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性”写作，或“农家子弟”的书生气

　　--鲁顺民与他的《天下农人》（下）

　　摘要：

　　鲁顺民的《天下农人》是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作者是农家子弟，又是具有“介入”情怀的知识分子，故其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常常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前者意味着作者可以进驻到农民的生活、思维和话语体系之中，贴着农民写，且能感同身受，他人的疼痛也是“我”的疼痛；后者则意味着作者可以从其同类中拔地而起，用“另一类人”的眼光观照农民处境，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思现实问题。

　　关键词：鲁顺民 《天下农人》 农家子弟 书生气 在地性 田野调查

　　二

　　我已写了一堆东西，但其实只涉及《天下农人》的一小部分内容。这本书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运行，一是自己的故事，二是别人的生活。前者顺民是收心内视，后者他则在以己度人。而后者，又构成了本书更重要的篇章。

　　这大概与他的写作性质有关。顺民并非专攻小说的那种作家，而是主打散文和报告文学。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写报告文学的作家是很吃香的，他们写得风生水起，读者读得也心惊肉跳；但随着80年代的终结，报告文学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其中的道道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关于这个话题，前几年我写的一篇文章《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论赵瑜与他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国作家》2010年第10期）时有所触及，或可参考。当然，不死不活期间，它又鸟枪换炮，转世再生了。现如今，它的名字叫“非虚构写作”，代表性作家是写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梁鸿。

　　可以说，《天下农人》的许多篇什就在报告文学或非虚构写作的谱系之中，而依我拙见，要想把一篇报告文学写好，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问题意识，能否直戳社会的痛点。由此再来看顺民的这路作品，我就觉得他扎得稳，沉得深，立意高，一些篇章起笔看似漫不经心，但读下来却又让人悚然一惊。例如，《公办王家山》，表面上聚焦全国劳模--王家山小学校长马世奎，但实际上写的是乡村教育之痛。《扶贫流水》初看散漫一片，但实际上写的是扶贫困境之痛。作协须扶贫，作家去扶贫，许多事情“只能通过平时积攒下的私人关系才可以奏效”，这种状况我在季栋梁所著的《上庄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中已见识过，这自然已是困境；而更大的困境还在于，扶贫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违背了“救急不救穷”的古训。进一步追根溯源，此种补救又与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有关。乡土中国本来有一套对付贫困的方式，“但是，这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全部砸碎”。我前面已点到了《失忆的蛟龙》，它的主旋律是沉痛的--那个乡村敬老院已名存实亡，而亡故的老人中，九人里就有五人自杀（此文虽写于2001年，但如今农村老人以此了断自己的方式非但没有绝迹，反而愈演愈烈）；它的副旋律同样令人揪心。在不断的旁逸侧出中，鲁顺民其实想要呈现的是几乎没被人关注过的问题：对于一个高考落榜生来说，没能跳上“龙门”本来已是一种失败；而返入“农门”，却很难一下子融入农民固有的生活方式之中，不得不经受第二次失败。当然，经过一番“思想改造”的过程之后，他们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已毫无悬念，但问题来了：“现代教育之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有别于传统的‘另一类人’，十年寒窗苦读，结果最后和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农民别无二致，那要学校干什么？”当鲁顺民如此思考时，我想到了迪尔凯姆的说法：“应当在‘疼痛’的地方，也就是在某些集体的规范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而社会正是存在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a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鲁顺民虽拐弯抹角，绵里藏针，但最终却是揭开了伤疤，指向了社会的痛处。而这些疼痛，往往有伤大雅，很可能已被删除。这个时代鼓励的是“有了快感你就喊”，你怎么可以疼得吱哇乱叫呢？

