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的鲁迅，真实的传记

　　--我如何写《搏击暗夜--鲁迅传》（上）

　　摘要：

　　本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认为为鲁迅立传需处理好五方面的关系：一，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关系；二，鲁迅跟他同时代人的关系；三，历次论争中鲁迅与其论敌的关系；四，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关系；五，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关键词：鲁迅 传记 “知人论世”

　　研究一位作家，当然首先要研究他创作的文本，但同时也要了解他的生平和他生活的时代，这样才能做到“知人论世”，从而更准确地解读其文本。研究鲁迅的路径同样如此。

　　为鲁迅立传，就应该写出鲁迅的本色，为读者塑造一个的确存在过的真实鲁迅。那么，何谓“本色”，究竟能不能再现一个“真实”的鲁迅？

　　我认为，本色就是指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独立的存在，具有自身不变的性质。

　　鲁迅自幼喜爱美术，所以对色彩很敏感，对色彩的描写很准确。比如鲁迅谈司徒乔的画：“深红和钳碧的栋宇，白石的栏杆，金的佛像……紫糖色脸……”他使用“粉面朱唇”四个字描写绍兴戏里的女吊（女吊死鬼），石灰色的脸，红彤彤的嘴唇，女吊的外貌特征顿时就刻印在读者的心版上了。

　　那么，用什么颜色形容鲁迅的本色较为妥帖呢？我认为是红色与黑色。“红”象征鲁迅那种火焰般的创作激情，相当于冰谷中那团珊瑚色的死火，相当于地壳深层里的地火，“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野草·题辞》）。“黑”象征鲁迅冷峻的性格，坚毅的精神，复仇的意志。鲁迅的新编历史小说《铸剑》，写楚王杀死了铸造干将莫邪剑的工匠，工匠之子眉间赤势单力薄为父报仇。有一位行侠仗义的黑色人，长得黑瘦，须眉头发都黑，穿一身青衣，背一个青包裹。他砍下自己的头，帮助眉间赤的头将大王的头咬得眼歪鼻塌，满脸鳞伤，直至断气。黑色人自称“宴之敖者”，这正是鲁迅的笔名，也是鲁迅自身形象的艺术写照。我认为这种理解大抵不错。鲁迅挚友许寿裳指出，鲁迅“冷静与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心中博爱，自任以天下为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许寿裳建议将鲁迅的《阿Q正传》和《祝福》比照对看，就能发现鲁迅冷热相融的特质。

　　再谈谈我对“真实”的理解。真是伪的对立面，所以古训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正因为真反映的是人的本色，所以古代又把人物肖像称之为“写真”。“实”，也就是实际，实在，诚实，指真实存在的事物或情况。

　　但是东西方都有一种相对主义观念，表现在否定事物的客观性、稳定性，片面强调其变动性、不稳定性。在中国，老子和庄子的辩证思想中也包含了相对主义的因素。庄子认为诸子百家的学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意思是：由于时间、空间和所受教育环境的限制，人都具有其主观片面性。我们无法跟夏天的虫子谈冰雪，因为夏虫受到时间季节的限制；无法跟井底的青蛙谈大海的辽阔，因为青蛙受到所处空间的限制；无法跟那些思想偏颇的知识分子谈真理，因为他们受到教育环境的束缚。他们自以为是，把自己的看法当成正确，把别人的看法当成谬误。在庄子看来，要辩论出一个是非，那是对真理的全面性的歪曲。西方哲学史上也有以赫胥黎、休谟、康德等人为代表的“不可知论”，到了上世纪60年代，更出现了相对主义哲学和相对主义史学。

　　我认为，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不存在不可认识的事物。同一事物有相对和绝对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属性。相对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有限的；绝对是无条件的、永恒的、无限的。任何事物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这两方面不可分割，是辩证的统一。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并通过无数相对体现出来，在相对中有绝对。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具体到鲁迅这个历史人物而言，他肯定是可以认识的，但又不是任何人能够一次性地穷尽他的本质，而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本质不完全地、近似地、有条件地、相对正确地反映，逐步逼近他的本质。

