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经学贡献之一 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与传承

　　摘要：

　　荀子对于早期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论述，直接影响了汉代的经学传统。在汉代，儒家经典的流传与荀子直接相关。但严格来说，荀子与经典的关系，应该是不止于传承儒家经典这样的相对狭隘的范围。荀子博览群书，并在博览中勤于思考、勇于批判的精神，同样是令人仰视的。

　　关键词：荀子 早期儒家 经学传统 批判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郇卿”“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对于早期儒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他的思想和学术贡献之外，还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早期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承。

　　荀子儒学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卜子夏，而子夏在孔门被誉为“文学”弟子，即对于传统的文物典章有着特殊的兴趣和研究成就，这样一来，子夏对于孔门所重视的经籍必然会有深湛的研究，也会有积极的传承。所以，荀子之学自然就与儒家经典结下不解之缘。

　　在西汉前期就已受到官方重视的儒家“五经”中，《诗经》《礼》和《春秋》的传承都与子夏有关。而在《荀子》中，儒家“五经”都是被经常引用和直接论说的对象。荀子还是研究礼和乐的专家，并且在礼论和乐论方面也有深刻的论述，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汉代的经学传统。所以，到了汉代，儒家经典的流传几乎都与荀子直接相关。有汉儒甚至认为，儒家“五经”都经过了荀子的传承。这样的说法虽然有攀附名人的嫌疑，但汉儒之所以选择荀子为“五经”的传承始祖之一，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荀子晚年专于治学，儒家经典实赖之以传。可以说，荀子治经，用的是真功夫。

　　“经”学通论

　　在儒家思想史上，有着独特的经学传统。儒家经典是其思想的载体，儒家思想是儒家经典的灵魂。儒家经典的传播，是从孔门读经开始的。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时代，朝廷初置经学博士，儒家经典的传播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在历代官方的重视和学者们的努力之下，到清代形成了儒家的十三部核心经典，简称“十三经”，即《易经》《尚书》《诗经》《论语》《孟子》《春秋》《孝经》《尔雅》，“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不过，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对儒家经典的大量使用和系统研究，应该是从荀子开始的。

　　与孔子和孟子相比，荀子对于儒家经典是有过深入研究的，并对经典的性质、作用等发表了全面的评说。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他大力宣传经典的意义，如此互为表里的努力，使儒家经典的传承和影响力获得了实质性的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儒大力推崇荀子的传承经典之功，确实是理由充足的。

　　在论及荀子对于“学”的重视时，《荀子·劝学》中有如下文字：

　　《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这可以说是荀子眼中的儒家“五经”，与后世的“五经”相比，多了《乐》，少了《易》。汉儒以来称《易》为“群经之首”，但荀子更看重《乐》的教化作用，这与他关注现实政治的精神是一致的。

　　荀子指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礼》《乐》之文正统规法，但缺乏对具体情况的具体指导；《诗》《书》记载的都是过往之事，对现实没有直接的明示；《春秋》的意义隐约，不能很迅捷地指导现实。这就说明，要想让这些经典真正指导人生，必须“傍其人，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荀子·劝学》）。就是说，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要向那些学成在先的君子之人靠拢，学习他们的思想学说。经典是古代的，君子则是当代的。古今相结合，一个人才能受到普遍的尊重，并畅行于天下。这也说明，尽管荀子对于儒家经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但他的落脚点还在现实问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儒家经典在荀门的努力之下才在汉代获得了全面的普及和提高。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向是者臧，倍（背）是者亡。

　　以上均出自《荀子·儒效》。荀子首先强调，圣人是大道的关键。人的因素始终是最主要的，正如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十五》）大道需要人去阐发和推行，儒道则需要儒家的圣人去把握。天下的大道很广大，但儒家大道是其关键。自古以来无数的圣王，坚持的就是儒道。在这段语录中，“是”就是指儒道。荀子所称的儒家“五经”，《诗》《书》《礼》《乐》《春秋》，都是以儒道为归宗，都是儒家思想的载体。从这个方面来看，荀子依然是循规蹈矩的儒生。

　　具体说来，荀子“五经”都是儒家思想的表达，所不同的是，《诗经》说的是志向，《尚书》说的是政事，《礼》说的是行为，《乐经》说的是和美，《春秋》则是微言大义。在荀子“五经”之中，最受荀子重视的是《诗经》，《荀子》中引用最多的也是《诗经》之诗。荀子对诗篇的引用，几乎是信手拈来，随处都是。

