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两件事说成了一件事--读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

　　“80后”批评家：我们的观点和立场 主持人：周明全

　　摘要：

　　《极花》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把两件事说成了一件事。《极花》有两个交织在一起的主题，一是作为情节主线的被拐卖妇女胡蝶的命运问题，一是作为其原因和背景的黑亮等乡村男性的日常生活和婚姻问题。作者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个等级关系，使前者的重要性低于后者。小说叙事的扞格，体现的是思维的混乱和作者视女性为物品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念，他对一个虚幻的乡村共同体的维护，也体现出对乡村和农民采风所采取的度假式的赏玩目光。

　　关键词：农村的凋敝 叙事的扞格 度假式的赏玩目光

　　贾平凹的《极花》是一部引起诸多争议的小说，究其原因，用一句刘震云式的话来说，是把两件事说成了一件事。《极花》有两个交织在一起的主题，一是作为情节主线的被拐卖妇女胡蝶的命运问题，一是作为其原因和背景的黑亮等乡村男性的日常生活和婚姻问题。作者更为关注的显然是后者。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主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背景反而成了中心，最能引起读者同情和义愤的被拐卖妇女事件，沦为反映乡村男性结婚、传宗接代的工具。作者并非完全不同情胡蝶的命运，可是他在小说叙述中，却在被拐卖妇女的命运与乡村男性的婚配问题之间，建立了一个等级关系，使前者的重要性低于后者。所以才会有批评者认为，《极花》赞成拐卖妇女。作者对此感到委屈也并非无因，因为在他看来，拐卖妇女这笔账不应该记在收买妇女的乡村男性头上，而应算在掠夺了乡村的财富、劳力和女人的城市头上，因为正是城市的“肥大”，“掏空”了乡村，导致了乡村的“凋敝”，从而引起了乡村男性的婚姻难题--既然“他们的女人”被城市夺走，那他们去收买，不是顺理成章吗？

　　《极花》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将一个收买妇女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它的叙述过程，就是将这一事件“合理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不免有许多“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的地方。

　　农村的“凋敝”与城市的“肥大”

　　拐卖妇女放在任何文明时代，都是一件野蛮而又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极花》为了减轻圪梁村男性黑亮收买、强暴妇女的罪责，提出一个看似深刻的论点，即拐卖妇女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这就是农村“凋敝”论、城市“掏空”论，即乡村的凋敝与城市的肥大是有因果关系的，乡村男性收买妇女只是为了传宗接代的无奈之举。

　　这是将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贫乏说成了一件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并没有“肥大”，也没有“掏空”乡村，人口买卖却远比现代兴盛：既有合法的“买卖”，也有非法的“拐卖”。原因就在于农民的生存保障太脆弱，略有天灾人祸，即不免售卖妻子儿女。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依附于男性，也使其很自然地沦为各种合法买卖和非法拐卖中的特殊商品。而人口的流动，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强他们应对天灾人祸的能力；婚姻交往圈的扩大，也可以调和性别比例，这些其实是有助于解决农村男性婚姻问题，也有助于降低妇女被拐卖几率的。

　　说到乡村的凋敝，暗含的前提是以前曾经繁荣过。倘若根据《极花》作者的年纪来判断，他青少年时期，应该是上世纪50至80年代之间。而在1980年以前的这三十年，正是中国人尤其是农民最艰难的时代。为了发展工业，农民除基本生存物资以外的一切产出都上缴给国家，在一些特殊时期，农民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而农民上缴的多余产出，也并非用于现代城市建设，而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那时的乡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城市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与乡村处于同一资源分配体系中，城乡之间是一种相互隔绝而又同构的关系。城市工人生存情况比农民略好一些，仅仅是因为这一分配机制给他们保留的生存资源要略多些。

　　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城乡之间的森严壁垒有所松动，城乡之间开始流动（当然主要是乡村人口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民进入城市的可能性增加，城市解决了大量的乡村剩余人口。尽管许多农民并没有实现身份转换，只是寄居在城市讨生活，属于“二等公民”，但收入的确是在增加，农民自身也是城市“肥大”的获益者。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在于：真正得到发展的是工业化，而非城市化，即城市还不到足够“肥大”，不足以容纳更多的乡村剩余人口。《极花》的后记中说，那些漂亮的发展得好的乡村，都是“离城镇近的，自然生态好的，在高速路边的地方。而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的，也没有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如果城市的“肥大”会导致乡村的“凋敝”，则首先“凋敝”的岂非正是这些离城镇近的乡村，而非偏远的“圪梁村”之类？从《极花》中可以看出，圪梁村的青壮年劳力，除了黑亮，还有立春、腊月、猴子、八斤、金锁、园笼、三朵、毛虫等，这些人被束缚在贫瘠的土地上，或拼命低效地劳作，所得只能糊口，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整天想的只是收买妇女，解决最原始的生理欲望，传宗接代。他们并非不想增加收入，如腊八、立春兄弟就建了血葱养殖基地，他们之所以没有向城市流动，正是因为地处偏僻，离城市太远，交通不便。而造成他们生存和婚姻艰难的原因，恰恰是自然环境本身的恶劣和城乡隔绝的旧制度的束缚，他们的技术和劳动力无法转化为资本和财富，从而也无法改善生活。

