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接受的品级梯度

　　--有关“经典”“好诗”“废话”“变体”的接受辨识（下）

　　摘要：

　　现代诗的品级可尝试建立五种梯度。本文用大量举证，关注经典之诗，有特点、有亮点的好诗，辨别难以辨别之诗，以及清除“废话”与超载“变体”。

　　关键词：经典 好诗 发见发明 难辨之诗 废话 超载变体

　　辨别：难以辨别之诗

　　五种品级中，最难辨别的倒不在诗与非诗之间，而是在那些可上可下、可左可右、可好可坏、可高可低之间。诗歌现场的基本现实是，存在着大量“嫌介疑似之间”（章学诚），所有文本争端也几乎都出此渊薮。如何甄别，顺手拈来几例辨析。

　　2013年，首届“诗建设”奖（十万元）奖给资深诗人黑龙江大学张曙光教授。

　　在颁奖会上作者朗诵新作《植物大战僵尸》，该文本源于女儿带给父亲一款风靡全球的游戏软件。诗人沉迷其中，倏然得诗一首：

　　这些天来，我在和僵尸作战。/他们成群地闯进我的花园，吃掉/我辛勤种下的农作物。他们甚至留下便笺/礼貌地说要来参加我的派对，“要用/你的脑子拌冰淇淋吃”。这并不好玩/我必须阻止他们进入我的房子/保卫我的生命和我的果实。/我用身边的东西做武器：玉米，卷心菜，/豌豆，窝瓜，磨菇，还有辣椒。僵尸们讨厌/大蒜的气味，金盏花可以赚钱，还要种上向日葵，/制造足够的阳光，以便让植物生长/他们源源不断，我是说僵尸，僵硬而缓慢，/在大白天，或趁着夜色和浓雾……

　　拥趸此作、视为好诗者不在少数，如梅纾深挖这首诗体现的意涵：当人们进入这首诗时，是否也感觉到异化了，感觉到我们体内体外看得见看不见的“僵尸”们也在变异，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僵尸色色形形，映射人类世界的我们也形形色色。它对人生如游戏的道破不动声色；对生活老到的隐喻、象喻，让读者心领神会，颔首于不经意间，它对人生游戏的体认与感悟，也是让人内心一荡的。它对人类某种精神的隐喻现象的指涉，是一种“启示意义”。其中也不乏辩护的：“也许有人觉得前面的描写太多了，近乎对游戏的复述，太过于表面化了，太肤浅单薄了，但我觉得一首好诗歌的具体铺垫是必须有的。还有那诗歌的语言，高低起伏，张弛有度，叙说自然，游刃有余，完全消除了诗歌的僵硬感、冷漠感，更加可贵的是最后表述，写那首诗的目的，几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借用张老师的一句话：“实际上扩大了生活的范围，给单纯娱乐的游戏赋予了一点严肃的寓意。它寓意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丑恶的东西，像僵尸一样源源不断。这首诗歌真的写得挺好玩的，我就是喜欢玩的人，我觉得写诗也是一种游戏。”

　　质疑反对的大有人在，如项兆斌认为：拉拉杂杂写了四十二行话语，既没有口语诗的质朴美和随意美，也没有任何闪亮之处，借罗列电脑游戏，毫无诗意可言。擅长挑剔的鹰之尤其不买账，他在《中国诗歌奖评委亟需专业化培训》中虚拟出另一个十人评委会，严厉指出：结尾部分的议论或抒情是地地道道的陈词滥调，没有丝毫的意外性可言。结尾部分的感慨未出现丝毫思想上的新意，甚至远未抵达影片《行尸走肉》和《植物大战僵尸》的创作原意。

