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以暴力抗恶？--论托尔斯泰难题

　　摘要：

　　基于“勿以暴力抗恶”的绝对意义上的宽恕，是托尔斯泰宗教道德中的一个信条，也是一个很有阐释难度的命题。本文梳理了对这一信条的质疑，并从新的角度，阐释了它所包含的意义。

　　关键词：托尔斯泰 饶恕 暴力 抗恶 二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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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仍然记得当初读《复活》卷首引语时的惊讶和困惑，就像我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它一开始对春天的令人陶醉的描写。

　　准确地说，令我很长一段时间难以理解的，是《马太福音》里的这样一句话：“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这是耶稣对彼得的回答。后者提出的问题是：“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

　　托尔斯泰所信奉和宣扬的“饶恕”伦理之所以让我惊讶，之所以令我觉得困惑，是因为从第一次走进教室开始，我所接受到的都是坚决斗争、毫不留情、绝不妥协、永不退缩的“斗争哲学”，是“千万不要忘记”的“阶级仇”与“民族恨”，是“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复仇鼓动，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情感训诫，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激情，是“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执着。

　　老实说，耶稣的话很是让我焦虑了一阵子：要我饶恕一次都很难，更别说到七次和七十个七次。像许多中国人一样，我当时信奉的绝对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对另外一些特殊的人来讲，“饶恕”简直就是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慈”，因为，他们信奉着别样的哲学：人不犯我，我亦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

　　后来，我自己终于想明白了：基督的话是说给那些信仰他的人听的。这样的宝训，与吾等爱憎分明的中国人，根本就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我们这里，爱恨都要讲个“缘故”：对“得罪”了我们的，要么，像古人那样“食其肉而寝其皮”，要么，采取现代进步一点的办法--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只许他规规矩矩，不许他乱说乱动”，至于“饶恕”，胡为乎谈哉？

　　然而，到后来，我知道，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来讲，最难理解的还不是“饶恕”这样的问题，而是“勿以暴力抗恶”--这才是真正的“托尔斯泰难题”。从少年时代起，就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不以暴力抗恶，那么，恶如何遏制？那种巨大的恶--以国家、民族、阶级和宗教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独裁政府的黑暗暴政--又该如何反抗？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和日本法西斯的“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恶，除了用暴力反抗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被精心组织的大规模的暴力，固然常常导致巨大的灾难和可怕的后果，但是，那些为了自由揭竿而起的武装反抗，那些为了尊严斩木为兵的拼死一搏，不是有时也的确带来一些积极的成果吗？通过南北战争，美国不是铲除了人类最野蛮最可耻的一种制度--种族歧视性质的奴隶制吗？不是为美国后来彻底解除种族隔离，实现所有人种的普遍平等，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吗？可见，有时，的确只有通过正义的暴力，邪恶的暴力才能被克服，世界才能恢复到一种和平与和谐的平衡状态。但是，这个简单的道理，《马太福音》的虔诚传播者难道会不懂吗？伟大而睿智的托尔斯泰难道会不明白吗？

　　面对暴力的取舍，大部分人都是相对主义的有条件论者，即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选择还是排斥，或者回答“是”还是“非”。但托尔斯泰却是绝对主义的无条件论者，即任何时候都要反对和拒绝暴力，任何时候都要对暴力说“不”。他对别人有可能一分为二、允执厥中地谈论的问题，往往采取一种排中式的表达，不留一丝游移伸缩的空间。英国传记作家莫德在《与托尔斯泰谈话录》中说：“托尔斯泰把坦率和明确看得高于一切。一个坦率和质朴的人所犯的过错和谬误比起那些喜欢写得含含糊糊的人笔下似是而非的真理来有教益得多。把自己的见解表达得叫人看不懂真是一种罪过。”a托尔斯泰在文学精神和文学风格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坦率和明确。事实上，他不仅在语言表达上是这样，而且在价值判断上也是这样。

