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写作与农村社会转型

　　--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之《后土》略论

　　叶炜《后土》尝试一种新的乡土写作，通过新农民形象来探讨乡村新伦理叙事与农村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小说在中国社会基层经济政治生活场景中铺展开来，宗族、伦理、情感的诸多问题一一呈现在乡人的家长里短和婚丧嫁娶中。在新一代中国农民的眼中，苏北鲁南农村生活呈现出纠葛中的和解与平静中的嬗变。中国新农村和新农民正在被建构，这种新现象一方面被阐释、解读甚至于质疑，另一方面又成为当下无法回避的现实。叶炜《后土》现在时地提供了中国新乡土社会的场景及其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着建构新乡土的某种思路和模式，中国新乡土的伦理秩序建构也在求新求变中日益显示出时代紧迫性。

　　一

　　新千年之后，中国农村的时代新人还存在吗？面对日渐坍塌的乡土社会和乡村伦理，我们更多将对于农村社会的认知放到城市，城市中的打工者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同时留守儿童和老人成为固定的乡土人物原型。然而新农村中需要时代新人，从当代生活自身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致富能人、万元户、暴发户、包工头……这些人物伴随着中国农村转型的过程一直存在着，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基层的政治经济生活，乡土伦理的嬗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些时代人物休戚相关。《后土》正是在这样一个视点上去描述当下中国农村中的时代新人，作者塑造了刘青松和唐东风两个农村基层干部，通过这两个农村基层的干部形象，试图构建新农民在中国变革乡土中的个体身份合法性。刘青松无疑是带着浓厚传统品质的中国农民：仗义、善良、正直、公道，有能力又肯帮助别人，是个仁义的能人。而唐东风的性格则更为复杂，也更加贴近现实人物的性格逻辑：利人的事情需先利己，功利主义色彩中又夹杂着某种适度的节制与平衡，是农村生活中会算计的能人。这两个人物都有着改变农村现实的愿望，且能够在实际行动中将愿望一点点实践，扎扎实实干事业的确是这两个农村基层干部最本色的特征。在一地鸡毛的乡土常态生存中，一桩桩鸡零狗碎的小事就是刘、唐二人苦心经营的人生和事业。《后土》试图用时代新人的行动来回答中国农村现实情境中人的日常困境，以及人们在波澜不惊的日常中对于生活本身的困惑，作者也有意识地用新乡土伦理的合法性来成就新农村的中国梦想。因此，《后土》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依然有着最为基本的运行秩序，小说中的基层干部代表着农村的一代新人，这些人看到中国农村巨变的机遇和挑战，仍然表达了中国农民在广阔农村有所作为的理想和勇气。但是这些农民已经不带有任何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以一种更为务实甚至于实用主义的理念去做一番事业。由此刘青松们不再具有典型化人物的高大全，甚至于也无法具备道德伦理的高度，但是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人性的真实性，同时也赋予了当下农村进入工业化时代某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

　　二

　　麻庄无论怎样变，在刘青松眼里都必须有着土地爷的庇护。小说开篇就叙述了土地爷对于麻庄历史的重要性，也暗喻着土地对于中国乡土的根性。作品中多次叙述土地庙，用细节刻画了刘青松和土地爷的交流，刘青松在时代快节奏的奔跑前行中，时时又瞻前顾后地回溯乡俗和宗教信仰，小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了这个村干部社会伦理的深度和文化的根性。正是守着这样一个重心，刘青松才会比唐东风更稳健，也更加符合中国伦理中对于“善”的要求。商品经济功利主义日渐杀死了乡土田园和古典牧歌式的审美情趣，随着这种审美的式微，分崩离析中的乡土伦理让乡人们的灵魂无所皈依，土地庙成为麻庄人精神最后的避难所。在王忠厚和李麻子的丧事上，刘青松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的斗争，是自己没事找事，人和人斗往往是两败俱伤。在一个不再为日常物质生存争斗的年代，中国农村自身所产生的哀痛和悲伤往往来自于农民自身，来自于数千年农业文明因循中的守旧、愚昧和盲目。当所有的争斗带来伤害性后果的时候，乡土中的农民依然无法找到可以安放身心的地方。由此可以理解小说“后土”的意象：土地崇拜和信仰是乡土生存的根本和重心，在求新求变的乡土转型中，作者依然希望乡土社会的人们能够把持自身的文化根性，转型巨变中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顺应二十四节气的自然运行。