　　更疼痛的是山西的矿难。山西煤多，煤矿就多；煤矿多，矿难也就多。王家岭矿难发生时，顺民与赵瑜等五人第一时间赶赴事发地，然后撰写了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而《王家岭矿难采访手记》应该是他参与这篇报告文学写作的副产品。尽管这次矿难有一百一十五人获救，出现了所谓的奇迹，但在他这篇大块文章中，我依然读出了锥心之痛。下煤窑的都是农民工，至少在山西，这依然是农家子弟脱贫致富的重要出路。我的一个弟弟在一家煤矿已干了多年，他已彻底厌倦了井下的日子，但不做这种营生又能去做什么呢？

　　在这次矿难中，顺民记下的几个细节颇为惊心。当他遇到一个求援的老乡时，老乡对他说：“小老乡啊，死了谁苦了谁，女人悲伤上一阵，拿上一笔抚恤金，再寻个男人，又还不是一家人？吃男人穿男人，男人死了嫁男人。哪里也是个这。”这种说法很残酷，却也道出了乡村世界的逻辑，更是说出了农民对待拿命换钱的基本态度。当被困的王吉明等人有了被救的希望时，他们并不敢贸然应答。因为有着丰富经验的王吉明知道，每遇事故，煤老板不是先想着救人，而是先打算灭口。这种做法悖天理，灭人性，却很可能是煤老板对付矿难的基本逻辑。当王家岭矿难的营救出现奇迹后，一部电影马上被编写出来：一位来自中国矿业大学的实习生与一百五十多名工友被困井下，互助自救。谁都不知道，这个大学生的父亲，正是井上指挥救援的省长。省长强忍悲痛，度过八天八夜的不眠之夜，谁都不知道他唯一的儿子被困在井下。这是丧事当成喜事办的宣传逻辑，如果这部电影拍出来，就有了所谓的“满满的正能量”。而所有的这些逻辑加在一起，疼痛固然还是疼痛，却也变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无言之痛，成为扯不断理还乱的无理之痛。它一方面降低了疼痛的质量，一方面又拉高了疼痛的指数。

　　鲁顺民就这样在疼痛中行走着，调查着，思考着，实录着，他时而上山，时而下乡，时而访谈煤老板（如《小经历--一位山西煤老板的自述》，时而面对村支书（如《村支书老苗》）。许多时候，他的写作其实已越过了文体边界，既不像散文，也不像规整的报告文学，而只是以手记、口述实录、即时记录等方式存在着。这似乎是小道，是写作的剩余，但往往又能让作品爆发出特殊的能量。他显然不是那种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作家类型，而是靠不断地行走截获写作素材，形成创作灵感。于是他不断走出作协大院，不断返回老家河曲，不断行走在三晋大地上。他就这样走来走去，满脸风沙，两脚泥土。我甚至觉得他是在用脚来思考的作家--思考的范围与幅度取决于他丈量过的土地，取决于他眼到心到之后是否走到。

　　套用一个新译法，这不正是一种“在地性”（locality）写作吗？在通常的使用中，“在地性”是相对于“全球化”而言的，那是被全球化挤压出来的不得不重新面对的地方性，其中隐含着地方性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与交往、矛盾与冲突。但我所谓的“在地性”，首先是一种写作姿态。这是一种植根于本乡本土的写作，紧贴地面的写作。从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紧迫问题，常常成为其写作动因。其次，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对于城市而言，“在地性”的“他者”应该是全球化，但是对于乡村世界而言，这个“他者”更应该是城市，是一个“地方”之外的全省乃至全国。第三，“在地性”写作既是记录当下的写作，也是介入当下现实的写作。如此写出来的作品甚至有可能速朽，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它本来甩掉的就是“千年蛤蟆万年鳖”的思想包袱，就像列维评论萨特那样：“打‘介入’这张牌，就是不要像瓦勒里生前所做的那样，就是抵制‘为后世写作’的诱惑。介入的作家，就是‘在死之前曾经活过’的作家。捍卫介入，不是别的，正是抛弃死后扬名的幻影。”b