　　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中，“勿以暴力抗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托尔斯泰主义中广为人知的道德律令。它是弥漫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思想气息，是照亮他的叙事世界的精神光芒。这个来自《圣经》的思想，在托尔斯泰的诠释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成为19世纪以来经常被人争论的话题--认同者奉它为绝对真理，反对者斥之为异端邪说；革命者批评它，认为它的思想体现了农民的保守和宗教的伪善；自由主义者批评它，认为它不符合捍卫尊严和权利的基本原则，就连对托尔斯泰推崇备至的艾尔默·莫德，也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理论缺乏公正的评价。b

　　是耶？非耶？对这个托尔斯泰难题，到底该如何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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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疑问，我开始留意学者和批评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回答。

　　我最早看到的是普列汉诺夫的批评。他也许是俄罗斯批评家中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抨击最多最尖锐的学者。作为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与俄罗斯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他认为通过一种特殊性质的暴力，人们将失掉枷锁，而得到整个世界。因此，在一篇《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的文章中，他以一种尖锐得近乎嘲讽的语气，对“托尔斯泰伯爵的教导”进行反驳：

　　他用一种类似初等算术的计算法来加强自己的说教……在我们这位贵族的“生活导师”看来，以暴抗恶就是对杀人处死刑：杀人＋杀人＝两个杀人。如果用这个一般公式来表示，我们就得出：暴力＋暴力＝两个暴力。c

　　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一边替被误解的高尔基的《仇敌》辩护，一边批评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上等阶级”的道德说教。他通过对比，显示了看待暴力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上等阶级”的道德家说：你要避开恶，创造幸福。无产阶级的道德家说：“纵然你避开恶，你终究还是维护它的存在；要创造幸福，就必须消灭恶。”道德的这个差别根源在于社会地位的差别。马克西姆·高尔基通过列夫欣给我们鲜明地描绘了我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道德的这个方面。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这个剧本成为杰出的艺术品。d

　　普列汉诺夫对托尔斯泰的这些批评，虽然不无道理，但似乎过于简单。从“阶级论”的角度，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但用来解释托尔斯泰的思想“根源”，显然是不够的。把“出身”视为一种无法逭逃的“原罪”，把一个人的思想当作“阶级”或“社会地位”的直接对应物，这是一种偷懒、无效的办法。普列汉诺夫采取一种“如此而已”的态度来谈论托尔斯泰，所以，难怪他会得出如此简单而充满偏见的结论：“托尔斯泰的不幸也就在于，他既不能教导自己生活，也不能教导别人生活。”e

　　后来，普列汉诺夫又在《卡尔·马克思与列夫·托尔斯泰》一文中，分析了托尔斯泰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他用一种略显武断的语气，批评托尔斯泰“终身都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者”，而且把“绝对一贯性”当作托尔斯泰“弱点”的“主要根源”：

　　为什么不应该“以暴抗暴”呢？托尔斯泰回答道，因为“不能以火扑灭火，以水弄干水，以恶消灭恶”。这正是那作为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征的“绝对一贯性”。只有在形而上学者那里，恶与善这样的相对的概念才能获得绝对的意义。f

　　普列汉诺夫对托尔斯泰的偏见，后来简直严重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像一切‘绝对一贯的’基督徒一样，托尔斯泰是一个非常坏的公民。”g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方面批评托尔斯泰，例如，可以批评他不是一个为了阶级解放而战的斗士，但是，绝对不能说他是一个“非常坏的公民”，就像你不能说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作家一样。你可以不接受他的思想，但是，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定然有其提出的理由，甚至有其令人尊敬的伦理精神和令人感动的道德热忱。

　　普列汉诺夫不仅没有说服我，而且还使我怀疑：按照一种与“不以暴力抗恶”截然相反的理论，是否真的能够说明问题？会不会把问题弄得“益入于棼迷而不可别白”（王夫之语）？

　　与普列汉诺夫基于“当以暴力抗恶”的观点对托尔斯泰进行简单否定不同，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试图通过说服，用悲惨的事实来使托尔斯泰改变自己的思想，来接受“以暴力抗恶无罪”的观点。

　　1886年6月17日，美国新闻记者和旅行家乔治·谦南访问了雅斯纳雅·波良纳。在遥远的西伯利亚，谦南看到了当局对政治苦役犯的迫害。他向托尔斯泰讲述了自己的见闻。他试图说服托尔斯泰接受反抗压迫无罪的观点。