　　文人对于乡村的印象和怀想，往往难以超出两种类型：一是哀叹今日的破败与“凋敝”，一是怀念曾经的静穆与和谐。二者其实分享着同一类型的思维和情感模式，即都没有将农民当成和自己一样的有思想、有情感，在变动的社会中需要追求更好的生存的人，而只是将他们看作需要过着和我们不一样的神秘生活的神秘群体。农民在这种审视之下，要么是浑浑噩噩的动物，要么是甘贫乐道的高士--中国古代士人向往的上古羲皇上人，正是刚脱离动物不久的原始人类，二者本是一个意思。其实农民既不可能是怡然自得的羲皇上人，也不可能是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猴子。鲁迅《风波》中有一个细节，文人从村前河里的酒船中看到乡村的晚饭场景：“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于是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这是一种旅游式的外来者的眼光，观察者并不真正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和感受，并不希望农民变成和自己一样有思考、有欲望的人，而是更希望保留“他们”与“我们”的差异。似乎农民就不应该有“思虑”，就应该在贫乏中保持着和谐、欢乐的自然秩序，满足着外来者的猎奇观赏心理。

　　出身于乡村的文人，对于乡村变化的不满，则还有着别样的心理与情感因素。出于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农裔文人常常怀念过去的乡村生活。这种怀念，将记忆中的乡村作为与现在城市生活相对的桃花源，于其中寄托自己失落的情感，因而常常夹杂着太多的想象，和对于曾经的青少年生活记忆的修改。这种想象常常将个人人生不同阶段感受的不同转换成城乡的差异，将时间问题变为空间问题。人在未成年时，不需要独立面对世界，总有一种被监护、被庇佑的天真与快乐（即酒船里文人羡慕的“无思无虑”）；成年以后，到了城里，难免要面对“成长的烦恼”。这原本是少年与成年的区别，却常常被当成乡村与城市的区别，并将“天真快乐”划归了乡村，“烦恼忧思”留给了城市。从精神和人格上来说，这些一味沉湎于过去的文人，其实仍处于不成熟、不理智的未成年状态，而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农民，也正应该保持这种状态：他们没有（也不需要）自主意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活在“我们”的想象和观赏的目光里。当他们重返故乡，从成年一脚踏进童年，发现“童年”并没有一直守候在时光里，“乡村”怎么会不显得“凋敝”呢？

　　农民或许对乡村和城市的发展没有长远的眼光和规划，但凡事切己，总不免敏感，怎样才会生活得更好，农民自身比专家和文人有着更准确的直觉。当文人在怀念、哀叹乡村的衰落、凋敝时，真正的农民正困于贫穷，忙于生计，根本无暇体会文人眼中的诗意和对乡村消失的伤感，丝毫没有空闲呻吟，径直用脚投票，向城市流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当下的城乡互动格局中，资源和利益的分配的确是优先倾向于城市的，乡村和农民总是处于弱势，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城市人同样份额的收益。这种不平等正是旧秩序的延续，而非旧秩序的改变造成。我们要做的正应该是揭示出这种共同发展背后的不平等关系及其来源并加以改变，使农业人口在“肥大”的城市中尽量争取到和城市人同样的资源和福利，在“肥大”的城市资源和利益分配中，缩小乡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而非重新回到过去那种城乡隔绝的状态，再度强化这种身份的差异。如果将当下一切的不合理都归结为城市化的发展，其实是在客观上掩盖了真正损害农民的制度性的权力关系。更何况，即便是存在城乡间的这种不平等，以圪梁村为例来说明城市对乡村的掠夺也并不恰当，因为圪梁村恰恰几乎没有参与城乡互动。说城市夺走了乡村的财富，然而圪梁村资源贫瘠，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富--仅有的剩余财富也用来买女人，而不是作为资本流向城市；说城市夺走了乡村的劳力，然圪梁村的青壮年大多留在村中游手好闲，并没有进城打工；说城市夺走了乡村的女人，然圪梁村根本没有适婚的女人。《极花》关注新城乡格局中的农民生存、婚姻问题，选择的却恰是圪梁村这样一个特殊的不流动的乡村，这本身就说明作者对当下处于变动中的农村缺乏认识，以几乎静止的圪梁村简化了当下农村以及农民生活的复杂性。

　　圪梁村自身竟然没有一个适婚年龄的女性，也是一件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仿佛圪梁村就是一个男人国，并不生产女性。这里的男人解决性欲和传宗接代问题所需要的女性，基本靠收买。据村长表功，自他主政以来，“村里这几年变化大呀，日子富裕了人也显得客气”，这几年村里就娶了（引者注：实际是买了）六个媳妇。可见圪梁村并没有因为城市的日益肥大而比以前更贫乏，村里的光棍反而攒到了钱去买更多的外面的女人。圪梁村没有适婚年龄的女性，其性别比例是人为选择的结果。重男轻女，导致男多女少（甚至无女），再加上交通、信息闭塞，不愿（不便）与外界沟通，无法通过扩大婚姻圈来相对缩小、调剂性别比例，这才是圪梁村众多光棍为了传宗接代需要收买女人的原因。如果按照《极花》中以女人为物品的逻辑，那就不是城市夺了圪梁村的女人，恰恰是圪梁村的男人通过暴力掠夺了城市和其他乡村的女人。《极花》以闭塞的圪梁村来论证城乡流动会导致乡村男人的婚姻难，正是南辕北辙，将两件事说成了一件事。