　　从鲁迅本人的作品来看，他是反对相对主义的。1935年秋，魏金枝先生在《芒种》第8期发表了一篇《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认为是非难定，爱憎也就为难。有似是而非，也有非中之是。据物理学说，地球上的无论如何的黑暗中，总有X分之一的光。但在鲁迅看来，似是而非总体上就是“非”，而非中的是其实就是“是”。尽管黑暗中总有X分之一的光，但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

　　鲁迅《故事新编》中有一个独幕剧，叫《起死》，就是借庄子的形象来批判相对主义和无是非观。剧中的庄子经过一片荒地，捡到一个五百年前的骷髅，便请主管人生死寿命的司命大神让它还魂。结果骷髅变成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乡下汉子，一丝不挂。汉子说他姓杨，小名杨大，学名必荣。他向庄子要衣服、包裹和伞，因为他出门时原来带了这些东西。庄子是主张相对主义的，便说：“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不能说没有衣服对，也不能说有衣服对。”汉子认为庄子说的是屁话，揪住庄子剥他的道袍，急得庄子赶紧报警。可见有衣服还是比没有衣服好，人还是应该穿衣服的。所以，凡事物都有其本色，真实也是可以逐步揭示的。否则，我们为历史人物立传，就成了信口开河，随意着墨，从而也就失去了传记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生前写过两篇自传：一篇叫《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涉传部分不足千字。从题目可知，这是应《阿Q正传》俄文译本的译者王希礼(B·A·Vassiliev)之约而写的。这篇自叙传略写于1925年，所以对鲁迅生平的简介也就止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另一篇自传写于1934年，不足九百字，对生平的介绍止于1927年。当时美国人伊罗生编译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选收了鲁迅作品，书名为《草鞋脚》，需要入选作家的小传，鲁迅就写了这一篇。这两份自传在史料上当然极具权威性，但毕竟文字太短，满足不了读者全面了解鲁迅生平的需求。

　　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鲁迅传记，应该是日本人小田嶽夫的《鲁迅传》，原由日本筑摩书房社出版，上世纪40年代翻译为中文，在长春、上海、北平等地出售。这本书写于日本侵华时期，有一些日本军国主义的偏见，所以鲁迅夫人许广平很不满意。直到1948年，王士菁的《鲁迅传》才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后多次重印或修订再版。许广平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鲁迅传，比较客观，值得一看；缺点是征引鲁迅著作的原文过多，而这些引文又极容易看到。后来王士菁接受了许广平先生的意见，对引文做了大量删削。自王士菁的《鲁迅传》问世之后，有关鲁迅的传记大约有五十种，其中包括合传、评传、图传，乃至小说体或戏剧体传的鲁迅。

　　在已出的这些传记中，哪一本奇峰突起、最值得推荐，又有谁是撰写鲁迅传的不二人选呢？这个问题我还真回答不了。老实讲，其他人写的鲁迅传我没有一本从头到尾认真读过，大部分连手都没碰过。这跟文人相轻、妄自尊大没有关系。鸡不觅食就无法下蛋，蜂不采花就不能酿蜜，我不是一条光会吐丝而不吃桑叶的蚕。只因一直有写鲁迅传的野心，所以其他同行写的鲁迅传我有意不看，目的是避免有意无意的重复。相关的史料我当然是一定要看的。

　　要写好鲁迅传，首先要对鲁迅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总体把握，也就是要正确回答“鲁迅是谁”的问题。在我的学生时代，这完全不成其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有十分明确的定位：“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但近三十多年以来，对于上述定位的质疑之声时起时伏。我坦率承认，我研究鲁迅从刚开始直至今日，一直从这三个方面把握鲁迅的本质，从来没有动摇过。我认为，对鲁迅的质疑，只要是出于纯正的学术动机，都是一件好事，反映了当今言路的扩展，政治环境的日趋宽裕。至于对不对则是另一回事。

