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文学通史》到“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

　　——陈骏涛口述历史（六）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写的文学史著作不少，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无疑是其中佼佼者，可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最好学术水平。作为当代文学编的编委，撰写了其中理论批评部分的四章约八万字，是陈骏涛老师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而陈老师参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负责编纂《当代小说欧美卷》和《当代小说日本大洋洲卷》共一百多万字，并负责撰写这两卷的序言，这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疆域，是他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又一贡献。

　　关键词：陈骏涛 重写文学史 《中华文学通史》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

　　参与编撰《中华文学通史》

　　陈墨（以下简称“问”）：1997年9月，您和张炯、邓绍基、樊骏几位合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出版，策划、编撰、写作、撰稿和约稿的过程如何？

　　陈骏涛（以下简称“答”）：首先应该说明一下，《中华文学通史》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人员为主体，集体编著的一部贯通中国古今的大型文学史著作，总共十卷，参加者众多，我只是当代文学编的编委和参写者之一，不是什么领衔人。所以你“采访提纲”中说的“和张炯、邓绍基、樊骏几个人合编”，是不确切的。领衔人应该是以总主编张炯、邓绍基、樊骏为首的一班人。那时候张炯是文学研究所所长，邓绍基a是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樊骏b是资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你的提问可能来自于我的“生平和学术记事”：“1997年9月，张炯、邓绍基、樊骏任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本人作为当代文学编的编委和撰稿者，撰写了其中理论批评部分的四章约八万字。”c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推论我是“合编人”云云。这样容易引起误解。

　　我简要地说说有关《通史》的一些情况吧。它起于先秦，一直到当代，除了有一个总编委会，还有三个分编委会，分别负责古代文学编、近现代文学编、当代文学编的编撰。古代文学编四卷，近现代文学编三卷，当代文学编也是三卷，总共十卷。

　　问：每个分卷有个小编委会？

　　答：对。当代文学卷的编委有十七个人，我只是其中一个。主编也是张炯本人兼的。

　　问：这是国家课题吗？

　　答：当然，是“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问：张炯只是当代编的主编吗？还是整个《通史》的总主编？

　　答：是总主编。张炯、邓绍基、樊骏三人联名总主编。同时，他还兼当代卷的主编。

　　问：您参与《通史》，做了哪些工作？

　　答：我就是写了当代文学卷理论批评部分的八万多字。理论批评部分的参写者还有白烨和陶国斌。陶国斌是所长助理兼总编委会副秘书长，做了许多组织工作，只写了一小部分，理论批评的主要撰写者是白烨和我。

　　问：编委是怎么分工的？您为什么没有写女性文学或者当代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分您去写理论批评呢？

　　答：可能其他部分有更合适的人选，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室，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根据需要嘛，我搞理论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的。

　　问：因为您对这一部分比较熟悉一些？

　　答：也可能吧。我就记得，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做这件事，挥汗如雨，干了三个月，7、8、9三个月。这三个月还真没白干。除了《通史》，还有一部《新中国文学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d，作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书，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这也是张炯主编的。这部书的文学理论批评版块，基本上也是采用《通史》的稿子。

　　问：《通史》有没有稿费？

　　答：当然有，那一年的记事本上我记得是三千二百五十元。《新中国文学五十年》也有稿费，但不记得是多少了，在记事本上没有找到。

　　问：三千二百五十元？那就是四十块钱一千字？

　　答：嗯，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三万多元。

　　问：您提到《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为什么会把《通史》的有关部分又拿去重出？

　　答：不是重出，是两个不同的本子。《通史》是按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这样的年代推进的史著结构，而《五十年》仅限于当代五十年，是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科学这样的板块结构。它们之间有关联，但不是一个模本。

　　问：跟那个《通史》是一样的，还是有所不同？

　　答：不是一样的，但有关联，不排除有的部分内容有重叠。

　　问：您看了《五十年》吗？您觉得怎么样？它跟《通史》的那一卷相比您更喜欢哪一个？

　　答：这两部书我都有，因为我是参写者，虽然没有通读过，但它的架构等我还是了解的。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本子，《通史》是通史，《五十年》是断代史。要说丰富，当然是《通史》更丰富，从字数来说，它就是《五十年》的两倍嘛，但《五十年》那样的本子也是需要的。各取所需吧。

