是不忽视国文在情感教育上的任务，甚至强调两个目的是不分轻重的，这就不同于叶圣陶的观点，但二者并不矛盾，其实这正好是一种补充。朱自清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中就认为国文教学“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他认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基于这样的主张，朱自清先生身体力行编纂了《经典常谈》这本书，用其精练、精准的语言为中学生们呈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

　　承认国文科有专责，即学生读写能力的培养，但是也不忽视国文教育对学生温柔敦厚良善品性的培养，国文教育的精神陶冶作用比直接的思想灌输与道德教化更能深入学生的内心，对完善人格的养成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持久、内在而扎实。国文教育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引导学生读书，使其构建丰富的精神生活，拥有丰富的心灵家园。国文教育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基础上，不应丧失人文抚慰和滋养的精神陶冶功能，而应注重培养学生良善端正的德行、宽广旷达的襟怀、悲悯诗意的情怀以及温柔敦厚的心灵。

　　第三，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

　　1.阅读教学

　　“对于文字的了解必须加以强制学习的训练”，教师的讲解在国文训练里占有重要地位，学生需要经过教师的指导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叶圣陶在《国文教学》自序中指出：

　　一般社会看得写比读重，青年们自己也如此。但在课程里和实际教学上，却是读比写重。课程里讲读的时数多于作文的时数，是因为讲读担负着三重的任务。讲读一方面训练了解的能力，一方面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供写作的范本。

　　讲读就是阅读教学，这三点全面清晰地概括了阅读教学的目的。朱自清则是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不同之处来探讨阅读教学的作用，他认为文言文的阅读训练只是为了了解和欣赏，白话文的阅读训练才是一半为了写作的榜样和标准。针对当时认为中学生无须再学习文言文的观点，朱自清同意中学生可以不学应用的文言文，可以不写文言文，但仍须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因为诵读文言文的目的在于“古典的训练”。“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

　　在《国文教学》中，叶、朱两位注重学生分析的态度的养成。“了解和欣赏为中学国文课程中重要的训练过程”，这里所说的训练过程就是指阅读教学过程，阅读教学就主要肩负对学生了解和欣赏能力的培养。“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的欣赏；欣赏是在透澈（彻）的了解里。”不管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需要分析，只有分析才能够有透彻的了解，才能逐步了解、欣赏，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分析态度的养成不能光靠学生自己阅读，因此科学的阅读教学在国文训练里的重要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朱自清特别指出，好的教师应处于被动地位，用暗示的方法帮助学生发现解决问题。教师的分析不是逐句讲解，而是在此基础上引导启发。这种现代的语文教学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逐句讲解是中国传统私塾时代主要的教学方法，“要谈教学方法的改进，必须废除现在通行的逐句讲解的办法”。逐句讲解的弊端显而易见，而叶圣陶认为其最大的毛病“在乎学生太少运用心力的机会”，这里就涉及教师和学生谁应该在教学中占主体地位的问题。学生只有运用了心力才能将所学知识为我所用。“讲解不该逐句讲解，更不该信口开河，得切实计划，细心启发，让学生们多思考，多讨论，多练习，才能合乎课程标准的效率”。废除逐句讲解对于扭转以教师为主体，忽略学生参与的国文教学观念意义重大。

　　这里所提出的文章分析方法不仅在当时的国文课堂里广泛应用，其后几十年的语文教学也没有脱离开这些原则的指导，很多教学方法仍旧活跃在现代语文教学中，可以说对我国语文教育影响深远。

　　2.写作教学

　　中学生国文能力低落最主要的表现是作文成绩的拙劣。当时中学生在升入大学的考试中所体现的作文水平程度之差，让很多教师都感觉诧异和困惑，对于写作教学的改革迫在眉睫。写作教学问题也是《国文教学》关注的重点。