　　其实，对于“鲁迅是谁”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前就有人做出了种种回答。我手头有一部《鲁迅先生纪念集》，是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会编辑出版的，收集了鲁迅去世之后中外报刊发表的悼文、函电和挽联，基调是对鲁迅的颂扬和缅怀。

　　这本纪念集的众多读者首先众口一词地肯定了鲁迅作为伟大文学家的存在，认为他的创作既吸收了西方文明，又保留了东方特质。蔡元培在《记鲁迅先生轶事》中指出：“鲁迅先生去世，是现代文学界大损失，不但外国人这样说，就是日本与苏俄的文人也这样说，可说是异口同声了。”周作人将鲁迅的文学贡献分为研究和创作两个部分：研究部分包括了辑校古籍，搜集汉画石刻，撰写《中国小说史》等学术专著；创作部分包括了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周作人认为鲁迅创作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特之处。极具原创性，这是周作人对鲁迅创作成就的最高评价。1936年10月2日，茅盾带了一位美国记者格兰尼奇到鲁迅家摄影。离开鲁迅寓所，格兰尼奇十分动情地对茅盾说：“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日本评论家新居格指出：“《阿Q正传》不仅是普罗文学，而且是更深广透彻人性根底的文学”。新居格还指出，鲁迅不仅是中国作家群峰中的高峰，而且是国际的大文学家。

　　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思想家。这本纪念集收录了王瑶的《悼鲁迅先生》一文。他认为把鲁迅仅仅视为一位文人是歪曲了鲁迅，至少也是不了解鲁迅。日本评论界也认为，鲁迅之所以在中国文坛占有最高位置正是因为他具有的思想，他对于政治情势的远见卓识，不是其他作家可以企及的。

　　鲁迅思想是一种资源性质的思想。2016年2月12日，著名艺术家阎肃以八十六岁高龄去世。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阎肃创作了千余件作品，《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即是代表作之一。阎肃生前说，《西游记》的音乐编辑王文华找他写这首歌的歌词，说此前找了好几个人写，导演杨洁都不满意。开头几句写得很顺：“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下面就卡壳了。他在屋里踱步，走来走去，准备高考的儿子烦了，说“来回走什么呀？你看地面上都走出一条道来了”，这句话如醍醐灌顶，让阎肃想起了鲁迅《故乡》的结尾那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他说对呀，路在哪里？路在脚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阎肃说，他站在巨人肩上看世界，一下子就看得远了。所以鲁迅就是这种精神资源性的作家。

　　1998年，我为开明出版社编了一套《鲁迅锦言集》，共六册，分别收录了鲁迅谈人生，谈人物，谈文化，谈中国人，谈中国社会，以及辩证谈问题的“锦言”。所谓“锦言”，是指鲁迅作品中那些充满睿智、富于哲理的语言，是精品中的精粹，宝藏中的瑰宝。仅此一套书，就能反映出鲁迅思想的深刻和广泛。现已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中，有《鲁迅的教育思想》《鲁迅的哲学思想》《鲁迅的文学思想》《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的法律思想》《鲁迅的历史观》，等等，可见，称鲁迅为思想家并非溢美之词。

　　当然，鲁迅有些想法乍听起来让人感到奇怪，但实际上别有内涵值得品味。比如，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有园林，杭州有西湖，但鲁迅偏不喜欢西湖，甚至说“西湖是应该填掉的”（萧军：《十月十五日》，《鲁迅先生纪念集》，第76页）。那原因并不是否定西湖的自然美，而是每年春夏之交，总有一些穿长衫摇折扇的“名士”们在湖边摇来摆去，故作风雅状，让鲁迅感到难受。西湖边有十个著名景点，号称“西湖十景”，其中之一是“雷峰夕照”。雷峰塔是一座古建筑，但鲁迅却公开撰文希望它彻底倒掉。这也不是鲁迅主张破坏文物，而是因为传说中白娘子被压在塔底下，成了中国妇女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象征，所以鲁迅期盼着雷峰塔早日倒塌。