　　问：有的就是需要简本，是吧？

　　答：对，需要简本，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两相情愿的事。实际上，后来，2003年的时候，张炯还主持搞了一套三卷本的《中华文学发展史》，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也是需要，是当时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陈辉平向我提出的，我就把这个意思跟张炯转达了。张炯本来要我跟他联名主编，但我觉得不太合适，就当了一名编委，张炯就把我挂为“执行编委”。这套书也有一百五十万字，主要也是张炯打造的，我不过是个助手罢了e。这也是需要，我看版权页上写的首印是五千册，不多也不少。可能后来还有加印的？这我就不清楚了。

　　问：您在《南方文坛》2000年第2期发表的《风雨历程五十载--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反思》，是《文学理论批评：世纪末的反思》的删节版吗？

　　答：对，没错。

　　问：是山东教育出版社和那个《通史》的节版？

　　答：应该说是山东教育出版社那个本子的节版，是《通史》那个本子的再节版。

　　问：这个多少字？

　　答：也就是一万三千多字。

　　问：是您自己删的吗？

　　答：当然，我自己压缩删改后，投给了《南方文坛》杂志，他们觉得合适就发表了。

　　问：您的散文《桥--记忆和感悟》，您好像很重视这篇文章？

　　答：这篇文章的背景，有点不是很清楚了，你让我想想……啊，想起来了，开始呢，是福建老家的一个刊物向我组稿，倒没说一定要写什么。

　　问：是《散文百家》，是吧？

　　答：不是，《散文百家》是河北的，这是后话，开头是福建的《家园》。我想了一下，就写了这篇东西，写我跟年轻人的交往，写了跟你、谭湘、陈晋、赵稀方四个人的交往。当时我不是还要你们每个人都写一篇嘛，合成一组，浩浩荡荡地在《家园》发出来了。后来谭湘说，这一组文章光在福建发不够，还应该在其他地方也发一下，扩大它的影响。她就拿到河北的《散文百家》也发表了。f《散文百家》是专业的散文类刊物，读者肯定比《家园》要多。有的人就是在《散文百家》上看到这组文章后给我打来电话表示赞赏的。

　　问：这是您写散文的开始，是吗？

　　答：开始吗？不，还要早些。所谓散文，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就有了，不过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随心所欲。90年代以后就逐渐多了起来，这跟年龄、心态都有关系。所以有人就说：陈老师，你也可以出一本散文集了。

　　问：现在我们换一个话题。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逝世，您在《新快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后来您又在《大公报》连载纪念文章，文章内容差不多吗？

　　答：不太一样，香港《大公报》是由于《新快报》登了以后，才向我要稿的。所以《大公报》那篇要比《新快报》丰富得多，字数也几乎多出了一倍。它是两天连载的嘛。《新快报》那篇大概只有三千多字，《大公报》那篇有七千多字。g

　　问：《新快报》怎么知道您跟钱先生有这段因缘呢？

　　答：那个人叫什么？我现在记忆力糟透了，忘了他叫什么，总之是一个老编辑，跟我年龄差不了多少，之前在广州开会的时候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去世以后，他打电话过来，要我写一篇文章。那时我正好也想写，就一拍即合了。

　　采编人杂记：

　　关于“重写文学史”

　　陈墨

　　参与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的编撰工作，作为当代文学编的编委，并撰写了其中理论批评部分的四章八万多字，是陈老师对中国文学的又一贡献。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项国家工程，是20世纪中国学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呼吁，要“重写文学史”。原因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新中国前三十年编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书，在文学观念、审美标准、评价方法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也严重不公。例如，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锺书等杰出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竟无一席之地。

　　只不过，呼吁很容易，真正“重写”却非易事，重写而且写好就更是难上加难。原因是，重写文学史，并非“把被历史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就成，更不能继续“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要创造新的文学历史的建构模型和叙事规范，进而对三千年来的中国作家作品及其文学活动等史实做仔细检阅和深度评述。

　　重写文学史，要恢复正常文学观念，即依据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文学是人学两条法则，建构论说标准，看起来不是难事；但要把这种标准落到实处，重构三千年中不同时代的文学历史现场，对三千年来浩如烟海的中国作家作品一一称量评述，那需要成千上万的文学学者的工作积累。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积累，更没有那么好的积累，没有多少作家作品真正得到过透彻的分析和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写的文学史著作还真不少，可以车载斗量。翻阅这些书，不免想到陈老师曾亲历过的“大学生编写文学史”式的学术大跃进。相比之下，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无疑是其中佼佼者，可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最好学术水平。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及其他