　　买主的“温柔”

　　《极花》的第二个叙事策略，是极力渲染被拐卖的妇女胡蝶的买主--施暴者黑亮及其家人乃至整个圪梁村民的善良，还有黑亮对胡蝶的温柔。这是将买主的素质与收买的合理性说成了一件事，仿佛“善良”的人有收买妇女的权利。

　　黑亮是圪梁村的精英，长相英俊，积极进取，又有经济头脑，开了村里唯一的杂货铺，懂得小生意的狡黠伎俩（比如往醋里添水）。当极花成为外地人的收购物时，他又是村里的极花收购员，所以家道殷实，是圪梁村的富户。黑亮对买来的胡蝶似乎也不错，没有像村里别的男人那样，为防买来的女人逃跑，直接打断腿。为了安抚胡蝶，他专门到集镇上买全家人都舍不得吃的白馍。胡蝶初次逃走，被抓回来，遭到几乎全村男人的虐待、猥亵，黑亮还买了个猪肘子，切碎了做臊子，装在罐子里，给胡蝶慢慢吃。黑亮爹似乎也是一个淳朴的乡村老汉，他为村里的光棍免费做女人石像，让他们进出不感到孤单。他也谨守礼法，黑亮不在家时绝不到胡蝶窑里去，甚至看都不看一眼。还专门交代过黑亮要待胡蝶好：

　　亮，好着哩？

　　好着哩，爹。

　　好着哩就好，你要待人家好好的。

　　好好的。

　　胡蝶病倒，黑亮爹尽力改善伙食：“或是小米干饭，熬土豆、粉条和酸白菜的杂烩，或把荞面压成饸饹，搓成麻食，又把土豆丝拌面上笼做成麦饭，把南瓜绿豆焖锅做成揽饭。还买了二斤羊肉和红白萝卜一块清炖。给我一天吃五顿，顿顿都让多吃。”可是这些“好”，都不是建立在对胡蝶个人尊重的基础之上，而是以胡蝶放弃个人意志的绝对顺从为前提的。黑亮爹让黑亮“待人家好好的”，其前提是“（黑亮与胡蝶的性生活）好着哩”。在他们眼里，胡蝶并不是一个与他们平等的或具有人格尊严、自由意志的人，而只是买主黑亮的性欲工具和生育工具。这是主人对于奴仆、宠物的关心，是对于自己附属物的爱惜--毕竟胡蝶是他们花了三万五千块钱买来的啊。一旦胡蝶不放弃独立自主的意愿，试图逃跑，或拒绝黑亮的求欢，他们“温柔”背后的“暴力”就会随之而来，毫不手软。胡蝶第一次逃跑被发现，招致的是圪梁村众多男性的集体殴打和猥亵！2，当黑亮爹发现黑亮一直没能成功与胡蝶发生性关系时，立刻将他找到自己窑中，面授机宜，并安排一群村里的男性协助黑亮强暴胡蝶，再一次发生众人的集体猥亵。！3胡蝶第一次吃上白馍，正是黑亮殴打她以后的安抚。！4她吃上了猪肘子和改善伙食，则分别在逃跑和被强暴、猥亵之后。在黑亮向胡蝶炫耀当地特有的“biang”字时，说老老爷说：“这个字里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有牲口有心灵有言论，还有好风光去旅游，把这个字挂在家里，这个家就幸福了。”然后坦然对胡蝶说出了这种权力关系：“你只要配合，这些你都会有的。”！5“幸福”是“配合”的结果，“配合”是得到“幸福”这个虚幻的大饼的前提。可是以“配合”和绝对服从为前提的幸福，只是施暴者单方面的幸福，是为了确保施暴者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其单方面的满足。胡蝶当时就揭穿了这一点：“啥是配合，刽子手杀犯人了，让犯人乖乖伸长脖子？！”！6这才是“温柔”背后真正的权力关系。

　　《极花》中突出黑亮的优秀，也暗含着一个传统的郎才女貌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部反城市的小说中，黑亮的优秀，正由于他比村里其他男性更具有流动性，更便利和城里人打交道，因而也更具备现代人的经济头脑。作为圪梁村的极花收购员，他家中拥有村里唯一的现代化交通工具拖拉机，杂货店从城镇进货，都是在与城里人打交道。假设村里有适婚年龄的女性，也一定是先被黑亮吸引，那么村里其他的光棍是不是也要恨黑亮“夺走”了“他们的”女人呢？