　　然而，对于谦南的反抗压迫是否无罪的问题，托尔斯泰这样回答：“这取决于对反抗的理解。如果您指的是说服、争论、抗议，那我答复--是的。如果您指的是暴力，那我答复--不是。我不认为用暴力抗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罪的。”h这样态度绝对的回答，对一个纯粹的西方人来讲，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即使一个信仰基督的现代西方人，即使他接受爱和宽容的宗教原则，他也必然是一个有条件的非暴力主义者。所以，谦南说：“问一个人他会不会用暴力来对抗一般的恶--这是一回事；问他会不会扑向一个准备割断他母亲的喉咙的匪徒--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的人中，有许多人回答第二个问题时会毫不犹豫。然而托尔斯泰伯爵却前后一致。我对他谈了西伯利亚发生的许多残酷、野蛮和压迫的事情，每次结尾时我都问他：‘托尔斯泰伯爵，如果您见到这一切，您会不会采用暴力来干预？’他毫无改变地回答：‘不会。’”i接着，谦南就向托尔斯泰讲述了自己听到的一位女革命家奥丽珈·柳巴托维奇的遭遇：她因为企图推翻现存的制度而被逮捕，先是在牢房里关押了一年，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因为拒绝穿上普通的苦役犯的囚服，便与三四个士兵发生了暴力冲突：

　　她嘴角被撕开，满脸是血。她拼出全身力气，继续反抗，不管她怎样哭泣、呼救和反抗，她终于被捆绑起来，当着六至八个男人的面，把她身上扒得一丝不挂，然后强行给她穿上一套侮辱性的囚服。现在，我说，假定这一切是在您眼前发生的；假定这个满脸是血、无力自卫、半裸体的姑娘扑向您的怀抱，向您求救；假定这是您的女儿，您会拒绝使用暴力干预吗？

　　他沉默不语。他想象这种场面的惨状，两眼充满泪水。他有一分钟没有答话。末了问道：“您完全相信这是真的吗？”j

　　随后，托尔斯泰告诉谦南，他不能同情那些试图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革命家，因为，他们虽然是真正大无畏的，但是他们的方法却是缺乏理智的。托尔斯泰说，人们只有彻底放弃作恶，才是真正抗恶的道路：“假如您要求和行使以暴力反抗您认为是恶的权利，另一个人也同样要求以暴力反抗他认为是恶的权利，那么，世界不是照旧充满暴力吗？您的责任是证明有一条良好的道路。”

　　“但是，”我再次反驳说，“假如您一张嘴说出真理就有人打您耳光，您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至少您不该以耳光来回答耳光，”伯爵说，“您可以用自己的温顺来表明，野蛮的惩罚法并不能降服您，而您的敌手也就会不再打一个不反抗、不企图自卫的人了。推动世界前进的并不是那些制造灾难的人，而是受苦受难的人。”

　　我说，我的看法是，世界并不因为人们对非正义现象和残暴行为举行抗议，常常是暴力的和流血的抗议而大大向前推进，全部历史表明，凡是温顺地屈服于压迫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获得自由和幸福的。

　　伯爵回答说：“世界的全部历史，是暴力的历史。您当然可以引用暴力来拥护暴力，但是，难道您没有看见，人类社会里对于非正义的残暴存在着无数的见解，假如您某次给了某人以暴力的权利来反对他认为是非正义的事情，本人又当审判者，那么您另外一个人以同样的办法来证实自己见解的权利，世界岂不是要由暴力来治理了吗？”

　　“但是从另一方面，”我说，“若是压迫对压迫者有利，若是压迫者知道他可以不受惩罚地去压迫而谁都不反抗他，那么，按照您的说法，什么时候会停止压迫呢？我觉得，温顺地屈从于您为之辩护的非正义现象，只不过是得把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认为残暴是有利可图的，因而可以无休止地继续残暴下去的暴君们，另一个是认为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因而要顺从下去的奴隶。”k