　　问：“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h是什么样的书系，您参与了哪些工作？

　　答：“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筹划出版的一套书系，发起人是郏宗培。郏宗培很早就开始搞留学生文学，他所在的上海《小说界》也是中国内地最早发表留学生文学作品的刊物。这次他们想搞一套比较全面的留学生文学选集，囊括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多个领域。因为我们俩早就相识，他就约我参加这项工作。全书共六卷，约三百万字，我负责编其中的两卷，即当代小说欧美卷和当代小说日本大洋洲卷，约一百一十万字，并且负责撰写这两卷的序言。我就约了文学研究所的李兆忠、王绯和作家出版社的杨葵，一起参加这项工作。

　　问：每卷的序言不一样吗？

　　答：我负责的这两卷序言是一样的。其他卷的序言分别由季羡林、萧乾、李子云、江曾培、郏宗培等人撰写。全书的主编是江曾培，副主编是郏宗培。

　　问：稿源从哪来？是在国内发的？还是在国外发的？

　　答：国内外的都有，主要是在国内发的。

　　问：以前您关注过留学生文学吗？

　　答：以前也看到过一些，充其量也就是比较关注吧，但谈不上有研究。这一次趁机又补了一课，梳理了一下，倒是颇有些收获。那篇序言我自觉也还写得差强人意，先后在上海《文汇报》和北京《文艺报》上发表过。i

　　问：选编对象是从於黎华、聂华苓那一代作家开始的吗？

　　答：不，於黎华、聂华苓基本上还是属于当代范畴的。实际上，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就有了留学生，从有留学生的时候起就有留学生文学。所以这套大系收的留学生文学作品远远超出了於黎华、聂华苓的范畴，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套完整的留学生文学大系。它在国外也有些影响。我就收到过澳大利亚--我的老乡、老同学许德政（沙予）给我挂的长途电话，他告诉我，我写的那篇序，在他们澳洲的一个什么报纸上也发表了。

　　问：您此前不知道这个事？

　　答：我不知道。

　　问：那岂不是他们盗版？

　　答：这恐怕不能算盗版，充其量也就是没有跟作者打招呼罢了，这种事太多了。不过，这倒是件好事，不仅给这套书做了宣传，也让我在澳洲亮了相。

　　问：华文报纸是吧？

　　答：是华文报纸。沙予还把这张报纸给我寄来了，我还保存着。

　　问：1999年10月，您和梁丽芳有一个对话，叫作“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发表于《北京文学》，这次对话的缘起是什么？

　　答：梁丽芳多次到中国来，跟我比较熟。她那年到中国来，正好住在中国作家协会招待所，她有意思跟我就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些问题交流意见，我就请当时在我名下当访问学者的朱育颖负责录音、记录、整理，这篇《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就是这样出笼的。一开头谈的就是“问卷·答卷”问题，也就是“断裂”论问题。j

　　问：她也知道“问卷”事件？

　　答：对，我事先跟她说过这件事。后来她就找来材料看了。她的观点跟我一致，好像我们圈子里的人的意见都是比较一致的。

　　问：梁丽芳平常在加拿大，她对大陆文学作品阅读量够吗？

　　答：那当然是有限的了，但是她确实很关心。我去加拿大访问的时候，参观过她家的书库，她的藏书很多，包括许多从大陆买来的书。我还没见过那么大的家庭书库，地下的那层全部是她的书，就跟一个小图书馆一样。她搞的那个《从“红卫兵”到作家》的访谈录k，在西方也是有影响的，对中国文坛的状况，她是了解的。

　　问：她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即时阅读量，信息从哪来？怎么对话呢？

　　答：她的信息渠道还是畅通的。她几乎每年都来，来了都要找我，从聊的话题来看，她读过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还真是不少。她现在还在做一个美国出版社的约稿，也是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