　　“黑亮”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小二黑结婚》里的小二黑，那倒的确是一个郎才女貌的故事。可惜胡蝶不是与他自由恋爱的小芹，而是花钱买来的性欲和生育工具；胡蝶被看重的只是她的美丽和生育能力，并不曾得到真正的尊重。黑亮挣了点钱，酒后便往胡蝶身上甩：“你娘的×，给！”！7这是以对女性人格的侮辱来展示自己的男性魅力。这种以女人为男人的享用品的看法是圪梁村男人共有的，猴子曾对黑亮说：“好东西要消停用哩，你这黑眼圈，那不是让你在受活是挨刀哩！”！8立春、腊八死后，众光棍觊觎訾米，张耙子说“得慢慢培养感情”，刘全喜说：“村里可有几个人眼都绿着谋算哩，等你感情还没培养哩，一碗红烧肉早让别人吃了。”！9黑亮开拖拉机帮村长协助园笼去买女人，临走时向胡蝶讨要她身上的月经纸辟邪。这种巫术思维背后隐含的认知是：女性，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是肮脏的。这种女性观源远流长，清末理学名臣徐桐在国难当头时，与人大谈“阴门阵”可以退敌，即是他们的前辈。这种观念，也浸透到旧时代许多女人头脑中，如鲁迅笔下的“长妈妈”就认为：“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圪梁村也有一位理学家，这似乎可以说明徐桐式的理学家的颟顸与龌龊并非偶然。这位理学家人称“老老爷”，是圪梁村的灵魂人物，也是圪梁村意识形态的守护者。他的身上寄托了《极花》作者的理想，也有着作者的影子（这一点可以从小说中“待星可披”这个生造成语的故事中看出）。老老爷的形象，是作者基于对现代文明世界秩序的不适应，而刻意从乡村世界图像中加以提纯得出的，代表着乡村神秘的巫术信仰和男权中心的等级秩序。这种提纯，强化了乡村巫术、等级秩序的一面，看似美化乡村，其实也是在将乡村图景简单化、凝固化。

　　圪梁村的秩序

　　圪梁村虽然“凋敝”，但其中包含了作者贾平凹对乡村的想象，体现了他理想中的乡村秩序，可以说是他的“理想国”。对老老爷代表的传统乡村温情与秩序的宣扬，以其与村外的世界对比，努力显出其美好的一面，传达“睡在哪里都睡在夜里”“睡在哪里都是睡在中国”的观念，是《极花》的第三个叙事策略。老老爷的意识形态有阴阳两个层面：阳面是儒家伦理--“天地君亲师”崇拜和“德孝仁爱，信义和平”；阴面是以泛灵论、宿命论为基础的怪力乱神的巫术思维。这种儒家伦理的低配版和杂糅版，在中国民间传统中是很普遍的。民间信仰里并没有纯而又纯的儒、释、道，而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好恶对其进行取舍，加以杂糅。这一点在普通村民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老老爷给村民取名，都带有儒家伦理色彩，如忠智、德有、仁昭、庆智、庆德、信用、孝隆、显理、承仁，实际上他们日常叫的却是狗蛋、猴子、拴牢、立春、腊八、耙子、金锁、园笼、满仓。老老爷很看重“名”，说：“不起名那咱这村子百年后就没有了。”

　　儒家伦理建立在父权、男权中心基础上的等级秩序，以及由此带来的顺从的“美德”，是老老爷为圪梁村从村长到村民普遍接受的原因。村长虽然是国家干部，但他管理圪梁村的民间合法性是由老老爷这一套理论提供的。不过圪梁村民接受的也只是这一点，至于“仁爱”之流，不过说说而已，老老爷自己也并不真的奉行。他们真正奉行也更为有效的是阴面的巫术思维和这种思维带来的宿命论，这是阳面秩序的必要补充。

　　胡蝶被拐卖到圪梁村，黑亮将这说成是“命”。按照他的说法，胡蝶“来到”他家，是他娘虔诚敬极花的结果。

　　他娘之所以漂亮，是他娘每天在“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点香，供上土豆，还把挖来的一棵完整的极花也放上。他娘敬了极花，他娘漂亮，他娘说：我将来的儿媳妇也要漂亮！他娘这话是说准了，自从我来了黑家，村里好多人家都开始在镜框里装了极花供在中堂。但他们只供极花，而不知道他娘对未来的儿媳妇是用了多大的心思，她做了布鞋，又攒了十斤棉花，打成了包就一直架在窑门脑上。

　　按照这个说法，胡蝶是黑亮娘求来的，胡蝶是上天因黑亮娘的虔诚而奖励给黑亮的礼物（虽然花了三万五千块钱）。既然是上天的旨意，“拐卖”当然就不再是问题，那不过是贯彻上天意志的手段罢了。

