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地主形象塑造的一大贡献

　　--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之《福地》印象

　　叶炜很会讲故事。说他会讲故事，是因为《福地》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氤氲。这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神秘的讲述者。是的，那棵老槐树。这棵通灵的老槐树，是山西洪洞那棵大槐树上的一粒种子，被一个随迁的老妇人一路小心地怀揣着，又郑重其事地埋在麻村村口的。五百年的修行让它见多识广，“在麻庄村头站立了五百多年，我可以看到整个苏北鲁南的大地”；麻姑神附体，使它有了些许灵性：能听到这个村庄从任何角落发出的声音，甚至小虫鸣、鸡啄米、女人哼、男人笑；能看到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嫣红在男女之事上的确有些本事，也逃脱不了它的眼睛，“从我的树梢望去，正好可以透过厢房的窗户看到屋里的情形”；它还能对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进行阐释，比如它认为，以前的麻庄，白天家畜鸣叫夜晚男女呻吟，现在反之的原因是：无常世事让麻庄人学会了及时行乐。

　　其次，苏北鲁南风俗的交代。如庙会不仅是买东西闲逛的好地方，还是男女相亲的好机会；如嫁闺女除了看嫁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席面，席面一般是八个冷碟、八个大件、八个菜；如大年初一起床第一件事是放炮仗，然后要洗手，将贡品摆上供桌，焚纸上香，祭神拜祖，晚辈向长辈磕头拜年；如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要插艾草于门前，以防瘟毒，吃了用荠菜、青麦煮的鸡蛋，健身壮骨，“吃了端午粽，一夏不生病”，等等。

　　第三，带有强烈神秘意味的描写。如绣香出殡的时候，老万死去多年的先人们列队迎接新鬼，还众声高呼：阴间路漫漫，新人随我来！孤魂莫添乱，野鬼请走开！如万禄的那只小山猴，万喜的那条小蛇，万寿的那只大黑羊，老万家的那只大黄狗更是不同寻常：看到老万和丫头亲热竟然发情至咬伤老万自己干起来，还命大，明明埋在了沟里，当天夜里竟然又回来了；如老万与冬菊的折腾，是在冥冥中绣香“那边的家”“一个收拾得十分干净的小房间”的床上，还仿佛王顺子家那头大叫驴附体；如青皮道长能看到绣香所怀为凶胎，克母，在几个孩子才七岁的时候，就断言“万福为奸，万禄为党，万寿为宦，万喜为匪，且兄妹间会因守护麻庄而自相残杀”，等等。

　　这种奇异的氤氲，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感，也自然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但真正吸引人一遍一遍读下去的，是故事本身。

　　《福地》共六十章，以干支纪年法命名，最后一章带有“交代”的味道，主干是前边的五十九章，从老万家的（绣香）一次生了四胎难产而死写起，一直到倒数第二章“乙丑卷”老万去世为止。也就是说，叶炜给我们讲述的其实是老万的故事，以他、他的四个子女、他生活的麻庄为中心，展现了从辛亥（1911年）到乙丑（1985年）这七十五年间老万的历史。由于老万在家族、村庄中的特殊地位，老万的历史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万家的家族史、麻庄的村落史。由于这几十年间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张作霖被炸死在皇姑屯、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内战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地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几乎都作为背景得到了或明或暗的交代。因此，历经百年磨难依然挺立在那里的“福地”，是麻庄，也是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地》比较准确、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农村大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

　　是的，叶炜讲述的是历史，虽然目前他被看作是不可忽略的新乡土作家，但他写的不是正史，而是野史，是世俗化的历史。

　　发生于从前岁月的所有事情，都是历史，事无巨细。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只关注那些与政权、国家、革命等对社会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与问题，谓之正史。由于其受官方意识形态所左右，便有了具有独立意识的中小知识分子的民间写作，谓之野史。由于正史是“不应富有想象力的”，因此当我们说，小说与历史是同体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它与野史的关系。