　　问：《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对话的主题是什么？

　　答：话题从“断裂”论开始。第一个谈的是“历史感”问题，就是“对一个作家来说，历史感是不可缺少的”。梁丽芳也认为，“断裂”论者是“反历史”的。第二个谈的是开拓写作资源的问题，就是“年轻作家应该注意开拓自己的写作资源”。第三个谈到了所谓“世纪末华丽的空衣架”。这个话题是由我提出的，当时我正好读到了刘剑梅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预言的溃败：世纪末华丽的空衣架》，我虽然觉得刘剑梅的意见显得苛刻一些，但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梁丽芳却有些不同的看法。第四个谈我们所喜欢的作家，梁丽芳谈到了迟子建、叶广芩、王安忆几个女作家，谈到叶广芩的时候，她特别兴奋，说“我要等的就是像她这样厚实的作家”。

　　还谈到了其他不少问题。比如“有一类评论文章读起来太拗口太累人”，导因于评论者对外国进口名词术语的生搬硬套；还有，“知青作家应该反思自己的历史角色”“伟大的作品来自于一种深沉的思想的支撑”，等等，都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问：对话的主题是事前商量好的呢，还是临时说的？

　　答：事先大体上沟通过，大家都做了些准备，主要靠现场发挥，朱育颖整理出来后我又做了一些修订补充。

　　问：2001年初，您在《东方文化》第1期发表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评议》，这篇文章写作的缘起是什么？

　　答：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表达了我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看法。就像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当时文坛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说什么的都有，抨击、挖苦者不在少数，这几乎成为当年文坛上的一种时尚。有的持文学批评“缺席”论，说学院派批评家“胜利大逃亡了”；有的认为文学批评“商业化”了，沾染了铜臭和陋习；有的干脆说文学批评正在“走向终结”，它事实上已经被文化批评所代替。我不同意这些论断。我认为，抨击挖苦和轻率否定，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所做的就是企图从历史的发展中勾勒出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轮廓，并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提出一些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所以当时有人说，我是在“保卫90年代的文学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是摆事实讲道理的。

　　问：文章是《东方文化》的约稿，还是您的投稿？

　　答：哦，这个过程是这样的。2000年，香港有一个叫作“90年代文学和文化学术讨论会”的会议，他们邀请我参加，我本来是准备去的，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当时参会的论文都已经基本上成形了，这时正好广东的一家杂志《东方文化》向我约稿，我就把这篇东西搞出来给了《东方文化》。2000年5月成稿，10月改定后发给他们，正好赶上2001年《东方文化》第1期。

　　问：2001年5月，您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聘请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文学学科现当代文学分支副主编，主要工作职责是什么？您记得吗？

　　答：大体记得。副主编，实际上是全面负责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的编撰工作，是这套书的执行人。现当代文学分支的主编是张炯，张炯当时是文学所所长，工作头绪很多，就邀请我当这个副主编，协助他具体掌管这部分的工作。后来，这套书出版以后，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盛大的表彰会，还给我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

　　问：您做了哪些工作呢？

　　答：从拟定条目，到选定撰写人，写完以后审编，然后交张炯过目定稿后交出版社。我经历了整个工作流程。文学所参编的人员和所外参编的人员大致各半，总共有近三十人。一应大小事宜我都得顾及，工作量应该是很大的。

　　问：一共有多少个条目？您负责的，还记得吗？

　　答：根据我保存下来的一份文件记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的条目一共是三百二十五条，其中有一百六十四条是新增加的，新增的近一半。

　　问：总篇幅是多少？

　　答：这个就得经过查考了，而我手边又没有这套书--没有给我这套书，要上图书馆查，很费劲的。

　　问：您跟张炯老师有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吗？

　　答：没有。应该说，我们俩配合得还是很好的。张炯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宽以待人，从来不以势压人。我们之间，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现在想想，我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我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啊！不管做得怎么样，总还是尽心尽力去做了。

　　问：是啊，“跨世纪文丛”“红辣椒女性文丛”“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中国文学通典》《中华文学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

　　答：真是不可想象。这跟我遇见的一些好人有很大关系。像邓绍基、张炯这样的好人，多难得啊。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老总和责任编辑，以及书业界的几位朋友……我至今都很感念与他们相处共事的日子……

　　问：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请您作序《追寻“知青人”的精神家园》，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您参加策划了吗？