　　当然真正持之以恒地对胡蝶进行精神麻醉且手段高明的还是老老爷。他也相信“敬极花”说（黑亮娘那一套做派显然是从老老爷这里学去的），所以在黑亮买到了胡蝶后，他开始给村里的光棍压极花，指导他们正确的供极花的方法（与“天地君亲师”搭配），帮助他们买到与胡蝶一样的漂亮女人。胡蝶刚来时，他就灌输因果、命定说，如他说胡蝶前世是花变的，天上地下是相对应的，天上一颗星对应地下一个人。他又说“我们的星只有在死后滑脱时才能看到”，利用胡蝶的虚荣心，给她制造心理暗示，使要强的她不断观察天上有没有对应自己的星--如果有就说明胡蝶命定就是圪梁村人。此后他又反复提示胡蝶看星，使其产生心理期待，在她被强暴而怀孕后，还说：“你有孩子了，会有两颗的，待星可披。”后来胡蝶果然在怀了黑亮的孩子后看到了两颗星，这显然是在一系列心理暗示和对命运反抗无效后产生的幻觉--只有胡蝶能看到，别人都看不到。这两颗星最初对胡蝶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动摇了她逃跑、反抗的念头：“这么说，我是这个村子里的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这村子的人了？命里属于这村子的人，以后永远也属于这村子的人？我苦苦地往夜空看了多么长的日子啊，原来就是这种结果吗？！”刚看到星时，她对老老爷的动机还能够察觉：“我到底要看到星的目的是啥，我到底想要什么？也真的怨恨了老老爷，是他让我看星的，他是在安抚我还是要给我希望？他是在沼泽上铺了绿草和鲜花骗我走进去，他是把我当青蛙一样丢进冷水锅里慢慢加温！我是那样悲伤和羞愧，没有惊叫，没有叹息，也没有告诉老老爷我看到了星了，从门墩上慢慢站起来，默默地走回我的窑里。”其实胡蝶一开始虽然不愿承认自己命中注定是圪梁村人，但从她开始随着老老爷的思路看星那一刻起，已堕入老老爷彀中了。

　　老老爷的装神弄鬼和冷僻知识，给圪梁村那种以女人为物品的观念穿上了一件神秘、客观的外衣，并因此成为村里极少数获得胡蝶好感的人。他的麻醉显然比黑亮们单纯的禁闭、虐待更为有效。胡蝶被强暴后，第一次被放出窑门，遇见老老爷，老老爷并不搭理她，只“拉过来一个葫芦看上边的字，我瞧见那个是个德字。然后仍是给了我个后背，进他的窑里去了”。这里包含了老老爷对胡蝶不肯顺从地与黑亮发生性关系的不满，也包含了对女人的规训：女人应该对男人（即便是买主）绝对服从，而不应该劳烦男人费力强暴。这就是老老爷的“德”。

　　老老爷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情境教育规训胡蝶。他与人说话，只要蝴蝶在旁边，他的眼皮就睁开了，话也多了，故意说给胡蝶听。他灌输的首先是“气”“命”论。他说各种天象以及万物都是地呼出的“气”，坟是地的气眼，村里的人都是坟地西边白茅梁呼出的气，人死就是地把气收回去了。外来的人嫁到本地来的，是原本就是本地的气飘去了外地；本地人埋在了外地，则是原本就是外地的气飘到了这里，最后还得回外地。这套歪论，具有消解被拐卖妇女积极抵抗的效果，即暗示她们原本就是圪梁村的“气”，只是飘到外地而已，所以命中注定要回来，直至死在圪梁村。这种哪里的气就应该回到哪里的理论，也是对城乡互动格局下人口流动的一种抵抗。这一理论曾引起胡蝶的犹疑，即她是否原本就是圪梁村的气而飘到了外地？但还有所警惕：“我若在这里，死在这里，我就是这儿的气被飘出去了又该回来的？我若逃走，我就是老家的城市的或别的地方的气？”并且表示：“或许，或许，那东井星照了我，迷惑我来的，但我绝不是出自这里的气，我肯定要离开这里。”尽管如此，她毕竟认同了这套理论，为以后的放弃逃跑做了铺垫。

　　胡蝶拣场底豆子，坏的太多，拣不完，老老爷趁机对其进行教育：“坏豆子拣不完，你往出拣好豆子么。”胡蝶依言，果然很快拣完了，由此想到黑亮：“这村子里有没有好豆子，黑亮是好豆子还是坏豆子？”“豆子论”仍是教人认命，即撇开圪梁村这个封闭空间以外的世界，认同给定现实，只在封闭空间内部选择，发现其优点，从而在圪梁村众多“矮个子”里面拔出黑亮这个“将军”。

　　老老爷还有“剃头论”：“小孩子都不爱剃头，剃头就像要杀他似的，你得强迫他剃，否则头发那么长，油腻成毡片，里边又生虱子。但是你要给他剃过三次四次了，哪个小孩子不自动让给他剃头呢，不剃头他就不舒服，就上火。”这种“强迫有理论”，推导下去便是“强暴有理论”，默认的前提是买主和被拐卖妇女之间、施暴者和施暴对象之间是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被监护者没有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也不知道怎样对自己真正有利，需要监护人的强迫，监护人的强迫是为了对方好。一开始被监护人会因为无知而反抗，但最后会主动要求被强迫--而在随后的情节中作者也果然安排了胡蝶主动要和黑亮发生关系的情节，作为对老老爷“剃头论”的回应。

　　老老爷除了这种精神和心理控制，也直接使用巫术，如号称圪梁村只有他一个人会的捉蝎子泡酒秘技：“这酒能治风湿，能败火，能排体内各种毒素。”他给村里光棍压极花，往葫芦上写字等，都带有巫术性质。巫术思维也是圪梁村民的集体思维，比如黑亮爹将胡蝶的高跟鞋藏在水井里防止她逃跑，以及雕刻女人石像在门口镇压胡蝶等，都是如此。不过他们的巫术还往往是间接的，多数带有精神控制性质，在最原始意义上使用巫术且能力强大的是麻子婶。她只有技术性的巫术，地位远低于意识形态领袖老老爷，可是她的存在是老老爷的一个补充，能简单粗暴地解决一些老老爷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胡蝶在被黑亮强暴以及村里众男人公然集体猥亵后，精神陷入崩溃，黑亮爹事后向老老爷讨教，老老爷指示：