　　依据笔者的品级尺度，在下以为，以张曙光的资深水准来看，这首诗写得不够好或没有完全写好。理由如下：（一）整个复述、仅仅带来某种现场感而已，并没有带来比现场更生动或别出心裁的感受。过分拘泥游戏本身的逻辑性反而使其“按部就班”，最后让现代诗想、诗思也落入僵死。（二）收尾一节十五行--占全部篇幅三分之一，大有一种“卒章显其志”的“说明书”味道，由此带“哦，生活是多么美好。然而我必须保持/足够的警醒，准备迎接新的攻击”，显得过于平直、袒露。（三）尤其是僵尸作为源远流长的象征符号与原型，大有发挥的余地。可惜，诗作无意朝这方面开掘，而停留在游戏后的并无“出彩”的感慨上，从而导致游戏性没有捅到底，寓意性也浅尝辄止。

　　再来看《狐狸的秋天》（红土），网络与纸媒大量存在这类诗作。是作者间接经验或直接经验转换为某种“感触”，一般是简单几行，表面也不复杂，但因“模棱两可”鉴别起来有些争歧。是属于达标，还是及格线之下？《狐狸的秋天》原诗：

　　在秋天/一出门就碰到狐狸/它狡猾的笑/松软的毛//它的狡猾挂在树上/像苹果/一样红，像苹果一样甜//它狡猾地爱着你，像苹果里的坏虫子

　　分辨这样的诗，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能否经得起从多角度加以审视，如果在多角度“射灯”聚照下，没有出现什么“阴影”，应该可算成立。比如从伦理角度看，作者用拟人的手法把狐狸比作一个女人，比作一种“不道德”的爱情，像苹果里的坏虫子，如苹果一样红，她的多重性产生的“媚笑”意犹未尽。从文化角度看：作者三次重用“狡猾”一词，以此文化定调狐狸“本质”，用狐狸的狡猾哲学影射人类世界的复杂。“狐狸”在“能指”和“所指”间游走，歧路横生，一只让人不寒而栗的狐狸，以“爱”的名义魅惑我们，也以“爱”的名义毁灭这个世界。从性别特征的角度看，该诗抓住时下某些女人的性情特征，徒有柔美外表，可内心已经坏掉。她们游戏人生，伪饰真情，与蛀虫无异。从召唤视野的角度看：该诗布满伊瑟尔的“未定点”和“空白”--她为何笑得那样“狡猾”，她得意什么？有何企图？深层喻指究竟何指？对“狐狸”的重新命名，是否有更深层的社会学意义？从经验体验角度看，也许是他爱着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不仅甜美，而且不时搞着恶作剧，如果这样解读这首诗，会读出幸福感和满足感。从修辞学的角度看，仅仅是几个简单词语的组合--狡猾、苹果、红，但它们排列化合，使得浅显的语境绽破出了若干刺点。就这样一首微型短诗，在中国诗歌流派网贴出，短短一周就获得十余种品评，本身就证明这首诗质量，虽没什么发见，至少保住了底线。如果遇上比狐狸更狡猾、复杂的“猛犸”们，就需要动用更多的智商，品评范围将涉及多种相位：哲学思索、自然属性、伦理情操、人生警示、性别分析、心理剖解、隐喻象征、事实本相、重新命名，等等。一首保住底线的诗或过得去的诗，可以有多元不同的领悟，可以有相持不下的答案，可以有莫名其妙的“臆想”，甚至维持分歧相持不下。且分歧越大，定性的级差可能越往高处走。因为：

