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处”的生活与文学

　　“生活在别处”首创自法国诗人兰波，自从米兰·昆德拉把它作为书名，它就成为一个风行世界的带有符号学意义的生活状态。对于“此处”的人来说，“别处”蕴含着因距离而生的无限想象；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别处”则有着更为丰富的况味。

　　华人留学海外，他们是到了“别处”。李兆忠先生的文章就谈到了上世纪留学海外的一些名人的复杂心态。“弱国子民”的自卑心态导致了两种极端，一种是心理颓废和精神自虐，如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另一种是对西方文化及其名人的无比崇拜，如徐志摩的“康桥”；当然更有鲁迅那样在对比中警醒的。生活在别处，也才更能感受到身后那个强大的“国”对于自己处境的影响。阎纯德先生所谈的几位生活在巴黎的华裔女作家，则大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出国门，没有了“弱国子民”的自卑感，她们拥有更多精神上的悠游。她们一面回望自己生活过的原乡故土，另一面又在以文为马驱驰在异国的土地上。于是曾经不那么在意的“中国文化的气息中小息小憩”反而成为精神的寄居地。卢岚，蓬草，绿骑士，西维，以及我们前几期在“她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小辑”中访谈过的李彦、方丽娜等，她们笔下的家国之思、创伤记忆、眼前风景，无不以原乡故土所给予她们的精神濡染为底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骏涛先生参与编辑“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本身就是对于“生活在别处”的留学生的一种“此处”展示，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疆域。而李建军先生的“重估俄苏文学”专栏，和今年开设的“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专题，又何尝不是观望“别处”，而为“此处”的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呢？

　　当然“别处”不必一定是海外。本期“80后”批评家王晴飞对于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的批评，则是对于女性“别处”生活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王晴飞认为，贾平凹所立足的“此处”，是自己所在的乡村以及广大的男权社会，而并没有以女性本身的“此处”来观照女性的命运。在这种背景下，被拐卖妇女胡蝶对于“此处”命运的一点点接受、认同甚至赞美反而显得荒诞和荒谬。而贾平凹对于农村的书写，也不是一种“此处”的书写，而是对乡村和农民生活有着一种“度假式的赏玩目光”。

　　所以，“生活在别处”或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所有的“别处”都是“此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讲究“此心安处即是家”，“心”的“安”与“不安”才是界定“此处”与“别处”的重要标尺。只有立足“此处”，由“此处”出发，才能最终找到精神的维度和向度，走向更高更远的“别处”。一个人是这样，一本杂志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