　　把鲁顺民及其《天下农人》代入如上分析，我觉得他（它）非常符合“在地性”写作的特征。他把自己的写作之根牢牢扎在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而他的“介入”与其说是因为报告文学或口述实录等文体，不如说是因为他农家子弟背后的另一种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是他所谓的被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另一类人”。这样，农家子弟只是其身份底色，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观察与思考、调查与分析，才是他身份中的重要支点。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部反思农民命运的书中看出了一种书生气，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那正是知识分子的幽灵在书中徘徊。或者也可以说，顺民时常在用“另一类人”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同类，入乎其内时，他是在悲悯，是感同身受，是“了解之同情”，他们的痛苦变成了“我”的痛苦；出乎其外时，他又能从自己的同类中拔地而起，成为爱伦·坡、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提出、欣赏和论述的“人群中的人”c。于是他东瞅西看，南下北上，反观、反思乃至反躬自省，目光中就多了一种冷峻。他像我一样，骨子里恐怕还是乡下人，一回到河曲，他大概就能进窑洞，上土炕，盘腿而坐，抡圆了家乡话与农民唠嗑，一副农家子弟的嘴脸。也唯其如此，他才好访贫问苦，受访者才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当然，他又是城里人，走进作协时，他则抖落尘土，换身行头，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于是他不得不伏案操觚，不得不把自己的书生气诉之于文本而后快。就这样，鲁顺民裂变成两种人，有时一分为二，有时合二为一。或者是，他像一个导演，随时给自己发出指令，以便自己能在两种身份、两种角色之间自由穿行，迅速切换。

　　鲁顺民的“在地性”还体现在，他总是从相对于市民的农民，相对于城市的乡村，相对于全国的山西，甚至相对于现代文明的传统秩序进入问题之中。比如，矿难采访之时，他依然琢磨着农民的定义：“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怎么去定义？其实，农民并不复杂，农民者也，不就是那些没有任何福利保障为生存而四处奔波的人吗？”再比如，走访王家塔时，他思考的是煤炭与农民、与山西、与中国的关系：“一边是源源不断往外运送煤炭，一边是当地老百姓无法支付昂贵的薪炭价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于资源富省的索取大于补偿，一个个曾经富足的村落的日益衰落仅仅是表象，而它的背后却是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与经济活力的严重不足。”而在《扶贫流水》中，这种思考又有了升级版：

　　成也煤，败也煤。黑色的煤带走山西太多的东西，也强加给山西太多的东西，这都是这些年来的极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带来的恶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是一艘大船，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永远高踞一等舱的位置，而东部江浙诸省，则可能由二等舱上升为一等舱，其他中部省份，甚至如内蒙古、宁夏等西部地区，也有可能由三等舱晋级为二等舱，但山西不可能，长期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定位，制造业消失殆尽，根本没有进级的资格，它永远是中国这艘大船的一个提供动力的锅炉房。

　　我的老家晋城就是一个产煤大户，我自然也清楚，这么多年来，这种掠夺式开采给全国带去了什么，给山西带来了什么。而顺民的这番思考更是让我确认了山西目前面临的困境。当能源结构开始调整之后，山西现在恐怕连“锅炉房”的位置都守不住了，它当然进不了三等舱，如今却更是被逼到了甲板上，茫然四顾，心里恓惶。而几十年的开采，也给我家乡带来了严重后果，其中之一是，大部分地方已成采空区，想找一大块坚实的地面都难乎其难。今年过年回家，听说晋焦高铁即将动工，但去哪里建“晋城东站”呢？专家们琢磨来论证去，最终选定了离我家门口不远的一块地盘，因为据说，唯独那片土地还算结实，下面没被采成大窟窿。