　　收谷子你不收谷草？

　　哦哦。

　　做罐子时就有了缝儿，那能以后不漏水？

　　哦哦。

　　一时之功在于力，一世之功在于德呀。

　　哦哦。

　　你别哦哦，你拿一个葫芦去吧，看他麻子婶有啥办法。

　　哦哦。

　　老老爷的宝葫芦显然解决不了胡蝶的精神崩溃问题，还是麻子婶的贴小红人有效：“贴完了那些小红人，不知怎么，我连打了三个喷嚏，就困得要命，眼皮子像涂了胶，一会儿粘住了，一会儿又粘住了，后来就趴在炕上睡着了。”麻子婶的巫术当然也是为了麻醉被拐卖妇女服务的，她一来就说：“婶给你说甭动心思跑了，黑家若待你不好，婶来治他们。可你要跑，能跑出这个硷畔了，你也跑不出这个村子！你见过蜘蛛网吧，哪个虫虫蛾蛾的进来了能跑脱，你越折腾越被缠得紧哩！”这是从客观上渲染逃跑的不可能性，摧毁胡蝶的意志。又说：“我这一辈子用过三个男人，到头来想，折腾和不折腾一样的，睡在哪里都睡在夜里。”这里从主观感受上取消女性主动选择的意愿，而且很巧妙地将沦为男性生育工具转换为“用”男人，诱使胡蝶产生虚幻的主动感。

　　圪梁村就是这样通过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双重控制，配合着黑亮及村里其他光棍的赤裸裸的暴力，实施着对妇女的意识形态麻醉，使其无法遁逃于圪梁村的天地间。麻子婶的确没有说错，圪梁村真的如同蜘蛛网一般--而她自身也正是蜘蛛网的一部分。作为作者的“理想国”，圪梁村有暴力手段，有整套对付俘虏、猎物的催眠术，是与村外那个开放、文明、法治的现代中国完全不同的国中之国。从这个角度讲，《极花》可以看作是一则政治寓言。

　　无论是老老爷的“命定论”“豆子论”还是“剃头论”，都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绑匪逻辑，都在慢慢地毒害、麻醉胡蝶的心灵，使她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完全放弃自我，主动自我改造，认同买主黑亮的强暴。尤其是在被强暴怀孕后，产生了颠倒因果的奴化思维，将圪梁村一切的丑陋归因于自己的“不爱”：“我厌烦着村里人，他们才这样的丑陋，我不爱这里，所以一切都混乱着，颠倒着，龌龊不堪。”她更认同他们仇恨城市的思维，如她对着孩子自言自语：“娘是不是心太大了，才这么多痛苦？娘是个啥人呢，到了城里娘不是也穷吗？谁把娘当人了？娘现在是在圪梁村里，娘只知道这在中国。娘现在是黑家的媳妇。”

　　在这里，《极花》制造出一个忽略内部差异的虚假乡村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维持是以另一个虚构出来的假想敌--“肥大”的城市--为前提的。在这个共同体思维下，胡蝶和黑亮达成了和解，这种和解以母亲与父亲和解、乡村人与乡村人和解、穷人与穷人和解的面目出现，掩盖了他们之间其实是被拐卖妇女与买主、施暴对象与施暴者、人质与绑匪、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也掩盖了和解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暴力驯服。

　　乡村男人哀叹城市“夺走”了“他们的女人”，是以乡村女人对于乡村男人以及这个乡村共同体的依附属性为默认前提的。实际上，城市的“吸引”，对于农村的男人和女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男人可能会减少婚配的机会，女人的机会却在增加--城乡流动丰富了女人的选择。“乡村共同体”只是部分（不是全部）乡村男人的共同体，而绝不是全体乡村人的共同体，其虚幻性不言自明。由此，乡村失败男人将向城市流动的乡村女人视为对乡村共同体的背叛，并在臆想中加以惩罚。《极花》选择胡蝶这样一个出身于农村又曾经被城市吸引的女性，便带有这种惩罚意味。在后记中，《极花》作者表示了对于那些涌向城市的农村青年的不解：“其中有的却是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而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辞掉了，但他们不回老家去，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从离开老家那天起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其实，在西安待过一两年也回不去了，尤其是那些女的。”所谓“尤其是那些女的”，含有女人比男人更虚荣因而也更容易为城市的浮华吸引之意。所以胡蝶在他的设定中，“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原计划四十万字的小说，写到十五万就结束了，也因为“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用加法”，这些不耐烦都可看出作者对女性的偏见与傲慢。这在他与《北京青年报》记者的对话中也有所流露。如他认为写被拐卖妇女的命运并不需要和她们接触，她们被拐卖源于贪恋金钱导致的轻信。至于黑亮们，他们虽然违法，却因为买媳妇是为了传宗接代，使村子不消亡，违背法律但未必不合人情。小说中的胡蝶，也被赋予了一些“虚荣”特质：她爱照镜子，以城市人自居，学说普通话，穿小西服，买高跟鞋，染黄头发，暗恋城里的大学生青文……这些都被看作是对乡村共同体的背叛。胡蝶被拐卖到圪梁村，被强暴自是情节逻辑发展之必然，可是两次被村民集体猥亵的情节安排就不免显得突兀。即便是在普遍买女人、视女人如物品的圪梁村，被拐卖妇女也是买主的私人物品，旁人不得染指。《极花》中立春和腊八兄弟争同一个女人而遭天谴，便是因为他们乱了伦常。猴子、有成等人谋划强抢村里的女客，遭到鄙视，也说明即便是按照圪梁村的伦理规范，女人也只可以买，而不可以抢。圪梁村众人对明显有主的胡蝶两次集体猥亵，便带有仪式性质：胡蝶原本属于乡村，却又被城市吸引，这是对乡村的背叛，有必要由乡村男人集体以最原始的动物性的方式加以惩罚。