　　除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鲁迅是不是还可以称之为革命家呢？在这本纪念集中，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就是侧重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角度评价鲁迅，指出他是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因而才成就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伟大业绩；他是伟大的革命家，从而才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向。鲁迅的生命史就是一部“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的战斗史。他的斗争对象，对内是封建余孽，对外是帝国主义。革命有不同战线，鲁迅是在思想文化战线战斗。他有对革命的独特理解，也有其独特的战斗方式。

　　作为一位革命家，鲁迅对中国的政治革命持有什么看法呢？1933年至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多次访问鲁迅，准备跟姚克合作，把《阿Q正传》翻译成英文。因为《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他们就谈到了革命这个敏感的问题。斯诺问：“你认为俄国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鲁迅的回答是：“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鲁迅印象记》，见《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

　　在《鲁迅先生纪念集》中，从“三家”的角度全面评价鲁迅的是萧三。在《反对对于鲁迅的侮辱》一文中，萧三一开头就写道：“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者，而且是有权威的思想者和英勇的民族革命斗士--这是无论他的友和敌都不能否认的。”萧三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和友人。他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1940年1月。也就是说，萧三对鲁迅“三家”的评价虽然没有毛泽东论述得全面深刻，但却比毛泽东要早三年多。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不是根据他有没有提供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某些东西，而主要是根据他比他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比如评价鲁迅，我们不能抱怨他为什么没有预言苏联的解体，为什么没有预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为什么没有直接回答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因为在鲁迅生前苏联还是一个成立不到二十年的年轻共和国，而社会主义阵营直到他去世九年之后才开始形成。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那更是鲁迅去世四十三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我们不能因此否定鲁迅作为革命家的存在。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破坏性创新”，或者叫“颠覆性创新”。比如数码相机颠覆了胶卷相机，激光光盘取代了录音带，液晶电视机取代了显像管电视机。但是，要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搞创新，情况就比较复杂。我们既不能邯郸学步，墨守成规，又不能因人废言，简单地否定前人。1932年4月29日，鲁迅整理完自己的著译书目，写了一篇附记。他说：“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为个人之力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地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对于鲁迅，我们不能光去做那种抹杀、颠覆的工作，也应该潜下心来做认真的研究，做出科学的评价。

　　不同人撰写鲁迅传，都应该体现自己的特色，这样才可能产生互补性。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从来没有幻想单靠写一部传就能立下“空前绝后的大勋业”。我把我写的这部鲁迅传定位为普及性读物，以真实可靠和通俗可读为特色，可以推荐给文学青年和高校文科学生做学习鲁迅的入门书。我不认为普及可以等同于肤浅，可以等同于没有学术性。相反，我断言，学术肤浅之人，绝不可能写出成功的普及性读物。

　　为了写好这部鲁迅传，我对如何处理好以下五方面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思考：一，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关系；二，鲁迅跟他同时代人的关系；三，历次论争中鲁迅与其论敌的关系；四，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关系；五，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我理解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自己发现的新资料，具有独家首发的性质，“第二手资料”是利用和援引他人发现和整理的资料。史料一经公开披露，就成了社会公器。在鲁迅研究园圃中，鲁迅研究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是一个成果至为丰硕且获得公认的领域。早就有学者说过，鉴于鲁迅研究资料业已大体齐备，今后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现足以导致研究界对鲁迅做出颠覆性的评价，至多不过能够丰富鲁迅研究的内容而已。所以，一本成功的传记，既要吸纳前人优秀的学术成果，又要有原创性的观点和新挖掘的史料。我多次讲过，无法要求一本书字字出彩、章章见新，从头到尾讲述的前所未闻的事情。任何一本书，如果能有三分新意，就说明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进展，因而就应该在学术之林有立足之地。