　　小说立足于土地庙的文化根性，一方面体现出主人公对于传统的回顾与呵护，而另一方面刘青松和乡人对于土地神的复魅与膜拜却没有经历现代启蒙精神的浸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时代新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与危机。《后土》所描写的新农民站在巨变的乡土上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无声的转型中，当下农村已经深深烙上了经济利益、资本运营和功利主义印记。在乡土社会的转型时期，由无数个麻庄构成的中国东南部乡土无疑存在着巨大的精神隐忧。麻庄人对于土地神是敬畏的，土地神成为一个遥远的隐喻，而真正能够直击乡土社会文化深层的现代文明依然在广大的农村生活中相当贫乏。

　　三

　　叶炜的写作在“70后”一代作家中是较为独特的，他关注中国的乡土社会，在城市化过程中，将笔力集中到苏北鲁南的一个小村庄，用一种过滤后的温情叙事来摹写新的乡土经验。同时叶炜又有着“70后”作家共同的写作倾向--关注日常性。《后土》描写了苏北鲁南乡土社会碎片化的日常生存，一个个小人物的悲喜剧上演又谢幕，乡人生活平庸而琐碎，正是这种碎片化的平庸让乡土既安静又哀伤。他笔下的麻庄几乎可以代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多数的乡土社会，小说中的农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饥饿、贫穷和瘟疫不再是乡村生活的重心。在这样的土地上，物质的匮乏不再以饥饿的面目出现，乡人们为了获取更多财富而活着。农村生活在去饥饿化、去革命化的同时似乎也消解了生活的崇高感和价值诉求。乡人们在赚钱的同时，急需解决情感与伦理生活的现代合法性问题。由此麻庄生活的碎片化与失重感无疑是《后土》表层意蕴下潜藏的暗流，新农村新乡土的精神生活依旧没有更多可以依附的内容与形式。由此，中国当下乡土生活告别惯常的革命、阶级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于也没有分产承包制的激情。在取消了实行千年的农业税之后，中国乡土真的在经历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日渐式微，与传统渐行渐远；同时中国农村也终于平静下来，进行着艰难的精神蜕变。这种精神转型在小说中体现在对于文化根性的自觉意识，作者饱含感情地摹写当下乡村现实生活的新旧杂糅，把握复杂的宗族邻里关系，熟悉且权宜通变地处理熟人社会的冲突纠纷，等等。作者和刘青松一起在乡土社会的变与不变中寻求某种平衡与突破。例如在对待王远的态度和策略上，刘、唐二人有着政治经济利益上的考量，但是最终却在人性和伦理的层面解决了矛盾。如意、孟疯子、王傻子这样的人物在当下农村依然有着日常的悲剧性，熟人社会的人情冷暖和宗族姻亲关系中的温情与冷漠，这些都在乡村风俗画中走向新的和解与认同。作者没有刻意描写乡土伦理坍塌过程的悲惨与伤痛，而是在日常人伦风俗景观中试图重建乡土社会的新伦理和新风俗。人的命运悲剧在悄然转变成人的性格和能力的悲剧，日常性的悲伤替代了历史或革命带来的悲痛。由此，在渐进的风俗伦理层面上，乡土社会的改良与重建似乎有着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

　　四

　　中国农村和农民是中国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变革最重要的问题。作者关注中国乡土社会，关注代表着中国半数以上农民群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中探讨从熟人社会中日渐出走的中国农民和他们的梦想与奋斗。这种新乡土叙事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当下性和文学史意义。

　　叶炜长篇小说《后土》在日常性和碎片化的乡土叙事中呈现出当下中国东南部乡土社会的社会风俗画。他笔下的时代新农民以个体的方式参与时代变革，一地鸡毛的乡村日常生存景观却反映出一个时代农民普遍性的命运特征--平面同质的温饱生活，贫乏困惑的精神状态，物质与伦理生活的悖谬与矛盾……这是一个无声却充满巨变的时代，时代是宏大的，农民个体被时代裹挟着顺流而下，在毫无选择的同时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转型的巨变中。新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式微，由此小说通过塑造新农村中的时代新人，试图赋予当下乡土以新价值和新意义。尽管如此，中国当下乡土群体性精神生活大多是前现代意义上传统伦理的延续，麻庄依然因袭着乡土社会人伦法则和土地神的想象与隐喻。小说结尾的“投资”意味着麻庄从前现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不可逆转，在刘、唐及其后代的带领下，麻庄向着不可知的未来一路走去。中国农村变革在全球资本运作中，已经开始了自身现代工商业化的缓慢蜕变，现代性的双面利刃也开始以“变化”的名义侵入中国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长篇小说《后土》无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原了当下乡土社会的历史真实性，且在日常性的夹缝中透露出对于农村“中国梦”和美善生活的建构性努力。

　　郭艳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