　　以受害人胡蝶之口讲述

　　《极花》的第四个策略，便是利用作家虚构的特权，选择以被拐卖妇女胡蝶的视角来讲述故事，现身说法，以当事人之口来承认拐卖的合理性，给人造成一种“当事人已达成和解，外人无权干涉”的效果。于是黑亮对胡蝶的施暴，成了圪梁村乃至黑亮家的家事，外人似乎无权置喙。

　　胡蝶的视角，按理说应该是一种限制视角，即她只能也只应该以“胡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被拐卖这件事；可作家又常常在其中混杂自己和圪梁村人的视角，以胡蝶之口表达他们的思想观念，从而产生叙述上的扞格。

　　在语言风格上，胡蝶的口吻并不符合其身份。胡蝶虽然出身于乡村，却是受过一定教育--小说中特别提到她读书时作文曾被老师当作范文读过--而又向往城市的年轻女性，可是作者让她满口排泄物，动辄说“屎”，这是作者或圪梁村民的语言习惯，而不是胡蝶的。胡蝶回忆她暗恋的大学生青文给她拍照片，她想到的是：“他把我留在他的相机里了？！”这才是胡蝶喜欢的语言。

　　胡蝶刚被拐卖来到黑亮家时，黑亮说：“我可是掏了三万五千元呀，五千元还是我多给的。”胡蝶回答：“是不是看我是城里人又年轻漂亮就多给了五千元？你就是掏十万一百万，你觉得一头毛驴能配得上马鞍吗，花是在牛粪上插的吗？”这种毛驴与马鞍、牛粪与鲜花之喻，不是胡蝶的声口。黑亮他们的问题在于绑架，不遵从女性的意愿而强买，并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作家借胡蝶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把问题搅混，将两件事说成了一件事，仿佛胡蝶的抵触只是觉得黑亮不够优秀。这种混淆，给下文论证拐卖的合理性预留了空间，即只要证明黑亮优秀、黑亮对胡蝶温柔，他就配得上胡蝶，拐卖就不是问题。

　　在小说中，胡蝶的顺从和她对黑亮娘的好感有很大关系，这也不合理。她在刚到圪梁村没几天，因为揭破了圪梁村人那些愚昧迷信的荒诞性而被黑亮打了耳光，随后她便以赞叹的口吻转述黑亮娘的故事：她“活着的时候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女人而且性情温顺”，虔诚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和极花，以及因“虔诚”而收获了胡蝶这样的漂亮儿媳妇，还不因自己漂亮而不干活等。这些显然是儿子对母亲的赞美和男人对女人的赞美的混合--圪梁村男人的理想就是莫名其妙地得到一个女人，长得漂亮，性格温顺，既能传宗接代，又能养家挣钱。胡蝶那时尚未被驯服，对于她是上天因黑亮娘的虔诚而赠送给黑家的礼物的逻辑，不可能认同，她对于黑亮的讲述，应该有着不同的视角，这里将二者合而为一，是贾平凹代表黑亮视角对胡蝶视角的侵略。

　　麻子婶到黑亮家，显然是来对付胡蝶的，可是她刚说出“蜘蛛网”的比喻，胡蝶就倒在她怀里哭起来，也不合理。以胡蝶之口吹嘘老老爷，表达自己的仰慕，更不符合胡蝶作为一个被拐卖妇女的性格发展。老老爷持之以恒地灌输麻醉胡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念，劝诫、诱导胡蝶顺从，这些本应引起她的反感。当女人遭到侵犯时，即便不具备严密的思想和女权观念，也会本能地维护自己，所以老老爷卖弄地写几个莫名其妙的生僻字，自造一两个语意不通的假成语，并不能引起来自自幼生活在乡村的胡蝶的崇拜--这种酸文假醋的半拉秀才在乡村还少吗？而在《极花》里，胡蝶却迅速地成了老老爷的“粉丝”，为生造的“待星可披”而激动：“待星可披。是等待着星光照耀我吗？我第一次听到待星可披四个字，觉得是成语，但这成语以前没听说过，或许是老老爷自己生造的。我抬头看着他，他瘦骨嶙峋地坐在那里双目紧闭，和那土崖是一个颜色，就是土崖伸出来的一坨。这么个偏远龌龊的村子里，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人，我觉得他是那么浑浊又精明，普通又神秘，而我在他面前都成了个玻璃人。”--这种感受，只能出自于出身圪梁村这种落后封闭之地却又带着强烈地域自豪感和自恋感的人之口，外来人尤其是被掳来的外来人，只会感到落后和无法适应。

