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专题（二）“零战神话”形成的逻辑

　　主持人：王升远

　　摘要：

　　在“二战”后期日本军队“玉碎”的方针下，电影《起风了》里的“无敌”零式战斗机变成《永远的零》里的特攻机。“因为是为名誉而战，所以不必悲伤。”通过“特攻精神”“护国之神”等彰显之辞，这一“感情的炼金术”“零战神话”背后的整个政治逻辑暴露无遗。上下合一的天罗地网式宣传有意调整了当时日本国民的视线，把战场的“死于非命”圣化为“崇高的牺牲”。这种上下对流的漩涡式流动就诞生了“零战神话”构筑的世界。在将侵略战争称为圣战而使其正当化的背景下，不知不觉中“神话”就成为常识，甚至超越军事层次变成一种美学。

　　关键词：零战神话 神风特攻精神 “感情的炼金术” 逻辑

　　2013年的日本电影界里，“零战”（即“零式战斗机”）话题甚嚣尘上。先是国际著名动漫导演宫崎骏的封笔作《起风了》，后有改编自日本广播协会（NHK）经营委员、安倍晋三的忠实拥趸百田尚树同名小说《永远的零》电影。百田在观赏《起风了》的试映会后，第一时间发表感慨：原来大家的视线都是“零战”啊。与百田自以为的“惺惺相惜”相反，宫崎骏在当年8月9日接受日本电影杂志《CUT》9号采访时表示愤怒：“（听说）零战（指《永远的零》）已有电影版了？那个电影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作品中并不是真实的终战，编造的程度已经可以称之为架空。全是捏造的神话……明明是败战。”宫崎骏的酷评传到百田耳中时，百田旋即在自己的推特中吐露委屈与不快：（日本）国内文学爱好者觉得《永远的零》把零战给“小清新化”了；军事专家笃定作品不瓷实；右翼怒已触及军部、左翼责备美化战争、再加上宫崎骏的苛责；自虐思想a的民众认定自己灌水。一时间，左右拉弓，无所适从。《永远的零》也因为究竟是一部“美化战争的电影”还是“反战的电影”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与《起风了》上映时的争端如出一辙。话说回来，事实果真如此吗？尽管零战话题以及相关的“二战”历史问题成为日本朝野争议的焦点，而围绕零战话题背后的神风特攻精神这个更为重要的议题却被忽略了，因为其直接涉及日本如何回视、定位历史的问题。2013年12月31日，《永远的零》甫一公映，尚在休假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即前往东京六本木影院观影。观后坦承自己深受感动（《朝日新闻》当日19时50分）。众所周知，一个国家，首相的观影倾向行为本身早已在电影描述之外加入了主观评判色彩，也似乎是在对外传递某些姿态或信息。安倍的高评至少显示了以下两个不容忽视的政治信号：其一，日本政府正在以一种温情的基调，不动声色地蚕食着国家的罪孽；其二，公共喉舌的右倾预示着社会全体向右转。首相视野下的零战围绕着神风特攻精神的感动，制造了一种影像与现实之间具有煽动性的混淆。笔者不敢在其他方面置喙，厘清从零战到特攻机零战这一神话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才是动笔的初衷。