　　一首好诗中，有无数的入口和总是大于入口的出口。

　　即便是一棵树，在一首诗中也会被不同读者，在不同的空间里完成N次的发现。诗是这种空间的装置艺术。一个敏感的读者同时从不同通道的多个出口走出一首诗。

　　现在比较糟糕的是，本来并不太难辨别，也非起色之作，不知为何被抬得很高，比如2016年第1期《湖南文学》举荐的《星语心弦》的某些文字：

　　我可以进来吗/门外的人问/没有回声/那么，我可以走了吗/门外的人又问/仍没有回声/门外的人轻轻一推/门便开了/原来是一座空房子

　　举荐者激赏该诗：“张力十足……每一个文字仿佛都在昭示着人类可能实现与不可能实现的必然，包括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其对自身和外在世界的认知。在这种意象的抒写中，人已非人，房亦非房，人类和宇宙的一切缩影都在这短短的几行文字里被贴上了邓星照的标签。”稍微推敲一下，该诗不过是在很平常的“问”“扣”之后，得出空房无人的结局而已。行动的逻辑结果不过是同向叠加后为多数人认可的最大选项，毫无意外与出新，怎么会被说成如此饱满充足的“成色”。不信，随便结尾改一下：“门便开了露出一只狗的耳朵”，就比原来明白无误的“空无一人”答案好得多，至少保留了最后的“篇张力”。由此不妨再鼓吹一遍，以有无张力作为辨识的尺度还是可行的。

　　子梵梅有一个比喻说得挺有意思：一首诗，当遮蔽作者的名字后，能让人一眼辨认出是由谁所写，这只能说它风格鲜明，却不一定说明它是一首好诗，好比一堆热烘烘的牛粪，在大路中央标新立异，能够很快与旁边的石块、草丛、泥巴区别开来，但它只是牛粪；一只鹦鹉每天发出“早上好”的同一腔调，也只会使这个城市的阳台越来越寂寞。如此，十只鹦鹉和一百只鹦鹉没什么区别，一百首诗和一首诗没什么区别，最后等于什么也没有留下。所以，平实而简单地说，所谓好诗就是建立在诗性基础上的“新意”，诗性基础上的别具一格。

　　清除“假冒伪劣”

　　至于“梨花体”“乌青体”，以及将来肯定还会继续出现的“××体”，无视诗的边界，当应清洗出诗歌的行列。有人曾嘲讽这种回车键的“成名”捷径：随便找来一篇文章，抽取一句话，拆开来，分成行；记录一个四岁小孩的话，按照他说话的断句罗列；如果一个人有口吃，他的话就是一首绝妙的梨花诗；一个汉语不流利的外国人，也是一个天生的梨花体诗人。诗歌的颜面，往哪搁呢？

　　2014年一次颁奖晚会，笔者遇见赵丽华。女诗人依然底气十足地坚持她的“梨花体”，看来还得再做一次辨析不可。应该说，赵丽华是一个有灵性的艺术家，她的才情、孜孜追求，以及绘画上的另起炉灶，促成她没有“倒下”。然而，不能因为曾经有过出色写作而掩盖某些实验的失败，不能因为粉丝们的力挺（有些力挺的理由十分可疑），就可化解此前的失误，也不能因为绘画上的市场成功，便把绘画艺术的某些做法当作诗法。绘画与诗歌毕竟是两种判然有别的艺术门类。下面重新检视作者的三首代表作。

　　《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赵丽华曾为此辩护说：该诗是对违反公德的抗议，尝试让这样的题材也能入诗，采用粗俗的方式，不再讲究什么意境含蓄。i她还用英国启蒙主义诗人蒲柏的名言暗暗给自己加油：“内容虽然众所周知，表达却是绝后。”用意蛮好，却失之千里。诗歌恰恰要从众所周知中写出“不知”的那一部分，但赵丽华没有做到，充其量只是张贴了一条标语口号。至于表达形式，同类型的，人家比她强多了，不是吗？“往前小一步/文明大一步”“禁止随地小便/违者没收工具”“尿不到池里/说明你短/尿到池外/说明你软”。其实，这样分行的标语口号诗，和口号诗的分行，自普罗运动到抗战街头诗，到处都是，为什么女诗人那么容易健忘诗歌史而津津于发明权呢？

