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金昌 枯燥之中寻找乐趣

　　走进蔡金昌的工作室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各种纸版，前片、后片，大袖、小袖等等都整齐的码在一起，每一张上面都清楚地写着其中的松量、数据。上学的时候觉得打版是这世界上最枯燥的工作之一，每每想到如果成天都要与数字、弧线、原型衣打交道头就不自觉的嗡嗡作响。所以，对于打版师这个职业，我确实相当佩服。

　　我想我们可以尊称蔡金昌先生一句蔡师傅，因为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几十年，见证了红都的兴起和转变。蔡师傅起初来到红都的时候并不是做打版的工作，而是做的车间工艺。他1979年参加工作却是在1992、1993年左右才开始从事制版，直至现在他也兼做车间工艺、流程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红都是以为国家领导人做重要活动的服装而享誉业界的，提到红都就会想起那些曾经穿着红都的领导人们。但是在蔡师傅的职业生涯里，这似乎却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他几乎很少为领导制版，但他却也没因此就在工作上疏忽过、怠慢过。说道他曾经参与制作过的版的时候，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只给西哈努克做过版，因为我们公司有专门给中央首长制作的团队。”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笑着，只是简单描述着一件工作，而不是一件憾事。

　　作为一家成立了几十年的服装企业，红都这些年在版型上的变化，应该没有人会比蔡师傅更了解，尤其是在他熟悉的男装版型上更是如此。“版型的变化实际是跟着市场走。比如说1990年前后，流行双排扣、一粒扣、大驳头，再到后来就不流行大驳头了，驳头就又变小了，又开始流行两粒扣、三粒扣。像我曾经做过中国男足评选最佳阵容的时候的衣服，大概在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三粒扣刚时兴，我们就选择了三粒扣，这些都是跟着市场走的。西服不是一年有多大变化，但它会有微小的变化，隔几年再往回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相对变化比较大。你看这两年男西服驳头就又变窄了，这就是一个时期的流行。”

　　版师和设计师的合作主要是通过沟通来进行，设计师通过设计来表达，版师通过制版来表达，同样的服装在不同设计师、版师的组合里也能幻化出不同的摸样。“设计师和版师之间要有沟通，这是必须的。设计师设计完毕要通过版师体现在成衣上，如果不沟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工艺上这个不太好处理，版师要和设计师沟通，这样是不是可以，是不是要有一些小的改动，这些改动要得到设计师的认可，效果不变，只是在工艺上更好处理一些。”

　　在工作中，蔡师傅是认真的，甚至我们在给他拍摄一些杂志用图的时候，他也提出某个拍摄的角度中，人台上的衣服不那么工整，不如换个角度，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在工作上也一定追求着细节上的小完美。

　　打版是相当枯燥的工作，至少在我们看来如此。光是纸版就要画画改改，该放多少、收多少，弧线是否规整，下摆摆到哪里更好看，每一件都要反反复复地修改，又何况样衣做好后还要在人台上继续修改，也许稍有不对就要重新再来。可是在蔡师傅心里却不是这样，将近二十年的制版生涯，让他已经把这项工作转化成了一种乐趣，“这种乐趣是在于，你打版，我也打版，用同样的数据、同样的图，但是出来的效果却不一样。也许单纯做版是有些枯燥，但是要看到最后的样衣、成衣，你会看到细节的不同。当最后出来的成品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你觉得特别满意的时候，那是一种享受。尤其是男西服，戗口线高一点、低一点视觉效果都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通过你的版出来的，比如开口是3.5cm还是4.5cm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最后的美感，是让人非常享受的。”说这话的时候，蔡师傅指着展示间里的一件男西服，慢慢地向你诉说着这其中的奥妙，刹那间我也似乎可以感受到那种心情，就像每一次我们写东西的时候，中间也常常需要反复确认、修改，但因为你喜欢，所以便不觉得这是枯燥的，每一次看到你写的东西被人所认可的时候，心里也会感到一种莫大的荣誉感。于打版师而言，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似乎每一个从事多年打版工作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逛商场”，即便蔡师傅是一位男士。“我逛商场，有时候可能比女同志逛得还要细。”蔡师傅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其实，也不是有意的，就是不自觉的就会被吸引过去。看到某个人的某件衣服觉得‘这个真漂亮’或者‘这个细节处理的真棒’，它就自然而然地会看过去。”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职业病，但是更多，还是将打版当作了一种乐趣，才会不小心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版型上。

　　不工作的时候，作为一个传统的北京人，蔡师傅也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去遛鸟、下棋，只是在家看看体育或者研究研究制版。听起来是有些枯燥，但是我想打版已经是他最大的爱好，当一个人能寓工作于爱好的时候，那也算得上是一种快乐，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快乐的，在工作中，在生活里。

　　文/本刊记者 沈亚欣 摄影/李硕