　　零战神话的起点

　　首先，让我们重新回到零战开发的原点。1937年10月5日，日本海军提出“十二试舰上战斗机计划要求书”。按三菱公司设计师堀越二郎的话来说，这项正式文书对战斗机在续航距离上的要求堪称苛刻。因为日本军方要求航空工业部门设计一种时速在三百五十二公里以上，能在6分30秒爬升至五千米高度的战斗机。甚为遗憾，堀越活在《起风了》的时代里，一如宫崎骏所言：“《起风了》代表了一个猛烈的时代之风将要吹起，从我们身边吹过，而我们必须在这阵风中活下去。这是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们所必须做出的回答。”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前陆军大臣荒木在《告日本国民书》里发表，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日本《每日新闻》顺势写道：“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田中正俊后来在《战争战后》里回忆：1942年，买东西的顾客更能感受到战争年代的氛围。“胜利之春，大甩卖！”“大家为决战献身、当枪子儿！”“走向辉煌战果的东亚”之类的招牌随处可见。整个日本社会布满了这种虚假风气的宣传。在1938年1月17日“十二试舰战计划要求”的官民研究会上和1938年4月13日“十二试舰计划说明”审查会上，堀越二郎做出自己所必须做出的回答。也就是，1939年3月16日，A6M1试作一号机的成功运行。1940年7月24日A6M1正式被作为“零式一号机上战斗机”（即：零战）而采用。零战在太平洋战场初期展示了良好的空战性能。零战续航距离已达到二千二百公里，而当时盟军的战斗机往返伦敦与柏林（单程九百公里）之间都很勉强。在当时盟军将兵的心中，空战性能与超长的续航距离兼备的零战简直可以说是“无敌”的神话。宫崎骏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零式战斗机代表着在日本屈辱的历史中，我们日本人可以感到自豪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毫无疑问，这段“屈辱的历史”，正是宫崎骏怒斥百田所感慨的与首相安倍所感动的。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政策则通过皇民练成教育而使得个体遵从于组织，抑制个体的成熟度、夺取他们的批判力与判断力。个体的存在隐匿到集体之中，成为庞大制度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变成了集体的一部分。我分裂成了我们。一旦跳进了集体意识的池塘，从一个独立的灵魂变成神经子程序，个体剩下的那点自我，恐怕连想要出去的想法都无法形成了。而“可以感到自豪”的理由则是象征在那个时代的工程实力的极限和作为个体在国家权威面前可能活下去的努力。堀越二郎说：“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打造一台美丽的飞机。”与同时代的战机相比，零战可以飞得更快、更远。在日本奇袭珍珠港到爪哇战场结束的这段时间里，盟军机合计五百六十五架在空战中被击落，这其中，零战的战果有四百七十一架，占83%。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初始的一个月，由零战所造成的损害占65%。日军全战略的成功基本上取决于零战。“制造美丽飞机”的夙愿在某种情况（战争）下，却成为《起风了》里卡普罗尼口中的“诅咒”。NHK2013年纪录片《1000日的创作记录》中，宫崎骏说：“我的妻子也问我，要替制造战争工具的人拍电影吗？”确实，题材本身的敏感性及史料的匮乏令人讳莫如深。制造机器的初衷应该是为人类更好地生活提供便利。作为战争道具的“飞行”，与作为“美丽的飞机”的“飞行”的意义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定义制造杀戮工具的人则成为复杂问题。在宫崎斥责百田“全是捏造的神话”这句话里，包含着他在谈及制作《起风了》的目的之一：“我希望将堀越二郎与那些人区分开。”大多时候，我们脱离个体的命运来讨论战事，而一揽子的概念与冰冷的数字往往使战争的意涵无法全方位呈现。虽然西谚有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雨滴造成洪灾”的前提是国家对“大气资源”及“温度土壤”的全方位垄断与精心培养，因为假如人们哪怕有一点选择空间，《起风了》里举国上下节衣缩食地制造零战的一幕也不会出现。王汎森先生曾在复旦大学光华讲座上厘清过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风”。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宛如一种“风”，一切世事皆由此生。有了“风”的观念，我们宛若掌握了进入《起风了》的时代里那句著名的暗语钥匙：“起风了，我们唯有努力生存”。任何试图归罪于单边的论断都是失之武断的。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引导人们发现了核能，但他的初衷绝非为了人类相互地自我消灭。“风”在各种界面之间永不间断地交互作用着、反作用着，异化的科学与人类利益畸形的结合，最终也迫使零站走向它的最后一幕：特攻机。“神风特攻队”使用的飞机开始就是由99式舰爆或者零战改进而来。在这种自杀机机体下方挂装特种炸药二百五十公斤或者五百公斤高爆炸药的炸弹，引爆用的雷管装在炸弹的弹头上。而且，为了轻装，不带回程的燃料，起飞后马上甩掉机轮，也就是“有去无返”的出击。一人乘坐的零战，因其内部狭小，置于其中操作，苦闷辛劳。一旦进入，很难从里面打开。训练中就有不少队员身亡。诚然，战争不可避免会触及死亡，然而死亡也只能是作为战争的结果而带来的必然罪恶，至少不应该是在一开始就期望着的。更别说将这种“以卵击石”式死亡化为“牺牲”，成为日本军队的方针。《起风了》的终点，却是《永远的零》走偏了的起点，或者可以说是另一个“神话”的起点。1944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7月21日，日本海军部（军令部）发出“大海指第431号”命令：发动特殊奇袭攻击，开发各种特攻兵器，正式展开特攻作战计划。