　　从传统秩序去反思现代文明（主要是政治文明），更是鲁顺民笔下的一个固定视角，《天下农人》中许多篇章都有这种视角，兹举一例。关于赵树理，我也读过其不少著作文章，但鲁顺民说他有“乡绅情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为什么有这种情结呢？因为赵树理出身于“自耕农”（土改时被划为“中农”成分），而在1942年前后，自耕农占到乡村人口的60%以上，地主、富农与贫雇农均为小比例存在。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成为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础。赵树理熟悉这种乡村社会结构，于是1949年之后，无论他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化会议上唱反调，还是后来冒死写万言书，都是因为他太了解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太知道农田里的那点事了”。于是当他洋洋万言不能自已时，他已非作家，“但他是一个农民吗？显然也不是。这时候的赵树理，是一位面对自耕农完全消灭、传统乡村秩序完全塌陷而痛心疾首的士绅面孔”。因为有士绅情结，他“哪里能够容得乡村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例外都在营造和维护着关于乡村社会的某种秩序，他心目中肯定有一个理想的乡村国的”。先不论这种观点的好赖，单单这种思路，就已刷新了人们对赵树理的认识。这是“在地性”思考开出的花朵，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动不动就想借助新理论、新名词把赵树理装扮一番的学者，是断然想不到这一层的。

　　因为“在地性”写作，我发现鲁顺民的语言也很有特点。从整体上看，他的语言有书卷气，但又往往就地取材，穿插其中。这样一来，用词就地道，句子也灵动，充满一种乡村智慧和乡野之趣，甚至有一种改良山药蛋味。例如，他说高粱“钢丝面”难吃难咽难消化，“刚刚下肚不到三分钟，经过高压加温压缩的面条会一根一根站起来，撑得肠绞胃拧，没有人不吐酸水”。他说刚有“大哥大”那会儿，“通话的时候就跟拿着一块砖头捂在脸上一样”。他说，“黄老师特别厉害，他瞟一个眼神都让我们骨软三分。鸡不敢踏蛋，狗不敢吃屎。那是真怕”。他说马世奎的媳妇当年嫁给马世奎时，没有嫌马世奎成分高，但等马世奎从民办教师变成“公家人”，却用了整整十八年时间，“就像是守了十八年的寒窑的王宝钏终于等到西凉军马的滚滚烟尘”。这些比喻、描写，多取自乡村世界的农业意象，再加上他不时用农业时间进入故事，不时拿来久违的用词或鲜活的表达（如“贫农、地主、成分高”“起浮财、挖底财”“吐苦水、挖穷根”“有钱不住东南房”“咱割上球敬神呢，咱自己疼，人家还不高兴！”“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毛”），就更使语言脸红脖子粗，一蹦三尺高。有时候，他又下笔凶狠，有了汪曾祺所谓的“生吃大黄猫”d的效果。有一次，他问一位老干部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是不是为报家仇国恨？老干部说：“哪里哪里，那年村里唱戏，请来七大姑八大姨在家吃住五天，瓮里白面下去两指厚，老爹心疼，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从此之后，又是一连五天，家里天天吃糠，直吃得眼前的老干部拉不下屎来，好不容易拉出屎来，又止不住劲，一直拉得脱了肛，他爹在炉沿儿上温热鞋底子才好不容易揉回去。老干部怕再吃糠，再脱肛，就拍屁股走人，当八路去了。这段描述不仅是生吃了大黄猫，还解构了以往那种庄严的革命叙事。

　　这就是鲁顺民的“在地性”。对他来说，“在地”就是在河曲，在山西，在农民，在语言；“在地”不仅是要在地面走，而且还要挖地三尺，起获一批鲜为人知的史料。

　　走笔至此，我们需要面对他那部分关于“土改”的文字了。

　　三

　　关于“土改”（即“土地改革”），许多人都是通过历史教科书、文艺作品了解的。这时候，教科书是第一文本，它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正当性与合法性；文艺作品则是第二文本。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后者原本就是对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演绎或演义，而一经面世，又反过来成为教科书的参证文本，让那些干巴巴的内容具有了情感走向和叙事逻辑。若此二者一并发力，它们便能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植入人们的记忆。此后再谈起土改，人们脑子里便只有教科书中的“知识点”和文艺作品中的“故事会”了。网上有篇关于《土地改革》（新人教版《中国历史》下册第一单元第3课，供八年级使用）的教学设计，设计者导入新课时说：“你看过电影《白毛女》吗？故事发生在河北省某县杨格村……请讨论一下：在旧中国的农村地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悲剧？”“你听过《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这首歌吗？歌中唱道：‘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这首歌反映的是什么时代的内容？当时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此外，设计者还要播放歌剧《喜儿哭爹》，组织学生演出学生剧《分马》片断，以此“巩固知识点”，“使学生把所学的知识上升为情感认识”e。经过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的里应外合，土改内容就成功抢占了初二学生头脑中的神经元高地。