　　《诗经》由三部分组织，即《风》《雅》《颂》，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风》是民间歌谣，反映普通人的情怀，有对时政的讽刺和批判，有对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感慨，这些内容以及歌谣的表达方式，都容易过度，但是，荀子和孔子一样，认为《风》中之诗并没有随波逐流、肆无忌惮的表现，因为它们遵循了儒道的节制。《小雅》是士人的作品，内容虽然比较个人化，但也根据儒道加以文饰，有礼有节。《大雅》也说时政，但却具有更广阔的视野。《颂》是庙堂之诗乐，至高无上，根据儒道而达到了通天下的高度。

　　显然，荀子给予“五经”以最高的思想和政治地位，认为天下大道尽在儒道，儒道尽在“五经”。遵循“五经”则向善向好，背离“五经”则走向灭亡。

　　《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纳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

　　这是荀子专门论《诗经》的内容，出自《荀子·大略》。《国风》是《诗经·风》的组成部分。荀子引用某种解释《诗经》的《传》书的内容，认为国风中的那些讲述爱情的诗篇，想要尽情表达的是对异性的爱欲，却又不超越最基本的规矩，即伦常之德。作者们的爱恋之心如金石般真诚，所配合的音乐之声即使是作为宗庙之乐也是合格的。这就是说，《国风》中诗篇的“好色”，是对美的正当的、严肃的、中规中矩的追求，是人的正常表现。正如孔子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所有诗篇的动机和意旨都是没有问题的。

　　再说《小雅》中的诗篇，虽然是对时政的讽刺和批判，但并不是对君主和在上位者的无端污蔑，而是居下者对于国家前途的必要的担忧，所以才对现实政治表现疾愤，并不断想起曾经有过的政治清明的时代。正因为有端正的指导思想，才在文字上非常讲究，注意遣词造句的优美，并不时地表达对于世道混乱的哀痛之情。

　　荀子对于《诗经》之诗的分析，既注重诗篇的原义，又看重对其意旨的提高，奠定了历代对于《诗经》的基本认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荀子对于《诗经》确实是研究深入、心得独到，完全无愧于“传经大师”“传《诗》大德”的称号。

　　从自己对经典的研读中，荀子屡有独特的收获，比如《荀子·大略》中说：

　　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

　　有些人会被认为其行动跟不上言语，荀子认为这是由于这些人的言语说得过头了。至于言语本身，有些时候会被认为缺乏信用，荀子认为这是由于言语太过诚实，难以全部兑现。荀子这么说，并不是说他赞成言行不一或言而无信，而是说单纯的言说总有其不足之处，所以，不去说什么，不去多说什么，而把重点放在行动上，这才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和麻烦。荀子以“五经”为例说，在《春秋》和《诗经》中，对于诸侯国之间的事务，都是肯定那种简明的言语约定，而不赞成繁琐而频繁的盟约，也就是说，诸侯之间能不能履约，关键在于行动，不在于如何盟誓。荀子进而总结道：读懂了《诗》的不会去解说诗意，理解了《易》的人不会去占卜，把握了《礼》的人不会去操办礼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的心思和思想是一样的，即读经的目的是指导人们如何行动，而不是空谈和炫耀。正如孔子所教导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十四》），真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修养身心而学习，虚妄的学者则是为了在人前显摆而学习。

　　总之，荀子对于儒家经典的研习是全面而深刻的。他对经典有学习，有体会，有传承，是儒家经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大学问家。对于经典的方方面面，荀子都有明确的观点，这在现存孔子和孟子的言论中是看不到的。

　　儒家经典传承

　　关于荀子和荀门传承儒家经典的总体情况，胡元仪《郇卿别传》认为：

　　郇卿善为《诗》《礼》《易》《春秋》。

　　从根牟子受《诗》，以传毛亨，号《毛诗》；又传浮丘伯，伯传申公，号《鲁诗》。

　　从虞卿受《左氏春秋》，以传张苍，苍传贾谊。

　　谷梁俶亦为《经》作《传》，传郇卿，卿传浮丘伯，伯传申公，申公传瑕丘江公，世为博士。

　　郇卿尤精于《礼》，书阙有间，受授莫详。

　　由是，汉之治《易》《诗》《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a

　　胡元仪的结论是，汉代《诗经》和《春秋》的治学传统都与荀子有关，只有《礼》书，荀子的学习来源不明，但他本人在礼学方面研究颇深，心得见之于《荀子》，对汉代的礼学传统影响至深。

　　关于《诗经》，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称：“子夏授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看起来，荀子之学源出于孔子弟子子夏，而传承《诗经》的传统更是从子夏开始。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则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孙卿，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这就是说，汉代《毛诗》的传统与荀子的传承密切关联。另外，汉代《鲁诗》的传统源之于荀子弟子浮丘伯，如《汉书·儒林传》记载：“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