　　《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蚂蚁。”为了替自己辩护，赵丽华特地搬来美国先锋女作家格特鲁特·斯坦因的“名句”：“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人家是如此照耀四方，而自己却被批得“体无完肤”，姑且不论人家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进行言说，这种复沓的肯定句从来就不是什么大发明（鲁迅的“两棵枣树”大家耳熟能详）。我们认可赵诗善于在题目与内容之间布局，也认可此诗有一个递进关系，但是从玫瑰到蚂蚁，从三个全称判断的“演绎”中，我们看到的是后现代艺术中蚂蚁步玫瑰的后尘而已。作者的文本意图是要“阐释我们视野的局限性”，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结果这种简单、平涂的现象学方法，无论打扮得多么高深，我们只能说它并没有走出常识范围。

　　《一个人来到田奈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国诗人史蒂文森在一首名诗中，刻意把小小的不起眼的“坛子”埋在偌大的田奈西洲，制造了某种隐喻。毫无疑问，赵丽华是企图通过日常一次烹调行为，对所指中的承担、教益、承载进行一次嬉戏性消解。问题是，后现代有许多深度消解模式，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赵丽华偏偏不干，而是采用极其平面、简单、直接、随意的方式，进行低、浅、俗、易的口舌操作。在遭到全民恶搞后，竟充满挽回式地庆幸：“我奇怪地发现这首诗的实用、娱乐、互动以及无限复制功能。你可以用这个句式写一万首诗，比如把馅饼改成红烧肉……”诗歌一旦成为百分之百的复制工具，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里，依然划出一道深深的界限--仿制，绝对与创造性劳动无缘，只能与娱乐为邻。

　　类似的还有《小令》：“每次醒来/你都不在。”《我发誓从现在起不搭理你了》：“我说到做到/再不反悔。”《廊坊下雪了》：“已经是厚厚的一层/并且仍然在下。”每首都是两句，够了。很纳闷粉丝们不分皂白地叫好：什么口语化，质朴、自然、真正的生活化。笔者认为真正的生活化、日常性写作并不是把素材做一点排列就是大功告成。顺手将诗歌语料揉捏几下，如同面粉加点水就放进蒸笼里，那是简单不过的工艺。如果是那样的话，诗完全可以成为流水线批量生产。综观梨花体的基本特征，那些失败之作，都是信息、资讯、应用文、口号、标语、观念、说话、流水账的分行排列。诗一旦与说话没有区别，就是诗的末日。其实赵丽华很清楚好诗的尺度，她曾说好诗应该是“内容是众所周知，表达却是空前绝后”，以自己确立的标准衡量上述“作品”，还有什么好辩护呢？遗憾的是这样的写作风气至今还在蔓延，对诗歌的接受造成严重的混乱，难道不需要再一次正本清源吗？

　　这样的诗风在继续发酵，2016年3月6日网上又见着“乌青”的《洗澡》三行：

　　有两种澡/你喜欢洗快澡/还是洗慢澡

　　推荐者点赞：一首极富生活意趣的诗。想通后不禁让人感到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幽默，同时又赞叹作者的手法独特。短短三行把两类人或者一类人的两种生活状表达得淋漓尽致。

　　笔者想通后，立马学习起来：“洗澡有两种/一种叫热澡/一种叫冷澡”“洗澡有两种/一种叫干洗/一种叫湿洗”；“洗澡有两种/一种叫全洗/一种叫半洗”……诗歌的门槛已经下降到这样的地步，想必缪斯女神连叹息也懒得做了。

　　与“废话写作”殊途同归的是超载变体写作。2012年，资深诗人柏桦隆重推出《史记：晚清至民国》，充满历史意识，但不幸患了“考据癖”。他深信自己是在做诗意的“转述”，实际上只是简单地把对象做了分行。全诗只有两行的《怪法治病一例》：