　　有没有第三文本呢？有，这就是民间记忆。但要想使它成为“文本”，采访者首先需要走街串户，然后还得有能耐让受访者打开话匣子--“说吧，记忆。”只有当声音变成文字，它才珍贵，才货真价实。我听说鲁顺民有段时间就在做这个事情，但一直未见其访谈真容。《天下农人》收入五篇这方面的作品，各篇副题均为《1947年晋绥土改田野调查》，算是让我们看到了冰山一角。

　　这一角已足够惨烈。关于“人民法庭”，受访者说：“两个人背后放两个盘，一个青花盘，一个本地产笨瓷盘，让人投票决定生死，黄豆豆活，黑豆豆死，每人投两票，放在他们身后的盘里头。两个人没甚表现，早就被打得剩下一口悠悠气，哪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已经进了九月，地上开始落霜，两个人穿得破穿得少，冻得抖抖索索。有些灰鬼抓上一把黑豆放进碗里了，那还有个活？”关于分田分地之后的“分人”，受访者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任某某被分给一个军人后，死活不从。她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关于打人的办法、工具和处决方式，更是花样繁多。据受访者回忆，有的是往沟里扔：“捆住往下扔，背后插一颗手榴弹，往下推的时候把弦拉着，跌到半路就炸了。就这么往死弄。”这种方式还算干脆，但用自制的凶器打人杀人却让人不寒而栗：“两个人又把拉船的纤绳挽成一个大球，有多大？有篮球那么大一个疙瘩，泡在水里。因为大冬天，洒上水容易结冰，怕浸不透，浇一瓢水拿家里在火鏊子上烤软和了，再泡，再浇，等水全部浸透之后，拿到外面冻结实。那个纤绳疙瘩经这么一浇一冻，舞弄起来就像铜锤一样，在砂石上面能砸出白印子。他俩就用这东西打人。”而在另一位受访者那里，所用的“刑罚”更是闻所未闻--磨地（地上铺料炭、菠菜籽甚至青石蛋，将地主老财一把推倒，两个人提着脚跟在上面来回拉），坐圪针柜（把放衣物存粮食的躺柜舁出来，抽去中间档板，像个长方形棺材。底子上均匀洒些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脱成个赤红棍扔进去，盖上盖。柜底撑一根檩子，两头上下晃动，晃两下问一句，直至说出窝金藏银的地方为止），扔四方墩（把那些顽固不化的拉到边墙上的烽火台，三丈来高，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反复扔，直到摔死）。受访者说：

　　韩家师娘不怕谁，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圪针柜，火烫钳子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将她的裤带松开，揪住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就将那打裤子卖在了估衣摊子上……

　　刑罚是五花八门。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坊、当铺、百货生意，还养两只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下雇工有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我给你说……最后，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

　　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给你说是怎么回事。和“文革”时候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实许多人都是听过昔日富豪的名头，没见过面，都是来看稀罕的。控诉罢，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

　　只要底下有一个说：打死他！

　　坏了，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这种方式，还有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惹下人的民兵、农会干部被枪崩了。这叫作：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给你说。