　　我这本书是前两年断断续续写成的，虽然不足三十万字，但也有我近半个世纪以来学习鲁迅的知识积累。比如这本传记第六章《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记述1912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北京的生活。对于这一段历史我就进行过长期的独立研究。早在三十八年前，即1978年，我就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在北京》。早在三十五年前，我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广平的一生》--这是关于许广平的第一部完整传记，写序的就是周海婴先生。三十三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卷本《鲁迅年谱》，我就是年谱中北京时期的主要执笔者和定稿人。鲁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四年中，有两件事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一件是1923年7月跟二弟周作人失和，另一件是1925年10月跟学生许广平恋爱。对于“失和”一事，周氏三兄弟都讳莫如深，但在社会上却有不少传闻。直到前些年，海外还发表了周作人儿子周丰一的信件，说他的舅舅羽太重九目睹了鲁迅跟他姐姐羽太信子在塌塌米上滚床单的一幕。我随即写了一篇《流言应止于智者》，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用史料证明1923年羽太重九远在日本，根本无法了解在北京八道湾发生的家庭纠纷。我在这本传记中列举了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不同说法，结论是问题出在周作人的日本太太身上。证据之一就是香港的赵聪写过一本《五四文坛点滴》，认为周氏兄弟失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致香港鲍耀明的信中承认赵聪的说法“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去事实不远”。有了周作人本人的肯定，其他局外人就很难置喙了。周作人用《伤逝》为篇名翻译罗马诗人的作品，鲁迅用《伤逝》为篇名撰写小说，篇名中隐含了对兄弟情谊断绝的伤感，也是我的一个发现。

　　关于鲁迅跟许广平的婚恋过程，我也认真进行过长时间的考证，因为他们年龄毕竟相差十八岁。我开始不理解，许广平为什么会一开始就爱上一个成熟型、师长型的“大叔”。她的青春是在激情飞扬的“五四”时代度过的，她在青春期难道就没有浪漫情怀和情感经历吗？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读到许广平的一篇散文，题为《新年》，发表于1940年1月10日《上海妇女》杂志第4卷第2期，文章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好奇。许广平写道：“到了第十八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都早已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的怆痛，就像患骨节酸痛者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霞”是许广平的小名，家里人也都叫她“霞姑”，那么文章中提到的“辉”应该是许广平生活中一个刻骨铭心的人。许广平写这篇怀念文章的时候，这位“辉”已经去世十八年了；也就是说，“辉”去世那年应该是1922年；那一年，许广平刚考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女师大。这十八年以来，每逢“辉”的祭日，许广平都会深情地在心中悼念他，就像一个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每遇到气候不好的时候都会感到锥心的酸痛一样。

　　为了解开许广平与这位“辉”的关系之谜，我走访了许广平在女高师的闺蜜常瑞麟--《两地书》提到过她，鲁迅还给她的丈夫谢敦南写过信。常阿姨告诉我，这位辉全名叫李小辉，是许广平的表弟，也是许广平的初恋情人，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1922年寒假，许广平住在常瑞麟家，不慎染上了猩红热。幸亏请到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大夫来家诊治，方能起死回生。不幸的是，李小辉并没有许广平这样走运。他在探视许广平的过程中染上了猩红热，三天后即病故。待许广平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才发现李小辉因为给她送藏青果治嗓子，结果却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从此，感激、悔恨和无法解脱的痛苦一直缠绕着许广平，每年新年之际她更为悲伤。

　　对于其他研究者近些年来发现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新史料，凡涉猎到而又确有价值的，我也尽量予以采用。比如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之后，首先到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职，为该校的日本教师担任翻译，并开设生理学课程。据当年同事夏丏尊1936年回忆，鲁迅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此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鲁迅翁杂忆》，《文学》第7卷第5期）。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让我编校一本《鲁迅科学论著集》，我在前言中强调鲁迅生理学讲义的原创性。但前些年有学者从鲁迅藏书中发现，这部教材主要是鲁迅根据日本教材《解剖生理及卫生》编译的，并没有什么原创性。不过在闭塞落后的中国开设生理学课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还是新潮的。