　　首先来看写作教学的任务。写作教学的任务简单来说就是在写作技术和写作内容上给予学生科学而有效的指导。叶圣陶在《论写作教学》中指出：“国文科写作教学的目的，在于养成学生两种习惯：一、有所积蓄，须尽量用文字表达；二、每逢用文字表达，须尽力在技术上用功夫。”培植学生拥有充实而深美的积蓄，再将这种积蓄化为充实而深美的文字，写作教学责无旁贷。写作技术是表达内容的方法，如何表现就是如何有效地获得传达效果，使作者想表达的东西准确地为一般人所接受，技巧就是获得这种效果的能力和方法。写作训练要求教师能够使学生掌握这种能力和方法，即掌握作文的技巧。写作内容的深浅高下对写作技术的好坏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朱自清在写作时就特别注重语言文字的运用，尽最大的努力使用最恰当的文字表达最准确的内容，注重句子的结构安排、音节的作用以及段落之间的衔接，这也是他作为国文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时对学生的要求。朱自清重视诵读教学，曾在多篇文章中探讨诵读教学的意义。他认为诵读是一种教学过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了解和写作的能力，许多学生能说话却写不通白话就是因为他们诵读得太少。

　　要做好文章，首先得认识什么是好文章，这就涉及文章标准的问题，有了尺度才可以量长短。标准并不绝对，但是“诚”作为好文章的第一标准却得到了叶圣陶和朱自清的赞同和推崇。叶圣陶认为写作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倾吐自己心中所真正积蓄的思想与情感，学生作文最重要的是写出自己内心真实的话，抒发真挚的情感，不是替圣人立言也不求感通百世，只求宝贵的“立诚”的倾吐。朱自清也反对学生在写作时运用大量流行的、冠冕堂皇的套话。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希望说些切实的话，所谓“言之有物”。他曾经说过：“惟其悉出至诚，才能亲切有味。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这种至诚的态度。”朱自清写至诚文章的观点与叶圣陶“求诚”为核心的作文观是基本一致的。对于命题作文和作文的批改，二人也有过论述。作文写作到底应在课内还是课外，是主要由教师命题好还是由学生自己拟题效果好？朱自清主张自由，他认为一直使用命题作文会束缚学生的思想力，可以偶一用之，“平常则以自由的方式为宜”。叶圣陶也认为命题作文“比较的不自然”，但是“只教学生待有所写作的时候交来观看，结果或许是一个学期都没有交来一篇……与随时发表、多种发表的期望不合”，所以明知道命题作文不自然却不得不采用。既然不得不用，教师就需要在所命的题目上下功夫，尽力使不自然的近于自然。教师首先应该排除自己的成见与偏好，应根据平时对于学生的观察与体会，猜测他们胸中积蓄了什么，在这范围内来拟定题目。作文题目一定要贴近学生心理，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写作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愿意下笔写又可以有的写。对于作文批改，很多有过中学国文教学经验的老师都认为这是写作教学中最苦的环节。用心批改而学生根本就不看，朱自清认为并不是因为批改无用，而是说明批改不得法，需要改变以引起学生兴趣。

　　第四，以文白分编为主的国文教材编纂理念。

　　文言文和语体文的分配问题是中学国文教学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安排及其比例如何，一直存在争论。自从语体文进入国文教材，国文教材一直以文言文、语体文混编为主流。虽间有独立文体教本，但一般作为辅助教材使用。叶、朱反对无所不包的白话文言兼收的国文教本，认为每样都尝一点的好意最后只能收获每样都浅尝的劣果。西南联大国文系教授浦江清在《论中学国文》（《国文教学》收录的唯一一篇非叶、朱二人文章，可见对其中观点的认同）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把现代语教育和古代语教育分开来变成两种课程，两门课程的教材也分开编写。浦江清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学国文教学的背景，从课本、习作、教师等角度阐明了文白分教以及文白分编的原因。为了完成由浅入深完整的文言文教学和语体文教学，这是文白分开教学的第一个主要原因。第二点是就习作方面的混乱情形来说的，学生多按兴趣或教师喜好来写作文，既不是学好了一种再学另一种，也不是同时学而分开练习，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二者皆不通。最后就师资方面来说，学校里有老教师也有新一辈教师，如果采取文白分教，便能发挥教师们的特长，避免不足，对学生有益。浦江清的看法得到了包括叶圣陶、朱自清在内的多数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支持响应。在《国文教学》序里，叶、朱表示“我们赞成浦江清先生的主张，将白话文言分别教学”。朱自清还曾发文说：“浦先生还主张将白话文和文言文分为两个课程，各有教本各有教师。这个我也赞成。我赞成，为的这样办法可以教人容易明白文言是另一种语言，而且是快死的语言。不管我的意见如何，这办法训练学生写作文言，不致像现在这样毫无效果，白费教学者的工夫，是无疑的。而施行起来，只须注意教师的分配并不增加员额，似乎没有多少困难。无论怎样，文言教材总得简单化，文字要经济，条理要清楚……初高中都应该选这种文言作教材，绝不能样样都来一点儿。这样才容易学习，学会了才可以应用。”