　　这种“圪梁村自豪感”强加于胡蝶之身，也表现在她对圪梁村“吃”的兴趣上，让人觉得仿佛作者附体。胡蝶第一次表达对圪梁村吃食的兴趣，是她被麻子婶施巫术后不久，对这里“穷得没有细粮却把粗粮变着法儿讲究着味道”感到和“大都没上过学，竟还是用五六十个笔画的字”同样的神奇。其实一个“穷得没有细粮”的地方，当然会“把粗粮变着法儿”吃，就像僧人会把素斋做出各种花样一样，毫无特异之处。

　　《极花》中还有专门一部分讲述胡蝶的“如今我学会了……”系列，作为她终于自愿为奴、“学会了做圪梁村的媳妇”的表现。其中“如今我学会了做搅团”“如今我学会了做荞面饸饹”和“如今我学会了做土豆”三部分都是长篇大论地对于圪梁村吃食的津津乐道，反复讲究食材、技巧、火候、吃法等，精巧细致。这些讲究尤其是对这些讲究的迷恋，不仅不符合胡蝶的身份，也不符合圪梁村普通村民的身份。对于物质极其贫乏，连吃次白面馍都是奢侈的农民来说，他们心目中的美食，只能是大鱼大肉，至少也是白米白面。他们忙于生存，饮食是粗犷型的，没有闲情逸致来将饭菜做得那么精致。只有那些出身于此而又在城里过上优裕生活的文人，才会在尝遍珍馐美味后，对于童年的味道产生怀念，真正原汁原味的家乡饮食他们又未必能适应，于是产生了将土菜精致化的做法。这其实也是一种城里人对乡村采风、旅游、农家乐式的观赏思维的体现。

　　贾平凹对胡蝶叙述视角的渗入自然少不了男性赏玩的目光。胡蝶第一次逃跑被抓住，遭到殴打和众村民的集体猥亵后，胡蝶开始灵魂出窍，以一个自己观看另一个自己，可她除了看到胡蝶的受难，还看到了黑亮在给胡蝶上刑具（拴铁链子）时的体贴：“在拴蝴蝶的脚脖子时，脚脖子又白又嫩，黑亮担心会磨破皮肉，在铁链子上缠了厚厚的棉絮。”“又白又嫩”云云，带有着强烈的男性轻薄赏玩意味，绝非刚被众人虐待、猥亵到了精神错乱地步的女性自身的感受。

　　作者在写作这部作品时，还着意使用了水墨画写意手法。也正是这种写意的手法，将原本处于叙述中心地位的拐卖妇女的故事很自然地转化为圪梁村的日常生活，使背景成为中心。写意的笔法使他从愚昧与贫乏里看出诗意，并将被拐卖的悲惨淡化、溶解在水墨式的乡村场景中，了无痕迹。

　　叙述的扞格，是思维混乱的表现。《极花》中有大量将两件事说成一件事之处：乡村的“凋敝”与城市的“肥大”，乡村男人的结婚难与城市的发展，具体农民的生活与抽象的乡村的保留，封闭的圪梁村的贫乏与城乡间人力、资本的流动，作家感伤的回忆与乡村生活的真实，买主的“善良”、虔诚与收买本身的是否合理，买主和被拐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与城乡之间的权力关系，被拐卖妇女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与乡村男人的婚姻问题和乡村消失问题等。

　　有评论者认为，《极花》作者赞同拐卖妇女，这当然是过激之论，不过《极花》的确在圪梁村男性婚姻问题、圪梁村会不会消失问题与被拐卖妇女的命运之间建立了一个等级关系。他尽管并不赞同拐卖妇女，对被拐妇女甚至也不乏同情，可是与那些收买妇女的乡村光棍相比，他显然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因为“他们的女人”被城市夺走了呀，他们没有女人就要绝种了呀，乡村就要消失了呀。他将爱与同情都献给了黑亮这种需要解决生理欲望、传宗接代的收买、强暴妇女的乡村男人了，他没有更多的爱与同情给予那些真正的受害者。

　　关于建国初三十年农民的生存状况，可参见温铁军：《中国乡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第121页，第20页，第52页，第23页，第63页，第49页，第86页，第36-37页，第64-69页，第20页，第53页，第53页，第43页，第59页，第137页，第54-55页，第44页，第21页，第41、44页，第12-13页，第92页，第123页，第124页，第70页，第94页，第95页，第96页，第98-99页，第101页，第94页，第72页，第76页，第73页，第75页，第106页，第155页，第206页，第211页，第57页，第19页，第21页，第92页，第37-38页。

　　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页。

　　《极花》后记中说：“拐卖是残暴的……可还有谁会理会城市夺取了乡村的财富，夺取了乡村的劳力，也夺去了乡村的女人。”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贾平凹：我想写最偏远的农村与最隐秘的心态》，《北京青年报》2016年4月16日。

　　王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