　　从这件事我受到一个启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鲁研界一度对鲁迅的早期思想评价过低，而且扣上了一顶大唯心主义帽子，以偏概全。近几十年又有另一种倾向，即抬高鲁迅早期思想，贬低鲁迅后期思想。这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鲁迅并不像他的老师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膀也粗”（《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到了晚年跟时代隔绝，拉着车屁股向后转了。他的晚年正是他的成熟期，思想和作品怎么会反不如早年有价值呢？试想，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正值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他在中国只学了几年西学，对于科学知识可以说只掌握了一点ABC，日文尚在初学阶段，英文、德文、俄文大概只懂得一点皮毛。他对西方的了解大多是通过日文转译，而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对外国著作的翻译又很不严谨，这从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就可以了解，不但日译本内容不完整，而且连原作者的姓名国籍都搞错了。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谈到他自编文集时曾故意删掉介绍镭元素的那篇文章和另一篇《斯巴达之魂》，就是因为他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程度并没有那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所以鲁迅自己把这类文字说成“抄译”，承认这些文章的内容可疑得很。鲁迅的这些表白是坦诚的，是实事求是的。不过从鲁迅的翻译取向，可以看出他青年时代的政治抱负和学术追求，但无论如何，鲁迅早期毕竟只能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起点。

　　在处理跟同时代人的关系上，我改变了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狭隘观念，采取了比较平实客观的表述方式。这一点在描写鲁迅厦门时期生活的章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原计划在厦门生活两年，共七百三十天，到1928年再离开，但由于有度日如年之感，由两年改为一年，再由一年改为半年，实际只待了一百三十五天。过去的解释，说厦门大学是一个金钱世界，校长尊孔，理科排挤文科，削减国学院经费；同时国学院的顾颉刚拉帮结伙，现代派势力侵入厦大，让鲁迅忍无可忍。这时，南方革命勃兴，成了革命策源地，于是鲁迅南下广州，投奔革命。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单凭鲁迅在给许广平情书中的诉说来判断是非。比如鲁迅说厦大校长林文庆是英国籍的中国人，鼓吹“尊孔读经”。林文庆是新加坡人，新加坡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加入了英国籍。为了凝聚殖民地华裔同胞的人心，他运用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所以尽管林文庆的观点在鲁迅看来显得有些迂腐，但是他的尊孔跟袁世凯、张勋等封建复辟势力的“尊孔”有着本质的不同。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一所民办大学，经费完全靠陈嘉庚做橡胶生意的利润支撑，以橡胶的售价折合成学校经费。上世纪20年代，全球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萧条时期，橡胶降价，学校经费自然就得削减。尽管如此，厦门大学仍按时支付教职员比较丰厚的薪酬，而校长林文庆却捐出了他1927年在厦大全年的工资六千元，又将他在新加坡的三十多英亩土地捐赠厦大。大学理科的经费超过文科，跟文理科的不同性质有关，至今教育界的状况仍然如此。至于顾颉刚，他是胡适的崇拜者，也散播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剽窃日本盐谷温著作的流言，但他毕竟不是鲁迅所说的“现代派”人物。“现代派”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准确。顾颉刚跟西方现代派全不搭界，是中国史学界“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也不是“现代评论派”的正式成员。所谓“现代评论派”成员本来就流品不齐。如果一定要分派，那在现代文学界鲁迅和顾颉刚反倒都是“语丝派”成员。鲁迅说顾颉刚“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多达七人，情况有所夸大。顾所荐之人其实只有潘家洵和陈乃乾两位：潘家洵是翻译家，厦门大学外语系急需的教师，而陈乃乾后来并没有来厦大任职。如果一定要说鲁迅跟顾颉刚之间有什么派别之分，那只能说在北京教育界“英美派”和“法日派”的矛盾纠葛中，顾颉刚倾向“英美派”，而鲁迅倾向“法日派”。那么鲁迅在厦门大学为什么郁郁寡欢？这固然跟对南方的教学环境和生活习惯不适应有关，同时跟异地恋带来的情绪波动也不无关联。鲁迅当时在致友人的信中就说过，厦大的教员中，凡太太在身边的，脾气都会好些。这句话看似说笑，实际上符合心理学原理。所以，我认为自己的传记再现了当年厦门大学职场的原生态，没有将鲁迅认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同事们一个个漫画化，这是存真求实的做法。