　　这是一次尖锐、激烈的对话。它显示了人类面对暴力问题时取舍两难的困境。就具体的真实性来看，谦南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但是，从更高的视点来看，托尔斯泰说的也是真理。1902年2月，西班牙记者路易·莫罗访问了托尔斯泰。他在《时代的灵魂》中记录了托尔斯泰这样一段话：“暴力从来也没有解决过一个重大的问题，还没有推动人类前进过一步。白色恐怖在俄国猖獗多年。但是它能够稍微减轻工人的痛苦，使人民的背上少挨鞭子吗？拯救人类唯一的方法就在于友爱的思想。进步的道路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是一致的。”l托尔斯泰的判断，符合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人类生活的全部历史来看，虽然暴力从来就不曾消歇过，但是，除了较少的例外，很多时候，它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灾难，是持久的伤痛，是恐怖的记忆，是昏愚的独裁，是对权力的崇拜，是对杀戮和冷酷的欣快的陶醉，是对刀与枪的原教旨主义的迷信--萨达姆就是用两柄巨大的“胜利之剑”，搭起了一座“巴达格的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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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暴力问题，人类也许需要一种二元主义的态度，尤其需要那种绝对的否定主义态度。这种绝对的否定主义态度将善当作最高的价值，当作最终的目的。它将善提高到宗教的高度，赋予它一种绝对的不容否定的性质。在托尔斯泰看来，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活动中，善都具有核心的和根本的意义，它高于美，也高于真：

　　善是我们生活中永久的、最高的目的。不管我们怎样理解善，我们的生活总是竭力向往善的，换言之，总是竭力向往上帝。

　　善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学地构成我们意识的本质而不能用理性来测定的基本概念。

　　善是任何人所不能判断的，但是善能判断其他一切。

　　而美呢，如果我们不想卖弄词藻，就我们所理解的来说的话，美就只不过是使我们喜欢的东西。m

　　在暴力问题上，托尔斯泰试图另辟蹊径，重绘蓝图，为人类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人类的明智在于认识一种秩序，我们根据那种秩序认识事物才有好处。人类的明智是一种善于按照自己的知识的重要程度来支配他们的本领。”n在他看来，这种秩序的灵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同情，是对暴力原则的彻底否定和放弃：

　　一切生物都在互相残杀，一切生物又都在相爱和互助。维系着生活的不是残杀，而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同情，这同情在我心中表现为爱的情感。我刚开始领悟出这个世界上事物发展的进程，我发现，唯有相互同情这一原理才决定着人类的进步。全部历史不是别的什么，而无非是这团结一切生物的唯一原则越来越趋于明确，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因此，这个判断为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所证实。o

　　用具体的事实证明“不以暴力抗恶”的错谬，并不很难，而对它进行简单的道德谴责，更加容易，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源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至四十一节，经由托尔斯泰发扬光大的这一思想，发心止恶，促人向善，具有不容低估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义。不仅如此，在更高的意义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和评价现实状况的尺度，一种反思人类生活中某些重要问题的启示。托尔斯泰的这一思想也许不总是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但是，作为一种具有形而上性质的伟大的道德理想，它使我们羞愧、焦虑并产生彻底改变人类好斗成性的动物主义模式的崇高激情。如果说，永久和平作为康德、爱因斯坦和罗素等伟大人物的理想，终究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追求目标，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将会显示出它无比灿烂的光芒，将会照亮人类通向理想之国的逶迤路途。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云：“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如果，某一天的早晨，当我们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内心产生了对于人类永久和平与共同幸福的强烈渴望，而且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除非我们制服自己内心的凡事诉诸暴力的野蛮冲动，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自己向往的和谐世界，那么，我们一定会对托尔斯泰的思想产生更多的认同。到那时，它就有可能不再被当作一个问题使人困惑，而是被当作伟大的启示而发人深省。

　　2016年6月2日，再改于北京平西府

　　al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周敏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第476-475页。

　　b 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第二卷，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19-730页。

　　cdefg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Ⅱ），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3页，第614页，第732页，第738页，第754页。

　　hijk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冯连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32页，第533页，第535页，538-539页。

　　l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陈燊、丰陈宝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190页。

　　mn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陈燊、丰陈宝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第316页。

　　李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