　　1918，闽省出现痘疫，医药学会即刊布除痘方法

　　以鸽蛋没小便中，一周后取出，洗净煮而食之

　　这么聪敏的人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开始步入迷津，却一发不可收拾。同年的《水绘仙侣：冒辟疆与董小宛》（1642-1651），由诗本部分两百多行、注释部分近二十万字、附录三万字评论组成。在变体实验上，将三种文体捏在一块，如果分开独立看，都不错。诗歌部分，写得出彩，其会心、伤心的挽留，颇具凄美之感与江南“情种”。然而，从诗美规范出发，问题就来了：超过诗文本部分、多达二十八倍长度注释，简直像铺天盖地的林木，严重遮蔽诗本主建筑，主建筑反而像不起眼的裙楼偏居一隅。“注释的功能，也不限于词句、典故的解释，更多情况下，柏桦挥霍了文抄公的能力，顺手拈来，拉杂敷衍，将各种相关及不相关的史料、诗文、故事、评论，进行编辑、剪贴，合成恣肆汪洋的一片。”加上学术论文的嵌入，诗本成分大大被排挤，诗集的定性完全变更了。这种主次颠倒固然颠覆了传统诗歌的写法与接受，但显然僭越了基本的诗美规范。相信多数读者不会承认这是一部诗集，宁可作为文化随笔来阅读。

　　由于大大超出诗体规范，至少要承担冒名顶替之嫌。由于随笔占据比重太大，在接受终端上，人们将彻底改变诗本的“期待视野”。而作为研究部分，尽管有“附录”冠名来撇清文体界限，实质上是学术对随笔的继续添加，再次大大削弱诗性本体。恐怕是作者名气太大了，迄今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抗议”，反而给予褒扬、获奖而助长这种实验趋势。对此“超载变体”，笔者实在不敢恭维。要知道，现代诗的审美接受，哪怕有多个变种，依然取决于感性诗意，而非工具理性和分析逻辑。

　　或许受到同行的力挺从而激发更多热情，作者在变体上变本加厉。2014年《读诗》上继续刊载《温州：1934-1949》，笔者第一眼判断是，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温州地方志》：所有语料都取自温州地区的报纸，摘录、剪辑、排列，数量之大，面积之广，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大一册“诗歌地方志”，然而，这样的“诗歌地方志”，几乎失却诗文本与诗意的影子。洋洋洒洒六十九节，涉及许多国计民生：瑞安乡村电话线路、温州限购火柴、除三害、屠宰税、慰劳品、凹凸龟及至胡兰成，等等。看其中三节：

　　二．口琴会

　　永嘉民教馆设有国乐会、书法会、京剧会，但口琴会是亮点。口琴研究会本来已有一导师，现拟增聘一新导师，以满足永嘉人偏爱口琴的嗜好。（参见：1935年5月26日《浙瓯日报》）

　　六、儿童幸福展览会

　　1935，双十节，儿童幸福展览会

　　（陈列品不下二千余件）在永嘉

　　民教馆开幕。展室四分如下：

　　一室，儿童图书及幸福挂图

　　二室，国货玩具及儿童用品

　　三室，儿童之衣食起居部分

　　四室，专门开辟为国防玩具。（参见：1935年10月10日《浙瓯日报》）

　　六十八、温州事业

　　温州事业不可数计，现趁手写来一些：

　　机锯业、柑饼业、炭篓业、铜翻砂业、茶食业、戏院业、军西服业、鞋业、粗工业、迓客业、皮革业、机器业、棉织业、外海船匠业、蛋业、笔业、山货业……（参见：1949年5月2日《浙瓯日报》）

　　不是说不能对现成语料（购物指南、学会规章、说明书、邀请函）进行剪裁、压缩、拼贴，早在二十多年前，台湾林耀德就对1947年2月28日《新生报》一天的报道进行分行拼贴。2005年，物主义创建者苏非舒则对厚厚的一大本《农事手册》进行全盘的“复制抄袭”。2006年福建《陆》诗人威格对《小学生手册》进行“手动影印”。笔者的意思是说，对于这类格式化的实用文体的改造作业，若果没有什么巧妙、机智的“点子”，应该“知易而退”。