　　在《荀子》中，我们粗略统计的结果是，荀子共引用《诗经》中的句子八十五次之多，这在先秦著述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引用中，有使用其原意的，也有引申其意义的，也有完全是荀子自由发明的，总之，荀子对《诗经》篇章和句子的掌握是非常练达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荀子对于《诗经》的研习，在那个时代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站在最高峰的。

　　关于《春秋》经传，《左传》之《正义》引刘向《别录》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铎椒，椒作《钞录》八卷授虞卿，卿作《钞撮》九卷授孙卿，卿授张苍。”《经典释文》则云：“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同郡郇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就说明，《春秋经》之《左传》也经过了荀子的传承。其中，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参之子，著名军事家吴起曾经随曾申学习儒道，而张苍则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

　　杨士勋《穀梁疏》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鲁人，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授孙卿，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瑕丘江翁。”b颜师古亦云：“穀梁授《经》于子夏，传郇卿。”这就是说，《春秋经》的《穀梁传》也有荀子的传承之功。

　　在实际引用经典方面，除了《诗经》之外，荀子对于《书经》，也就是《尚书》之文，也有多达十五次的引用。因为《尚书》本身就是政治教科书，文义明确，所以，荀子的引用也是中规中矩，完全使用其原义。《荀子》中谈及《春秋经》的只有两处，都是议论其中的人和事，并没有直接的文字引用。对于《礼》书，并未见《荀子》中有过文句上的引用。对于儒家的传统礼仪，《荀子》不断有所提及，却没有说明这些礼仪的出处。至于他精彩的礼论，荀子同样没有说明其来源。上文所引“善为《礼》者不相”，也可以理解为“善为礼者不相”，即并不是说荀子一定读过某册或某些《礼》书，而只是泛言礼仪。这样一来，荀子对于礼的研习成果，就更可能是源之于他在游仕岁月里的实际考察所得，以及或许还有前世流传下来的散乱记载了。

　　需要特别考虑的是荀子对于《易》的引用和理解。

　　传世的《易》有《易经》和《易传》两大部分。《易经》是原初的占卜手册，《易传》则是战国至西汉前期的学者们对于《易经》的解释，共有十个部分，世称“十翼”。《易经》的卦辞和爻辞素来以文字难解、歧义丛生著称，而荀子的引用共有两处，一处只是单纯引用c，没有其他上下文，看不出有什么用意；另一处引用后则使用明显的引申甚至个人想象之义，即“坤”卦“六四”爻辞：“括囊，无咎无誉。”本来的意思是扎紧口袋，就不会出问题，这是先民日常劳作中遇到的情况，而荀子的理解则是“腐儒之谓也”（《荀子·非相》），认为可以用来形容腐儒的保守和无所作为，这显然是这句爻辞之中没有的意义。至于认为“咸”卦讲的“夫妇之道”，则是等同于《易传》的视角，说明荀子对《易》的理解也受到了当时说《易》之风的影响，尽管《荀子》中并没有引用过《易传》。当然，荀子对于《易经》最经典的评说，还是上引“善为《易》者不占”的观点，说明荀子是不赞成占卜之术的。

　　除了上述传世的儒家经典之外，《荀子》还十八次引用“传”和五次引用“语”这两种书。其实，“传”和“语”并不是书名，而是两类书的统称。“传”书如《左传》等，是对于某部经典的一种特殊的解释，即不是解释经典的文字和字义，而是对经典的含义做进一步的引申性思考。《左传》虽然以纪事的形式出现，但其本质还是发掘《春秋经》的意义。不过，荀子所引“传”书的文字统称为“《传》曰”如何如何，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传”书是对哪部经典的解释。只有《大略》称“《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看上去是引用了一种解释《诗经·国风》的《传》书，说明在荀子时代就已经有了解释《诗经》的专门著述了。

　　至于“语”书，则应该是一种语录体的著述，如后来把孔子的言论集辑称为《论语》，西汉学者陆贾著《新语》，正是“语”书传统的某种继续。《荀子》所引“语”书文字，看上去也应该是某人或某些人的语录，因为如同荀子所引“传”书很可能不是出自某一本“传”一样，他引用的“语”书也可能不是某一种“语”。

　　严格来说，荀子与经典的关系，应该是不止于传承儒家经典这样相对狭隘的范围。传承儒家经典当然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特别是儒家思想史和经学史上的居功至伟之事，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荀子的博览群书，并在博览中勤于思考、勇于批判的精神，同样是需要仰视才可见的。

　　a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39页。

　　b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此《疏》有脱文，当云‘卿传浮丘伯，伯传申公，申公传瑕丘江翁’。《汉书·儒林传》：‘申公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是其证也。”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页。

　　c《荀子·大略》：“《易》曰：‘复自道，何其咎？’”

　　高专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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