　　答：《中国知青部落》分三部：《知青大逃亡》《青年流放者》和《暗夜舞蹈》，前后历经十二年。这部长篇的北京研讨会确实是我组织的，时间大概是2001年下半年。当然，这话还得从我与郭小东的交往说起。我与郭小东认识比较早，上世纪80年代初在厦门开方法论讨论会的时候，他也来参会了，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会面。他是老知青，也是当年比较知名的知青作家。他最初在海南岛，后来才到了广州，还在深圳参与创办了一所“朝之阳实验学校”。有一年我去广东出差的时候，他还请我去学校参观过，并且给学生讲过课。对《中国知青部落》，我是一个跟踪阅读者，1994年第二部《青年流放者》出版的时候，我曾与郭小东有过一个长篇对话，这篇对话当年《作家报》曾以近两版的篇幅全文发表。所以我给他的《中国知青部落》写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之前，大概1988年吧，我也曾给他的一部评论集《诸神的合唱》写过序。

　　问：您看的是书稿吗？

　　答：头两部看的是正式出版的书，第三部看的是他从电脑上给我传来的稿子，那时候在电脑上看东西还不太习惯，觉得很吃力，但还是看完了。郭小东是有深重“知青情结”的人，他这三部书的写作虽然历经十二年，但文气还是贯通的。是他提出希望在北京组织一个研讨会的，我就帮他组织了，请了一些评论家、作家，还有《文艺报》《文艺研究》等媒体的记者参会。到会的人不少。对他的这部小说大家都是肯定的，当然也提了一些意见。

　　采编人杂记：

　　关于“汉语言文学”

　　陈墨

　　陈老师参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负责编纂《当代小说欧美卷》和《当代小说日本大洋洲卷》，共约一百一十万字，并且负责撰写这两卷的序言，是他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又一贡献：拓展了“中国文学”疆域。

　　用引号说“中国文学”，是因为这个概念需要专门界定。中国文学，过去是专指中国大陆的文学；若考虑到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就只能叫“大中国文学”或“大中华文学”；可是，西欧、北美、澳洲、日本和非洲的华人文学呢？总不能也叫“大中华文学”吧？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在留学生文学前面加上“中国”二字，这是一种处理方式，但这一概念恐怕不能包含长期在海外生活的新老移民，他们的文学活动如何命名？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的文学又应该如何命名？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叫“华人文学”，听起来不错，但有些华人如在美国的哈金，他是用英语创作的，叫“华人文学”就不太贴切了。叫“华文文学”，听起来也不错，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上百种语言和数十种文字，相比之下，恐怕还是“汉语言文学”这个概念更为准确，确实，只有汉语言文学这个概念，才能包含当今世界上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

　　这样说，看似有点矫情，但它将促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家郑重注意全世界各地汉语文学的不同形质和风貌，并为此建立新的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标准。有了汉语言文学的新标准，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能真正地重估，那时候再“重写”中国文学史，肯定会更难，但可能会更好。

　　a邓绍基（1933-2013），江苏常熟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戏曲研究家，有《古代戏曲评论集》《邓绍基论文集》等多种论著问世。在他逝世一周年时陈骏涛写有《追怀邓绍基先生》一文。

　　b樊骏（1930-20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学者，有多种论著和编著出版。陈骏涛写有《一位纯粹、清正、孤直的学者--怀念樊骏先生》一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1913年3月8日。

　　c见《这一片人文风景》一书的“附录：陈骏涛生平和学术记事”。

　　d《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张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其中《文学理论批评：世纪末的反思》板块由陈骏涛撰写。

　　e《中华文学发展史》，分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卷，张炯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f这组文章除了陈骏涛的《桥--记忆和感悟》外，还有谭湘的《城市徜徉》，陈晋的《我心如弧》，陈墨的《走入师门》，赵稀方的《感悟生命》，先后发表于《家园》1998年第2期和《散文百家》1998年7月号。

　　g这两篇关于钱锺书先生的纪念文章，分别是：《同室共事，朝夕相伴--和钱锺书在干校的日子》，刊登于广州《新快报·生活副刊》1998年12月26日，《和钱锺书先生在干校的日子》，刊登于香港《大公报》1999年3月25-26日。

　　h“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全六卷，包括近现代小说卷、近现代散文纪实文学卷、当代小说欧美卷、当代小说日本大洋洲卷、当代小说台港地区卷、当代散文纪实文学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

　　i指《文汇报·文艺百家》1999年5月8日《追溯留学生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文艺报》10月12日《漫说留学生文学的发展轨迹》。

　　j“问卷·答卷”，指前文所说的作家韩东、朱文发起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调查问卷，即《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

　　k《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梁丽芳著，台湾万象图书股份公司出版1993年版。

　　陈骏涛 陈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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