　　除此之外，叶、朱二位先生在国文教材编纂方面还提倡思想纯正，主旨深邃，内容恰切，情感真挚，篇幅长度适中，文字雅俗共赏，音韵铿锵有节，理论深入浅出，层次井然有序等，这些原则在现代的语文教材编纂中应加以考虑。

　　20世纪40年代关于国文教材编纂的探讨绕不开文白之争，理清文言与白话是正确认识与把握现代语文教育发展进程的重要前提。叶圣陶、朱自清等语文教育的先驱者一方面大力宣传白话的合理性，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努力为白话寻求一席之地，文白分编的教材编纂理论便是这种努力的产物。但是他们也没有忽视文言的价值。一种影响后世的思想或学说，往往有两种价值：一是属于时代的，一则是超时代的，那是超越现实功利，而与整个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叶圣陶、朱自清对文言的态度更多的是反思，而不是反对，实际上也是看到了文言超越时代的那一部分价值。而超时代的成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石。文言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应用而在于文化的传承，他们的这种看法是非常有远见的。当代的语文教育已与20世纪4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如何重新认识文言的价值在当代尤其值得思考。语文一科自产生以来就质疑、争议不断，语文教育问题之多、之复杂，似乎是其他学科未曾有过的。面对当下众说纷纭、头绪繁多的各种语文教育问题，不妨静下心来看看对于很多相似的问题，前人是如何处理、如何认识的。

　　《国文教育》是叶、朱二位先生多年来的研究心得，代表了二人国文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现代语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随着叶圣陶和朱自清的倡导，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文教育的重大意义，一大批有识之士投入到了国文教育事业当中，使我国早期的国文教育不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很多问题都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性质上的突破与转变，为我国国文教育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将叶、朱二位先生在《国文教学》序言里的一句话引作结语：“本书里许多文章虽然根据经验写成，却也假定了一些条件，如学校纪律相当好，教师肯负责地干等；从这一方面看也就不免还是有些理想。不过理想是事实之母，只要不是空想，总该能够一点一滴实现的。我们期待着……”

　　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教育杂志》1925第17期。

　　上编收叶圣陶的论文八篇，即《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认识国文教学》《中学国文教师》《大学一年级国文》《谈语文教本》《论写作教学》；下编收朱自清的论文八篇，即《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论大学国文选目》《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论教本与写作》《论朗读》《剪裁一列》《写作杂谈》。此外，还把浦江清的《论中学国文》作为附录。

　　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国文杂志〉发刊辞》，《国文杂志》1942年第1期。

　　叶圣陶、朱自清：《略读指导举隅》前言，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叶圣陶：《国文教学两个基本观念》，《国文教学》，开明书店1945年版。

　　朱自清：《论大学国文选目》，《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1985年版。

　　叶绍钧、朱自清：《国文教学》自序，《国文月刊》1944年第35期。

　　朱自清：《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国文月刊》1940年第1期。

　　朱自清：《了解和欣赏》，《国文月刊》1943第20期。

　　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一》，《国文月刊》1941第6期。

　　叶绍钧：《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国文月刊》1942第15期。

　　叶绍钧：《论写作教学》，《国文月刊》1941第6期。

　　陈本源：《态度·目标·本领--谈谈朱自清的写作教学观》，《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43页。

　　原载《国文月刊》第三期。

　　朱自清：《教本与写作》，《国文月刊》1941第10期。

　　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