　　“特攻第一号”精神的表彰显扬

　　1944年10月20日，将“特攻”战术定位于“外道的统帅”的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大西泷治郎对即将奔赴战场的青年特攻队员发表讲话，甚至一一握手，交代嘱托：

　　日本正直面可怖的危机，拯救我们国家，非部长们的能力所及，亦非总参谋部及其下属单位指挥官（如我）所至。如今，这样的责任将由诸位纯洁有为的青年来承担。吾代表一亿国民向诸位祈愿。祈祷诸位成功。诸位既已为神，想必世俗的欲望已然消却。如还结余，必是挂怀战果成功与否？诸位即将永眠，无法知晓自己袭击的战果了。我们也无法通知诸位。不过，吾必将诸位的努力传达至（天皇陛下的）耳畔。这一点务必放心。拜托诸位。b

　　这是在零战神话诞生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策略”，由统率一方（指挥官大西）向这些多为“学生出阵”的青年特攻员表演的逻辑，可以说是极其值得注意的行为。首先，大西泷治郎提到“日本正直面可怖的危机，拯救我们国家，非部长们的能力所及，亦非总参谋部及其下属单位指挥官（如我）所至”。“如今，这样的责任将由诸位纯洁有为的青年来承担”的一句里，对前线士兵而言，为国家抛弃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是一种有担当的责任。这种担当是取胜之根本。也就是说，“如今，能够担当这样的责任有且只有你们这样的”纯洁的有为青年“。这里得出了”为国家抛弃自己的生命是有为青年的行为“的逻辑。与此对应，在上有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兼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发言”（我们）物力有限，精神无限“与下有”圣战“的宣传之间，当时日本国民仿佛居住在一个仍可控的，甚至可预见性的世界之中。这些激昂的模范警示了所有的日本国民”维护国体，不惜玉碎“的决心。在这场战争中，国民的视线被特意地调整了。可以说，对于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颂扬是以对物资军备关心的淡漠为代价的。这样的宣传多了，读者难免心生疑窦：难道他们从不曾质疑过，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怎么会完全没有芥蒂地接受一切，还是一拷问就立刻会被暗杀？鹤见俊辅在《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中的回忆为我们的猜想提供了佐证：“当时在日本国内，只要稍微流出厌战情绪就会有人向宪兵告密。”在此，容笔者浅言作譬：一群青蛙爬铁塔，爬着爬着就有青蛙质疑说，为什么要爬。大家不仅停下来，还嘲笑彼此。只有一只青蛙在爬，爬到了塔顶。大家问你怎么有力量爬上去，最终才发现这青蛙是聋子，没听到议论。

　　至少，在1944年10月25日莱特湾的海战中，登上“特攻机”的海军大尉关行男就是那只聋子青蛙。海军出身的关行男击中美国护卫航母“圣洛号”，被奉为“特攻第一号”。事实上，敷岛队的关大尉的袭击，不过是引发了“圣洛号”内部的炮弹，导致美舰航母因爆炸而自沉，并非被特攻机所击沉。这使得日本海军军部高估了自爆式特攻机在战场上的效果。军部朝着全军特攻化的方向前进了。10月26日，这份早在10月13日就已备案完毕的大海机密第261917番电报告道：