　　但从建国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红高粱》的发表，历史小说都有一种正史化倾向。之后，才重新回到了野史的路线，以“人的欲望”代替了“阶级斗争”，把源于人灵魂深处的权力与性的欲望看作了一切斗争的原因。就像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中曾说：“历史从来都是简单的，是我们把它闹复杂了。”他所说的简单也就是一句话：一切都源于权力与欲望。人们的心思、智慧都被权力或性所调动。发生的一切，都是围绕如何夺得权力，夺得女人。有时，看起来很革命的事情，其实质却并非因为阶级利益的缘故，而仅仅是为权利或性所驱使。

　　在《福地》“丁亥卷”中的批斗会上，无论是“亥时”中的锄奸大会批万福，还是“巳时”中的诉苦大会批老万，都是陆小虎看着欢喜领导的支前队红红火火，自己领导的“农会”有些萧条，为显示自己的存在临时起意的。而几乎所有人物，除了万寿和欢喜，都有自己的“秘史”--性的秘史。老万，霸占滴翠多年，在辛未年（1931年）四十四岁时又娶了十三岁的冬菊；万福，乱伦继母滴翠，又和日本女人香子偷情；陆小虎的一生，包括断腿、害死妻子孙大脚都是为了嫣红，而在强暴了万春后，他就保证再也不去找她爹万福的麻烦了。性成为改变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密码武器：批万福的锄奸大会就因为滴翠的一句“俺也被日本鬼子糟蹋过啊！”而不得不草草收场了事。

　　同样具有温馨、动人的民间品格，叶炜的独特性在于，他比莫言少了些“戏说历史”的意味，给人以历史本来如此的感觉。这一方面来源于情节的真实，比如万寿护送胡政的情节让人信服，是因为中共历史上确实有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从江南到延安途中经过苏北鲁南一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讲述符合“三常”，即学者李新宇常说的常识、常理、常情。这或许才是《福地》的真正迷人之处。

　　比如，批斗老万的诉苦大会一开始，“乡亲们谁也不肯上台”，被叫上台的王顺子“看看在台子上昂首挺胸的老万”，竟然低下了头，然后说了老万的一系列好事：水灾，发救济粮；鬼子扫荡，带领大家上马鞍山；女儿万喜还救过他儿子秋生的命……

　　诉苦会简直开成了表彰会！但这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地主，即土地的主人，本来是个中性词，只不过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为了突出阶级斗争，文艺界刻意对地主进行妖魔化书写，使人们一提起地主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认为他们是恶魔，罪大恶极。事实上，这著名的四大地主中，唯一真实的人物刘文彩算不上好人，但也有接济乡邻、热衷公益的另一面；黄世仁是杜撰的艺术形象；南霸天和周扒皮的原型张鸿猷、周春富，与中国绝大多数地主--包括《福地》中的老万一样，都是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辛勤劳作，省吃俭用，才拥有了更多的土地与财富。

　　而且，就像孟子所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因为财产较多，地主们做事更有责任心，是绝对不会乱来的。他们是农村中少有的受过良好教育、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大多具有怜贫恤老、助教兴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等善举。他们的后代，一部分进入城市，从事政治、文化、教育、商业、工业活动，一部分守护家园，并因其品德、学问，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成了乡绅，成了政府（官府）和百姓之间的中介，担起了许多政府（官府）无力履行的职责，是中国传统农村的中流砥柱。备受批判的土地出租，和当今有钱人投资办厂，并无二致，都具有解决就业、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由于这一点，更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就是富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后代，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对开明士绅是非常尊重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富人都赞成革命支持革命，正像不是所有的穷人都同情革命参加革命一样。老万，只是一个想保护麻庄、保护孩子、想过好日子的人，集智慧、坚韧、亲情于一身。他没有明确的政治观念，孩子们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他都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干涉，甚至到了丁亥年（1947年）了，他还依然认为，“现在麻庄是解放了，但保不准明天国民党的人又会打过来。所以万家的人最好不要出头”。

　　因此，叶炜的《福地》比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等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老万比白嘉轩、西门闹等更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地主，也许这是叶炜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地主形象塑造的最大贡献！

　　很会讲故事的叶炜，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好听很有韵味的故事，他还年轻，还有很多宏伟的计划，我们期待着他给我们讲出更多更好听更有韵味的新故事。

　　耿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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