　　上述引文只是全文的几十分之一，相信接受者翻一翻前面几节，都会无法卒读的。从接受角度上看，有两点让人担忧：

　　类型化问题。凭借知识储备与诗歌才情，柏桦完全可以写出一流的“诗歌地方志”（例如早期的《在清朝》），但是他太放松了，太自信了。按照这种类型化写作，一天要炮制多少有多少。只要遵循剪刀+浆糊的原则，“诗歌交通志”“诗歌矿业志”“诗歌海事志”“诗歌票号志”“诗歌侨信志”“诗歌气象志”便会铺天盖地而来……美其名“后现代形式前现代思想”，这种简单化会带来写作的歧途、接受的“反胃”，无助于中国诗歌追求更有难度的创新，也无助于保护最初的、细嫩的味蕾。

　　教训是深刻的。固然采用某些后现代极端做法，不乏斩获，但过于倚重那一些平面模式：现象堆积、语象罗列、语料平涂，终究要以大量诗意的丧失作为代价。事实是，跨体可以做成平面，跨体也可以做成深度。那么，我们为何如此热衷地皈依平面（一如滥用跨体），何不多多靠拢深度（同时改造平面），何不多多讲究一些难度，使之更具诗意的魅力？！

　　诚然，现代诗的繁荣需要各种探索实验，各种实验探索都会冒犯底线，成功突破底线前景无量，但事实上，成功的几率不是很高，许多是以失败或不顺告终的，否则艺术就太容易了。有人企图彻底抛开意义，只用声音完全顶替诗歌说话，这是一种全新的实验，要冒如履薄冰的危险。比如杨炼，在最近实验作品中就极力突出能指功能，听一听《同心圆》里，《谁》是一种什么声音：

　　烟口夜鱼前/风早他山/劳文秋手越冬圆/莫海噫之刀又梦/衣鬼高甘/宰宇暗丘年/随苦青弯/多眉不石小空兰/却色苦来黑见里/字水虫千

　　杨炼自我阐释道：这首诗看上去是完全的一种没有词意的天书，但是当你把它朗诵出来，你会发现它的音韵从声音到声调的系统，完美地吻合于宋词《浪淘沙》的规定，因此它完全是一首音乐诗。虽然是可以读的，但却是只能读的，通过拆散词意之间视觉上的联系，实际上是撕掉视觉太快地进入人们眼睛的层次，而让一直隐含在视觉层次背后的那个音乐层次凸显在表面。

　　不错，声音的能指可以完全独立出来，作为赖以存在的文字文本，完全逃逸出意义指称，变成一段声响或音流的跃动，在现代诗的形式美学上不能说不能成立，做得好可谓一枝独秀。问题是，现代诗的意义防线遭到全面瓦解，仅凭简单而纯粹的声音波动，能引起多少接受共鸣呢？汉语特有的“音形义”三维“共鸣”，被人为削减为一维，远离传统的耳朵太遥远了，这一残缺与隔膜的呆账该算在谁的头上呢？后辈们走得更远，如丁成到处朗诵的《甸沟图等等》，绝对不敢恭维：

　　乎加凶根吉星未远，神结板目是时松/扫墙灰爬去定睛。起兮。三角绑器/酒足顺叶，夹里透黄。握老省细节，巫球摆/结巴打浪坝堤急。竹走，九批，唧叽里同/复照火息旋绿踪。苗涂更张雨，岁蹉漠事邻/刷骑病气秤春近，吱呜红杆窃窃……