　　神风攻击队之发表事关全军的士气昂扬与国民战意的振作。各队在实施攻击时要考虑在得当的时机发表纯忠至诚的队名（敷岛队，朝日队等）。望请心悉。c

　　这份电报的发报人是军令部作战部航空参谋源田实大佐。可见，“神风攻击队”在昂扬士气、振作国民战意的大义名下，是戴着战略假面具的计划意识在驱动着。信函发表的时间也极为重要。早在“特攻第一号”之前，10月21日，久未归还的学生出身的久纳好孚陆军中尉和24日佐藤馨上飞曹也是驾驶“特攻机”，因久未归还，战果不明等被暗杀。关行男的“特攻第一号”正是在满足“战果优先”（即便误认）、“海军出身”的条件下才被公布。10月29日，国民通过报纸广播等形式见证了“神风特攻队”以及“特攻第一号”、关中佐等出击队员的相片、事迹。关行男死后，被表彰为“敷岛队五军神”之一；关行男也被直接晋升为海军中佐。10月30日，昭和天皇对他的行为进行赞誉。对于日本国民而言，“特攻第一号”被作为一种真实而正当的记忆肯定下来。日本的报纸在报道神风特攻队时，还刊登他们出发前的英姿照片；并借由重印他们所写的信件、遗书，以赞扬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新闻影片中，这些特攻队员出发时无一不是英气焕发的站姿，宛如被塞进英雄神话的故事里。即便它竭力去掩盖真实的事实，并试图以此挽救现实。

　　如今，影片《永远的零》里仍有这样的聋子青蛙。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一心寻死的特攻队员小山在小队长宫部的劝阻下，在战机坠海之前，跳入海里，打算游到岛上求生，却因为身上的血腥味而招来鲨鱼的吞食。同为特攻队员的井崎大声斥责宫部：“与其被鲨鱼吞食，让小山冲进敌营英勇牺牲，对他来说更幸福。如果我中弹了，请让我光荣地自爆！”这里，在以井崎为代表的特攻队员看来，与“被鲨鱼吞食”的“犬死”相比，“冲击敌营英勇牺牲”才会使他们产生战死疆场的幸福感，使他们感到，正是自己死在战场，才能够获得最大的荣光，死在战场是幸福的。所以，“如果我中弹了，请让我光荣地自爆”的信念宛如肩负着某种精神主义的重担，所有特攻队员的表现方式好像都近乎宗教教徒，实现信仰的手段就是受难，用受难获得价值，从而接近大西口中的“诸位已是神”的高位。并且，这种受难自然而然地成为自己主动的需要，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在这之中，我们能轻而易举地感知到一个逻辑：不合理性的非科学的宣传导致举国上下的狂热。狂热指向顺从，顺从导致虔诚的信念。但这种服从不是统治逻辑的终点，而恰恰是其起点。

　　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10月以来至冲绳战场时期，日本海军应用于特攻战的飞机数为两千三百一十四架。陆军自1944年11月7日至1945年1月13日，特攻突入的飞机数为一百四十八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海军中特攻战死者为四千一百四十八人，陆军特攻战死者为一千六百七十四人，合计五千八百二十二人。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有多少是甘心情愿？有多少是挣扎绝望？当拷问成为勇气之举，被暗杀成为常态，顺从成了唯一的求生（却死）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异质的都被均衡化，通过暴力排除或同化使异见者消失了。当政府宣传着“精神高于一切”的口号时，空中发生的却是生命的凋零。宣传画上那个热火朝天的国家，对应着一个沉默而狂热的社会。

　　顺道提一句，“学生出阵”这个词语本身也值得吟味。在日本战国时代，武士奔赴战场会有“出阵式”，这是一种“战阵作法”的仪式，意在鼓舞士气。武将的信条“请赐予我们苦难”的悲壮感一下被美化了。1943年题为《学生出阵》、总共不过一百二十七页的小册子被印刷七次。这在对出版的发行数加以严格限制的当时，明显是得到了破格待遇。小册子为志愿去当海军预备学生提供了“指南”。在1943年，“出阵”一词的使用，把含有古意的“古语”复活了。田中正俊认为，造出“学生出阵”这一词语，是对学生的奉承和煽动，从而“作为超越各个个人的整体”被培养成加害者，被送往侵略战争的战场。当时大西泷治郎这样的绝对权威者向即将奔赴战场的特攻队员“坦诚”部长能力的局限，并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其效果之大是可以想象到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必要，勇敢的日本士兵就应该去自爆式袭击。树立关行男这一“军神”形象典型，对“特攻”战殁进行表彰显扬，显然是零战神话诞生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感情的炼金术”