　　鲁迅的同时代人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学青年。深谙中国国情的鲁迅懂得，旧中国的根柢盘根错节，要摧毁这间铁屋子，掀掉屋子里摆设的人肉筵席，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必须结成一条战线，而这条战线上的主力军就是青年。鲁迅虽然看到同是青年流品不齐，仍寄希望于青年；虽然曾经上当，但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做了小偷就怀疑一切人。不过，青年人大多涉世未深，文学青年又有神经过敏、狂妄自大的通病，加之鲁迅也有多疑善怒的性格缺陷，所以跟他周边的青年既有磨合也有摩擦，在我的《鲁迅传》中，对此也有比较客观、公正的描写。比如这本传记中第九章第八节叫《奴隶之爱》，写鲁迅跟奴隶社作家萧军、萧红和叶紫的关系。叶紫是湖南籍左翼作家，革命经历丰富，但创作经验不足，又贫病交加，妻儿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鲁迅不仅多次用铅笔认真为他改稿（用铅笔是因为叶紫如有不同意见，可以随时迅速擦掉），还曾怀揣刚出炉的烧饼来到他住的亭子间，将烫手的烧饼分给他两个急切索食的孩子。但叶紫性格中有蛮性又不通人情世故的弱点，表现在他不仅自己登门让体弱多病的鲁迅替他改稿，还写信要求鲁迅替他做买卖的朋友写商店招牌。叶紫有位研究政治问题的朋友，写了一本《殖民地问题》，居然也要鲁迅为之作序，让鲁迅十分为难，感到就像要他批评诸葛亮的八卦阵那样无从下笔。“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叶紫受同乡周扬委托，居然以谈“公事”为由要求病中的鲁迅出门谈话，官气十足，被鲁迅断然拒绝。此后叶紫生病，鲁迅仍然送给他五十块治疗费，让叶紫的妻子到内山书店去取，实可谓仁至义尽。

　　不过鲁迅对青年人也未必没有误解的时候，这一点在他跟高长虹的冲突中有所表现。《鲁迅日记》中，关于高长虹的记载有八十五处；鲁迅杂文中，涉及高长虹的有十余篇三十余处。鲁迅书信特别是《两地书》中更是多次提到高长虹。鲁迅批评高长虹文风晦涩且有尼采气息，这是对的。高长虹借《民报》广告称鲁迅为“思想界之权威者”兴风作浪，这是不对的。但导致鲁迅跟高长虹彻底决裂的却是题为《给--》的组诗，俗称“月亮诗”，其中有这样一段：“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亮呵，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作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着今日的形骸，失却了当年的风光。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

　　上述诗句中的主要意象是“太阳”“夜”“月亮”。鲁迅听别人说，高长虹在诗中自比为太阳，月亮是许广平，“夜”是鲁迅，这让鲁迅勃然大怒，决定对高长虹拳来拳对，刀来刀挡，绝不退让。鲁迅说：“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于是对许广平改变了态度，由觉得“不配爱”变为“我可以爱”。

　　像《给--》这样的朦胧诗，将其中的意象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直接对号是十分牵强的，至少缺少确证。更何况诗中的“我”并没有自比为“太阳”，而说自己是“白日的儿子”，“太阳是我的朋友”。高长虹否认他对许广平单相思，据高长虹研究专家说，他暗恋的对象其实是女作家石评梅。另外，在介绍鲁迅跟瞿秋白的亲密战友关系时，我当然首先肯定了二者之间的“知己”关系，详细描写了瞿秋白在鲁迅家四次避难的动人情景，但也指出瞿秋白一度低估鲁迅小说的价值（瞿认为《狂人日记》幼稚），指出了他们在翻译问题上存在某些分歧（鲁强调“信”，瞿强调“达”）。传中还指出了瞿秋白执笔、用鲁迅笔名发表的《王道诗话》一文中存在失实之处：胡适是应友人朱经农之邀到湖南讲学的，教学内容并没有“卖廉耻”，更没有收受湖南军阀何键的五千大洋讲课费，仅仅收取了四百元旅费。对鲁迅跟同时代人的关系秉笔直书，我认为更加符合史传的要求。

　　陈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