　　如此大面积地引用鲁顺民采访的口述实录，是为了说明土改的内幕是多么惊心动魄和惨无人道。他在这篇《关于土改，我给你说》中特意说明：“‘我给你说’，并不是写作者的叙述角度，而是受访者在讲述过程中的装饰性用语，或者说是语病，每当他表达受阻或者思绪犹疑，总是用‘我给你说’作为过渡、铺垫，有时候，则表示信息之确凿无疑，总之，含义十分丰富而且零乱。”而在我看来，受访者不断念叨“我给你说”，既有顺民概括出来的这些意思，但似乎也是他终于有了言说机会之后的一种情绪反应：兴奋，紧张，作为打人“帮手”（受访者当年是少先队员）的豪迈，作为“受害者”（妻姥娘之死意味着他也是间接受害者）的无奈，以及事隔多年后因残忍而起的心有余悸，因借土改吓唬现任村主任吓唬成功的开心。情绪既然如此复杂，讲述时可能就情动于中，慌不择路。它是鲁利亚所谓的“内部言语”f，既被复杂的情绪浇灌，又有了“冲口而出，纵手而成”的文学效果。这时候，实录已是恐怖片，鲁顺民是导演，受访者则成了民间艺人，直把这个土改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杀声震天，谁看了都得做一晚上恶梦。

　　当受访者讲到人民法庭的场景时，我想到了土改小说中的描述，也想起了钱理群的那番分析：

　　这类小说模式结构上的另一显著特征是，无一不是以“斗争会”作为“顶点”，小说一切描写、铺垫，都是为了推向这最后的“高潮”，也即群众性郁愤情绪总爆发的暴力行动，两部小说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描写：“人们都拥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打死偿命！’”“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四方八面，角角落落，喊声像春天打雷似地往前面直涌”，“赵玉林和白玉山挂着钢枪，推着韩老六，走在前头……后面是一千多人，男男女女，叫着口号，唱着歌，打着锣鼓，吹着喇叭”（《暴风骤雨》）。这里，群众性的暴力，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既是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是美的极致：作者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强暴的美。g

　　可以看出，小说中所叙所描，与这些民间记忆是大体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你不能说它们违背了生活逻辑。但问题是，那个时候的小说又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小说作者一方面要删除那些不利于“政治正确”的内容，以免暴力得太血腥，以致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惧；另一方面，他们既要借助于政治的威力，又要借助于“诗性正义”的小说法则，努力“缝合”暴力之恶与“政治正确”之间的裂痕。于是暴力不但可以被安全生产，而且最终能够顺理成章地提升起来，成为可供人们欣赏把玩的“仇恨美学”和“暴力美学”。这就是本雅明所谓的“政治美学化”h。

　　而民间记忆却是另一种情况。鲁顺民特意指出，这种记忆关于时间是如何表述的，那里积淀着灾变和政治运动对乡村结构和秩序的改变。他没有指出的是，民间固然也会被政治裹挟，但其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却依然健全。加上山高皇帝远，许多年之后他们再来讲述，已不可能有所顾忌，所以，民间记忆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文本。但这种文本能进入初二学生的历史课堂吗？中国向来有“正史”和“野史”之分，野史当然无法撼动正史，但它并非可有可无。表面上看，正史光明正大，招摇过市，但实际上却破绽百出，这时，就需要野史去修补、丰富和完善，去呈现更多的历史细节。当然，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它们都无法逃脱本雅明的责难：“任何一种文明的文献无不同时记录着野蛮。”

　　从时间上看，鲁顺民的这轮田野调查是在2005年前后完成的，而那时候，他的访谈对象大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所以，这种访谈更带有“抢救”性质。而能把这部分口述历史捞上来，晒出来，我以为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想，理解了他的这番举动，也就理解了“在地性”的引申义，他的“在地性”写作就可以增加一个重要的维度了。

　　2016年3月13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文化与文学生产的关系研究（1990年代以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5BZW008

　　a 转引自〔德〕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b 〔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9页。

　　c 参见〔美〕奎恩编：《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上），曹明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88-450页；〔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4-136页。

　　d 参见《汪曾祺全集·铁凝印象》（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e 《第3课〈土地改革〉教学设计》，http：//www.sqedu.net/nc9z/newsInfo.aspx？pkId=13641.

　　f 参见〔苏〕A.P.鲁利亚：《神经语言学的主要问题》，赵吉生译，《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

　　g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h See 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trans.Harry Zohn，London：Fontana Press，1992，pp.234-235.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