　　要知道，对“特攻第一号”的表彰显扬，暗含着把“人机合一”／“人物工具化”的战殁特攻队员作为为了祖国抛弃生命的英雄而圣化、美化的意思。与“崇高的牺牲”相比，特攻队员在战场上失去生命就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永远的零》里常见的一幕就是在惊险的空战画面和燃烧的爱国热情中，年轻的队员们挥着自己的军帽，欢呼着飞回到甲板的特攻机上。与充满了鲜血和泥土的陆地战不同，云间的空中战的非现实性及夸张性，往往让人忘记战争的残酷性。作家大冈升平在《礼智战记》里谴责：“在永久的大义之美名下，强迫年轻人无益地去送死，我以为是神风特攻的最为丑恶的部分。”田中正俊回忆自己当时在冲绳战役中，每天与其他幸存者目送特攻机去执行任务时的愤懑，“这种非理性的‘牺牲工具化’是什么人发明出来的”？起初，《永远的零》里的小队长宫部也极度排斥“特攻”这种轻视人命、把人工具化的做法，常常翻阅妻女的相片，暗自忖度要活着回去。而影片到第八十五分钟的时候，宫部似乎毫无过渡义无反顾地选择“愿意”参与特攻。宫部对特攻队员的死是如此感受的：“今天我眼巴巴看着六架飞机全摔下去。‘樱花’的搭乘员里有我的学生。出击前他看着我的脸，说宫部教官掩护就放心了。可他就在我眼前喷火坠落了。一些搭乘员向我敬着礼坠毁。我的任务是掩护特攻机，哪怕自己被击落，可我连一架飞机也没能保护。我是活在他们的牺牲上。”这里，用了日本人擅长的极具人情味的手法回应了先前的“毫无过渡”，并且采取了模糊化、“不言自明”的手法，从而完成日本一直以来广为流传的“特攻自发说”d。显然，这与宫部因“队员相继战殁，精神备受折磨而不能贪生”的内核并不相同。在此，不得不提及一个现象：特攻队员的遗书。日本战殁学生纪念会编著的《听，海的声音--日本战殁学生的手记》里有大量或挣扎或坚毅的文字。如：出击前归省的上原良司对其家人说：“我战死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我所疼爱的人。”“我不能死啊，我还有孩子。”关行男临行前也留有遗书：“吾并非为日本帝国奋战。而是为了吾妻。奉命而行。若日本败，吾妻恐为美军欺辱。吾为护她而亡。”在作家野坂昭如的小说《“红蜻蜓”与蟑螂》e里，返航的少年特攻队员第一次出击未能发现敌人，被队长如此训示：“你们去死，是为了保卫抚育过你们的日本，还有你们的母亲和你们的恋人，不是只要你们去死，要相信后继有人；要勇敢地去歼灭那些丑恶的敌人。”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写道：“美国把战争的起因归之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对战争原因则有另外的看法。”显然，日本国民在此对战争的原因的看法就像被1944年12月号的《主妇之友》刊登的特集《这是敌人！野蛮的民族美利坚》一样，被有意地“整理”了。特集封面的首条无署名的报道为《这是敌人！》；次条无署名报道刊登《敌人战后对日处分案》，“男人全部成为奴隶，被用于开拓新几内亚、婆罗洲（马来群岛中的一岛）。女人就成为黑人的妻子。让日本人的血脉断尽”。也就是说，这些爬向塔顶的聋子青蛙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战的意识被长期抑制，而尊皇和仇美的意识则得到精心的培养。