　　前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许德民，从绘画的角度坚持抽象诗试验。“抽象诗的定义是：非语法、非逻辑、非经验的抽象字组构成形式。有三个层次：第一，非语法，诗中没有中国文字语言中的语法关系。不使用熟悉的词汇和词组。不涉及任何具体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超越现象和经验。第二，非理性、非逻辑、无主题。抽象诗不讲”道理“，没有主题也不传递理性的人文思想和哲理。只表现文字自身。有时，文字具有的逻辑惯性给人理性的想象，那是巧合，不是抽象诗的本意。第三，抽象字组，就是单个字的非语法、非词组、非经验的自由而有意味的组合。”

　　按照这样的诗美观念，“百家姓”就是一个很好的抽象范本了。作者要求我们放弃通常的接受标准，无条件接受“三非组合”，着眼纯字的形式本身，即字音比邻中的字意连线，比如“错明遇亮”“微星数蚕”“唐李代白”“鸟云看游”“野渊临流”“语枯心空”，类似这样“四字语”，让人眼睛为之一眨，是有点意思的，恍然之间，有一种古老成语复活的感觉。但是这样的几率，毕竟不是通篇都有，实际是很有限的，大部分实验品是如下面貌，显然是对能指与所指“任意性”原则的严重误解：

　　皮十品天/情关需/还注要/偶绝我/床寺扑/官五开离风/洞叛背口身/了时忘间钟/离是木降鼓/语手鸦白先/村红山寒阳/飞泓花古雨剑然/墨石生虽无天靖/茧衣苏浅梦非翼/树暮颜蓝等本声/即马子妃/计陷客丘/光典西/不力月/梅落孔/于严东

　　作为纯形式，偶尔玩点文字的奇穴怪窍，来点小刺激，未必不行。一俟野心蓬勃起来，企图开辟通天大道，恐怕要跫进死胡同的。

　　由于现代诗任性不羁的本性，导致底线过度放开，大牌诗人凭恃自己雄厚资本开通实验航道，以为每一次实验必定结出硕果；批评家出于尊重心理，顺随多而挑剔少，导致现代诗在超载变体上如入无人之境。现在，应该到了一个反思岔口。

　　再次重申：诗体形式至少在外在体式上是应该分行排列的，而内在形式处理上，如果硬要嵌入散文部分（如题记、题解、注释、说明文体之类的）也要注意分寸。如果大大溢出诗本惯常容量，最好奉劝他们自行脱离诗本队伍，另做他种文体经营而勿损诗誉。与其热衷跨体实验的“四不像”，不如在比例、权重上，更加坚持主体的诗本部分，坚持分行为主的外在形式，坚持诗句之间必要的紧张与约束关系。至于那些动不动就把严谨的“音形义”分离得遍地开花，唯“去魅”是瞻，更需有所收敛。任何再大的由头，都应时刻保持对诗美形式规范的敬畏，在各种潮流冲击下，守住现代诗的最低闸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诗歌审美接受研究》(14FZW005）阶段性成果

　　梅纾：《张曙光“僵尸诗歌”配得〈诗建设〉十万大洋》，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72307d0101fj15.html，2013.12.10。

　　烟雨红尘：《向“僵尸”开战》，http：//www.cc222.com/article/1154775.html，2013.12.13。

　　项兆斌：《十万诗奖岂能儿戏？》，《文学报》2014年1月2日。

　　鹰之：《中国诗歌奖评委亟需专业化培训》，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037f80102e418.html，2013年12月19日。

　　中国诗歌流派网《发现》专栏，http：//www.zgsglp.com/portal.php，2015年3月19日-3月31日。

　　陈先发：《黑池坝笔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木朵/子梵梅访谈：《一个苛刻的完美主义者的慎行》，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b2a6130100pu4z.html.2011，3.23。

　　互动百科：《梨花体》，http：//www.baike.com/wiki。

　　赵丽华：《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诗/画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第146页，第22页。

　　姜涛：《“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杨炼：《中国人为何将流亡当卖点》，腾讯文化访谈，http：//cul.qq.com/a/20140415/004038.htm，2014年4月15日。

　　许德民：《抽象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陈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