　　回到影片中，在宫部做出“特攻”选项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基本上缄默不语。我们可以想象，这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宫部是在怎样的一次次沉默和顺从中舔着伤口。这种舔，甚至变成了咀嚼。这种咀嚼产生了一种以“痛感”为底色的“快感”。在最后一次的“换机”事件中，完成了“献祭”。他曾经清醒地拒绝过“特攻”战术，但他不可能拒绝服从。作为军人，他需要献祭。既然需要，就认了“特攻”这种献祭。他只能把自己献出去。这才是“特攻”神话的逻辑：国民（宫部的妻女）需要被“保护”，军人（宫部）就听从了“保护”的驱使，任自己坠入“自杀式”袭击的痛苦深渊。在日复一日的过程中，这种“痛苦”摇身一变，化为英勇的“献祭”。那些后来活下来的部下们怎么看他呢？他的部下对着宫部的孙子说：“他（指宫部）才是最应该活下来的那个人。”拼命想活着回来的人，最后却送掉了性命。按照宫部部下的逻辑：这些人本意是想活着回来，可是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因而在战场上死于非命的人们的“牺牲”就显得更加“崇高”。就是说，把“死于非命”作为“崇高”之死来颂扬，作为“值得尊敬”“值得感谢”来美化，作为值得敬重的行为进行表彰显扬，会产生一种掩盖、抹消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惨状、在战场上阵亡将士的惨死和不快的效果。

　　问题还在于，行为上这些特攻队员几乎没有选择，同时代人（如遗属）的嘤鸣激荡回应也都维系于神话的全方位形塑之中。比如：男性们演绎的神话故事的暗线--“锦上添花”的女性们（“军国之母”／“爱国妇女”）将神话推向感性的高潮。《永远的零》里，小队长宫部出击前回家省亲。这时，影像语言运用于拍摄时，就已经在客观的描述之外加入冷主观评判色彩。对小队长使用的是仰角，正面暖光把小队长／“正面人物”显得更高大。影片中最为抒情的场面，就是小队长宫部抱着小女儿洗澡。第二天，温婉的妻子送别丈夫。在整个画面用俯角配上冷色调的顶光或底光之下，妻子的形象显得渺小阴郁。镜头的不舍与幸福在这里完全表现为妻女对丈夫的隐忍与无限依恋。这种未言明的心理暗示却可能极大引导观众的情感和思想。妻子用极为切望的语气嘱咐丈夫：“请一定保重。”妻子被描写成了自己所爱的男人而欣然自我牺牲的女性形象；而且她们的牺牲不是单纯依从了社会的因袭，而是作为自我意志决定的行为来描写的。不仅如此，她们还肩负着描写一个常人不可能有的感情和动机（更正确地说是“树立榜样”）的义务。宫部说：“我还是会回来的。”听到此言后妻子欣慰颔首，间接鼓励作为家属对战争所产生的连带感。在这之中，你看不到妻子的心理活动、独立思想和个人心理。这些要素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妻子的大义与明理成全了特攻队员宫部的“崇高的牺牲”。随军记者高木俊朗在报告文学《覆灭》里也记录下这样一位军官忠实的妻子形象。丈夫若杉少尉虽然志愿加入特攻，但其后有悔意。妻子岩本和子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却如此写道：

　　去菲律宾的记者川岛（《朝日新闻》特派员），11月4日送给我一张你阵亡前一天的照片。照片上的你竟是那样憔悴，几天的工夫，老了许多，脸上出现了皱纹。我感到难受，心痛，以至热泪盈眶。想到你身体未愈就出征，我哭了。你的死难以理解，和子活着也不好受。要死容易，死得其所却是很难。和子在为寻找死处而活着。

　　昭和19年11月24日

　　在大义的妻子看来，丈夫因特攻而战死是“死得其所”是“为君国捐躯”的精神，为天皇和国家贡献自己的“牺牲精神”。相反，靖国机队队长出丸中尉在作战中，迷失了航向，虽已在别处着陆，但一时无法联络，却被公布为已战死的“军神”。沟口高级副官对着这样的“活着的军神”的态度却是，“回来的队员里，有的精神反常；有的生病。只好先让他们疗养，以后再让他们去第二次、第三次，直到获得无愧于敢死队的战果才行”。也就是说，只有发挥这种“牺牲”精神而死的“英灵”，才能受到国家最大的“感谢和尊敬”；有这样“死得其所”的丈夫或儿子的遗属们，才会受到国民的“莫大感谢和尊重”。因为是为名誉而战，所以不必悲伤。这种形式使本应正常流露悲伤的感情来了个大反转--把“死于非命”正面化为“崇高的牺牲”。与高桥哲哉所剖析出的“靖国问题”如出一辙，实在是“感情的炼金术”。正是这一“感情的炼金术”，造出了为国家舍身战斗的军人精神。遗属的感情在由悲哀转为欢喜这大反转的过程中，完成了把战场的悲惨之死“圣化”为国家级的荣誉。在将侵略战争称为圣战而使其正当化的情绪之下，不知不觉中这“神话”就成了常识。因此，“牺牲的逻辑”只不过是驱使更多的聋子青蛙爬向塔顶的一道必要的程序、是装置而已。

　　余论

　　回视日本零战神话的诞生，当然要包含思考零战问题时不可或缺的要素。“特攻精神”“护国之神”等彰显之辞都容易使人忘记在零战背后死于非命的青年特攻队员，以及被包括这些人在内的日本军官杀害的数千万死伤者们。而把战后日本（现如今）的“和平与繁荣”说成是建立在他们（特攻队员）战殁者“崇高的牺牲”基础之上的说法，在逻辑上就成了正是承蒙特攻队员的战死和他们战死的精神，才有了现如今的日本。也就是说，正是承蒙战殁者的“牺牲”和他们的功绩，才使战后的日本能够享受到“和平与繁荣”，所以这个“牺牲”就是“崇高”的，令人涕泪，因此应该献上无上的“敬意和感谢”。如果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真的是由这批“死于非命”的特攻队员带来的话，那么“死于非命”＝“战死”就是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成为必要的，于是“战死”就这样被国家正当化了。这是一种牺牲＝献祭＝圣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对生命的破坏这种否定性的行为，由特攻队员的惨死体现出的杀害行为的残酷性，都通过牺牲＝献祭＝圣化的仪式、祭祀而被抹消，转化成为充满“神圣的”意味的神话了。这是作为上层的有意引导与作为中间环节的宣传在无形中布下的天罗地网，将这些聋子青蛙们从青蛙们中拽出，被国家权力安排到指定的“神”位，由此被完成整体上的、无名的“圣化”过程，最后被供奉在“共同幻想”的祭坛上。这个天罗地网才是造成聋子青蛙们或盲目或狂热或无奈地爬向塔尖的前提。把这些“机身合一”的特攻队员从被神格化的位置上解放出来，要从全面否定和全面批判造成他们死亡的侵略战争出发。这一点，毋庸置疑。荷兰作家伊安·布鲁玛（IanBuruma）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中指出，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种族的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当以首相为首的公共喉舌集体陶醉在自我吹嘘的“牺牲”逻辑之中时，国家的罪孽就变成了美德。所谓“观风察势”，我们则不能不对《永远的零》里的“风势”背后的起伏保持着一份警觉。

　　另外，还须注意到的是，同作为战场体验，以大西泷治郎为代表的部长体验与这些青年特攻队员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前线与后方，普通士兵与高级军官，“等级差别”的战场体验，使得他们在日后回视“特攻精神”上的区别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特攻精神”的怀念与讴歌与对于“特攻精神”的反思与深痛恶绝不是一拨人。鉴于篇幅，容后再叙。

　　a 日本右翼称对历史“赎罪”是自虐思想。

　　b 笔者自译，译责自负。以下同。

　　c 原文为：“神風攻撃隊、発表ハ全軍ノ士気昂揚並ニ国民戦意ノ振作ニ重大ノ関係アル処。各隊攻撃実施ノ都度、純忠ノ至誠ニ報ヒ攻撃隊名（敷島隊、朝日隊等）ヲモ伴セ適当ノ時期ニ発表ノコトニ取計ヒタキ処、貴見至急承知致度。”

　　d 特攻是前线部队官兵的自发要求，联合舰队和军令部只是顺应了爱国士兵的呼声的说法。

　　e “红蜻蜓”指日本在“二战”后期曾使用过的一种教练用的小型双翼机。“零战”的生产在后期无法跟上的时候，只好将这种老式的飞机也用于“特攻机”。

　　汪徐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